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世通称“桐城派”。桐城派以其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而闻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

“桐城派”在做学问上的发展一脉相承。张泽国说，一祖方苞首创源于《易经》的“义法”说，强调“言有物”“言有序”，注重散文“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祖刘大櫆提出“神气”“音节”“字句”说，补充拓展了“义法”说；三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长相济说与“阳刚”“阴柔”并济的行文风格。至此“桐城派”散文理论臻于完备。

张泽国介绍，“桐城派”的文章特点是“文从字顺、精严简洁”。后来晚清以曾国藩、姚莹、薛福成、吴汝纶为代表的后辈，又提出文章要“经世致用”“立诚求真”等观点，大大丰富了“桐城派”散文艺术理论。

“桐城派”弘文重教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临近文庙的桐城中学，至今高悬着晚清“桐城派”宗师吴汝纶撰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下联：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横匾的“勉成国器”也从此成为桐中校训。

据《桐城县志》记载：吴汝纶于1902年回乡创办桐城学堂，寄希望于桑梓教育。百年兴衰，弦歌不辍。该校正如当年吴汝纶所期望，培养出一批国器人才。如美学大师朱光潜、两院院士陆大道、文学家舒芜等。。(补充文庙记载）

此为桐城派主要作家师承膺服关系图。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派“四祖”。 (来自:腾讯儒学)

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在散文方面，他提出“精”、“气”、“神”三主张，认为作文应“率其自然”，“修辞立其诚”，不仅要有变化，还应有“独知”。后人多推他为桐城派开山祖之一。　

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代表作有《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等。 (来自:腾讯儒学)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姚鼐、王灼、吴定、张惠言皆为其门下弟子。论文强调“义事、书卷、经济”主张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气”、“音节”、“字句”，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著有《海峰文集》等。

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早年随伯父姚范和刘大櫆学习经学、古文。桐城派的义法论和声气论经其发挥和深化，成为一套较系统的古文理论。他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济”，总结文章的阳刚、阴柔两大类风格，认为两种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其散文简洁清淡，纡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诗有清拨淡远之致，尤工近体。著有《惜抱轩全集》等。 (来自:腾讯儒学)

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荻林，号椒园，仁和（今杭州）人。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举博学鸿辞，官山东按察使。风流儒雅，诗笔亦同，书法在兰亭、丙舍间。卒年七十一。著《隐拙斋集》。

张惠言（1761～1802），清代词人、散文家。原名一鸣，字皋文，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张惠言早岁治经学，工骈文辞赋。后受桐城派刘大櫆弟子王灼、钱伯垌的影响，与同里恽敬共治唐、宋古文，欲合骈、散文之长以自鸣，开创阳湖派。

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曾国藩自称论文师从方苞、姚鼐，为文义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颇不满于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谨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现的内容上强调了经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现形式上，则吸取了汉赋的优点，高洪雄健，呈现出阳刚之美。这就将桐城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湘乡派为主流的阶段，有“中兴”桐城派之功。

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号抱润翁，安徽桐城人，清末民初著名作家、学者。其为文固守桐城派规范，以宗经为本，并自谓“为文而不求之经是无本之学”。其文以碑传史为主，无雄奇瑰伟之观。然而思辞深婉，言简意长，幽怀微旨，感喟低徊，有阴柔之美。其文得方苞、姚鼐真传，高洁纯懿，酝酿而出。语言的雅洁可与方、姚角立。 (来自:腾讯儒学)

吴汝纶（1840－1903），清桐城人，字挚甫。同治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师事曾国藩，又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李奏议，多出其手。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赴日考察学制，回国后创办桐城中学堂，是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治学和教育事业上，对中西文学采取兼蓄并用的态度，主张讲洋务，搞教育救国。总结集为《桐城吴先生全书》。

姚永概，字叔节，号幸孙，安徽桐城人，受到家学的良好熏陶，18岁即考中秀才，23岁在江南乡试中居举人第一名（解元），后四次参加会试，均落榜而归。1894年，姚永概师从吴汝纶治学，前后长达九年。永概工诗，著有《慎宜轩诗》传于世。 (来自:腾讯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