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 字涤生，湖南湘乡人。 6岁人私塾读书，在祖、父辈的诱导下，刻苦攻读，奋发向上，用不到两年的时间，竟读完“五经”，曾国藩天资颖慧，意志坚强，加上严格的家庭教育，学业大进。道光四年(1824)，他随父曾麟书赴长沙应童子试，取得了优异成绩。道光六年，曾国藩再次赴长沙应童子试，名列第七。道光十年，曾麟书将儿子送到远近闻名的衡阳汪觉庵先生开设的唐氏家塾读书学文。次年，回本县涟滨书院，师从书院山长刘元堂习诗作文。刘氏对他悉心指导，对其诗文作品，大加赞赏，认为曾国藩将来必成大器。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参加科考，一举中榜，补上县学生员(即秀才)。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告别妻子，进入省城岳麓书院求学问经，在书院中，得到名师欧阳坦斋先生的赏识，诗文学业大进。道光十五年、十六年，他参加礼部会试和恩科会试，均遭失利。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发奋读书，“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道光十八年，为大比之年，再次参加会试，终于如愿以偿。中式取得第三十八名。接着殿试为三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三名进呈，清宣宗拔至第二名，引见皇帝，改翰林院庶吉士。曾国藩人了翰林院，是他仕途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他更名为“国藩”，意即为国屏藩，树立远大的政治抱负。他时刻牢记其祖父曾玉屏的家训：“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此后，曾国藩广结同僚，深得穆彰阿的呵护，官场得意，仕途畅达，十年之间，连升十二级，一跃成为权倾朝野的二品大员
曾国藩从道光二十年参加庶常馆散馆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官始，在朝廷重臣穆彰阿的栽培和赏识下，左右逢源，仕途一帆风顺。道光二十三年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参加考试，曾国藩的成绩列为二等第一，皇上亲自召见，擢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五年，曾国藩又升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他常常感到：“天恩高厚，不知所报”。道光二十七年，他再次“蒙皇上破格天恩”，迁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道光二十九年曾国藩改授礼部侍郎，此后四年之中，分别兼任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等部侍郎，号称“侍郎专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曾国藩对当时的政情利弊，官场风气，百姓疾苦了解全面，大有英雄无用武之憾，萌生归养之念。他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这表明曾国藩对清代官场吏治的腐败已有认识。因此，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后， 文宗即位(年号咸丰)，招贤纳谏。曾国藩心怀报国之志，鼓足勇气，连上奏疏，指陈时务。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他上《应诏陈言疏》，直抒用人之见，认为国家的发展与兴旺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方今之世，人才不乏，关键是如何知人善用。他认为：人才问题，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体现了“为政在人”的政治远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震惊朝野上下。这使兼任兵部侍郎的曾国藩焦急万分，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又上了《议汰兵疏》，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天下大患有两个方面，一是国用不足；二是兵伍不精。四月二十六日，他又冒死犯颜，上《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皇帝“敬慎”、“好古”、“广大”三种“美德”，作了认真辨析，陈述利弊。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其言当谨，其行当慎，必须“防琐碎之风”、“杜文饰之风”、“折人主骄侈之萌”。他列举事例以证之。如说广西用兵，“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好为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如选拔人才，“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黜浮”，以“杜文饰之风”。此外，曾国藩对民情民疾深有了解，对社会危机认识清楚，于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认为“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良民难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痛陈国用不足不足为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为了平抑银价，缓解民众之苦和社会矛盾，他于十二月十九日又上《平银价疏》。这些无不表现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作为竭尽全力捍卫封建统治的曾国藩，被朝廷委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重任”。他严格精选将帅，广招士兵，发布《讨粤匪檄》，向太平天国军队宣战，其间屡经受挫，苦苦拼杀，展开血战，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经过十余年的搏杀和起伏，曾国藩如愿以偿，将横扫大半个中国、几乎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镇压，成为清朝“中兴第一名臣”，被皇帝封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
此后，他回任两江总督，从事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军械所”，制造中国历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扩建“江南制造总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机器母厂”，也是中国第一家大型的近代工业基地。为了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1867年，曾国藩在“机器母厂”设立“翻译馆”，聘请英、美翻译及留学人员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成为清政府创办的时间最长、出书最多、影响很大的翻译中心。曾国藩致力于洋务运动，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把先贤“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设想付诸实践，使中国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推动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加速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时势把曾国藩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但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曾国藩，在功名事业之外，极其看重迸德修业之事，以为如此方能无忝其所生，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虽是他在初为翰林的思想，及至晚年，功成名就，官高位显，他仍时时念及自己的德行、操守与学问。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丛集，自顾竟无湔除改徙之时，忧愧曷已!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
曾国藩的德业修行，确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曾国藩的季女曾纪芬在撰《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中，写曾国藩生平行事：“文正官京师时，俸入无多，每年节啬以奉重堂甘旨，为数甚微。治军之日，亦仅年寄十金二十金至家。及功成位显，而丽亭公已薨，故尤不肯付家中以巨赀。至直督任时，始积俸银二万金。比及薨逝，惠敏秉承遗志，谢却赙赠，仅收门生故吏所醵集之刻全集费，略有余裕，合以俸余，粗得略置田宅。文正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欧阳夫人遣嫁四姐时，犹恪遵成法。忠襄公(即曾国荃)闻而异之。曰：‘焉有此事?’发箱奁而验之，果信。再三磋叹，以为实难敷用，因更赠四百金”。
官居一品，位极人臣，而所积之财产戋戋如此，嫁女之奁资又微薄如此，实在大可以励习俗而风末世，值得时人、后人深思。
曾国藩在时人看来，既立功、立德，又同样立言，他的文章在清代也堪称是第一流的，以致时人称他为“桐城古文的中兴大将”，在咸丰、同治、道光年间，“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这说明曾国藩在文学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就。
曾国藩自幼立志以治古文为业，由好桐城古文，到“由姚先生启之”，最终成为桐城派代表作家。 他说：“其(指方苞)古文为一代正宗，国藩少年好之”。“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据此他还将姚鼐列为“三十二哲”之一。对姚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义理，不薄考据”，表示赞赏。他认为姚鼐的文章“其言诚有可取”，“深造自得，词旨渊雅。……义精而词俊，忧绝尘表”。并说“方氏而后，惜抱固当为百余年主盟”。因此他对姚鼐所选编的《古文辞类纂》，推崇备至，“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这说明，曾国藩作文是效法桐城方、姚大师，是与桐城派大师的文论主张有承继关系的。
对曾国藩的文论思想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恰如其人，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我们说曾国藩继承并光大了桐城派的文论思想，他凭自己渊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中兴桐城派，并使古文创作贴近现实，联系实际，体现了“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传统观点。但是，我们对其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不可估计过高，近代一些名人的评价还是颇为中肯和公允的。刘声木说：“湘乡曾文正公国藩工古文学，在国朝人中，自不能不算一家。无奈后人尊之者太过，尤以淑乡人及其门生故吏为尤甚，言过其实，迹近标榜。……实则曾文正公古文，气势有余，酝酿不足，未能成为大家。亦以夺于兵事吏事，不能专心一志致力于文，亦势所必至，理有固然”。马彝初在《天马山房文集》中说：“曾氏之文，所学不充，不能深其文”。夏震武说：“姚姬传之文，非曾涤生敢望”。因此，曾国藩扛起桐城派的大旗，未能实现别树一帜，另立湘乡派的雄心。他“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长期在政途官场奔波，南征北战，振兴文学的宏愿未能付诸实践，这不能说不是他人生中的一大遗憾。(江小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