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曾亮(1786-1856)，原名曾荫，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时移籍江苏。他生长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诗书家庭，其祖辈为著名数学家梅文鼎，其父梅冲，饱学诗书，嘉庆五年(1800)中举，母亲侯芝亲自改订过弹词《再生缘》。因此他从幼年时代，就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少时工骈文”，年轻时以诗文见长，所交管同、方东树、姚椿、毛岳生等，皆文学之士。18岁时拜姚鼐为师。“姚鼐主讲钟山书院，曾亮与邑人管同俱出其门，两人交最笃，同肆为古文，鼐称之不容口，名大起”。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以知县衔分派贵州，因父母年老，未去赴任，于次年告病缴照。此后数年，曾入安徽巡抚邓廷桢与江苏巡抚陶澍之幕，然都历时不久。道光十二年，他再次人京，十四年授户部郎中官，直到道光二十九年去官回乡，在京师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官宦生涯。他自称：“曾亮居京师二十年，静观人事，于消息之理，稍有所悟，久无复进取之志，虽强名官，直一逆旅客耳。”以至他发出“我寄闲官十九年”，“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的感叹。终于在道光二十九年，告别京城朋友，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辞官归里后，梅曾亮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攻占南京，梅曾亮辗转避乱于王墅村，后“曾亮依河督杨以增”。咸丰六年卒于清江，年71岁。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诗集》、《文续集》、《诗续集》、《骈体文》等，另编有《古文词略》二十四卷。
梅曾亮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已经暴露，国内、国际矛盾日益激化。他身处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之中，与姚莹等其他桐城派作家一样，仍然维护封建礼教和统治，心系国家安危，表现出对国事与现实极度关心的热情。
他主张读书人要以救时济世为己任。他在《上汪尚书书》中写到：“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群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 以昌明道术， 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难几矣， 其不待时而可言者， 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他认为那些仕途畅达的人，有其位当应行其志，要以佐君济世为己任。那些才学高超，仕途阻塞，升迁无望的人，不要灰心丧气，要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这样才能真正有益于世。他在《复邹松友书》中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上者立功业，其次垂文章于将来， 有自见于没世之心， 则不必当吾世而尽如吾意也。”倡导仕人，要么立功，要么立言，人人都要为济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写下了《士说》、《民论》、《刑论》、《臣事论》等政论作品，揭露和批评官场及某些政事的弊病。他说：“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为患世。 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主张“法之加必自贵者始”，“任重而责之者厚”，“任轻而法之加者薄”，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就是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上方尚书书》、《上汪尚书书》、《复汪尚书书》等文中，他多方探讨国计民生之大事，谋划治国之道，心系国家安危。他在《记日本国事》一文中，根据自己听到的日本国的治国之道，比照中国社会的现状，赞叹日本政治“阶级少，则事权一，胥吏去，则上下通”，旨在抨击中国社会官多级多，层层专权，相互掣肘，不办实事，人浮于事的不良社会风气。鸦片战争爆发后，他更是表现出一腔爱国热情，为抗击外国侵略者、鼓舞官民士气而奔走呐喊。在《上某公书》中，他积极支持抗击英国帝国主义侵略。在写《王刚节公家传》、《正气阁记》等文中，讴歌抗击侵略者的英勇事迹，悼念英勇抗敌的阵亡将士。在《与陆立夫书》中，他总结鸦片战争爆发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提出诱敌登陆以扬我之长、制敌之短的克敌制胜的战术。在《徐柳臣五十寿序》中，他指出中国在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中国非兵不多，粮不赢，患气不振”。上述这些都表现出他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思想，也是他学术思想和文学思想形成的基础。
梅曾亮在桐城派的发展演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是由于他官场失意，仕途不畅，潜心古文学习，其古文创作成就高于同时期其他作家，吸引了许多文人归附门下。方东树推崇他：“读书深，胸襟高，故识解超而观理微，论事核，至其笔力，高简醇古，独得古人行文笔势妙处。此数者，北宋而后，元明以来，诸家所不见。为之不已，虽未敢许其必能祧宋，然能必其与宋大家并立不朽。”姚莹说他：“伯言为户部郎官二十余年，植品甚高，诗、古文功力无与抗衡者，以其所得，为好古文者倡导，和者益众，于是先生(指姚鼐)之说盖大明。”另一方面，道光后期桐城古文家较有名者，相继谢世，这为古文创作形成以梅氏为中心，客观上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梅曾亮这一时期，久居京城，交结文士，遍纳门徒，自然成为弘扬桐城派大师方、刘、姚散文理论的核心人物。梅曾亮是如何继承并发展桐城派文学创作理论的呢?
梅曾亮把刘大櫆（kui）提倡的“气”说，进一步阐述发挥。在桐城派四祖中，刘大櫆论文已经非常重“气”。他说：“昔人云：‘文以气为主，气不可以不贯，鼓气以势壮为美，而气不可以不息’此语甚好。”梅曾亮把刘氏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拓展，他说：“夫古文与他体异者，以首尾气不可断耳。有二首尾焉，则断矣。退之谓六朝文杂乱无章，人以为过论。夫上衣下裳，相成而不复也，故成章。若衣上加衣，裳下有裳，此所谓无章矣。其能成章者，一气者也。”可见梅曾亮非常强调行文的一气呵成，气脉流畅。他还说：“文气贵直而其体贵屈。不直则无以畅其机，不屈则无以达其情，故善为诗文者主乎达而已矣。”这就是说文章在主题鲜明、一气呵成的同时，要善于曲折尽意，不能一味直露。因为客观事物总是复杂多变的，作文要表达精深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就更需要曲折有致，这样才能表达得准确与完备，收到良好的效果。
梅曾亮论文重“气直体曲”，在学文的方法上，继承了刘大kui（从木魁）“音节者神气之迹”和姚鼐“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人”的主张，重诵读则轻文法。他说：“欲得其气，必求之于古人，周秦汉及唐宋人文，其佳者皆成诵乃可。夫观书者，用目之一官而已，诵之而人于耳，益一官矣。且出于口，成于声，而畅于气。夫气者，吾身之至精者也。以吾身之至精，御古人之至精，是故浑合而无有间也。国朝人文，其佳者固有得于是矣。诵之而成声，言之而成文。”只要把古文之文读熟成诵，就能凭自身之至精之气，得古人之至精之气，可见“读诵”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台山论文书后》中说：“台山氏与人论文，而自述其读文之勤与读文之法，此世俗以为迂且陋者也。然世俗之文扬之而其气不昌，诵之而其气不文，循之而词之丰杀厚薄缓急与情事不相称，若是者皆不能读文者也。文言之，则昌黎所谓养气；质言之，则端坐而读之七八年，明允之言即昌黎之言也。文人矜夸或自讳其所得而示人以微妙难知之词，明允可谓不自讳者矣，而知而信之者或鲜”。文言、质言虽然说法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可见梅氏在学文途径上，是继承了桐城派大家的主张的。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写到：“盖后世文人既以古文相号召，则势不能不取则于古作。然而取则古作，学其字句则嫌太似，学其法度又怕太拘，若欲学其精神则理论虽高，奈苦无下手之处。论文到此，真人穷途。所以桐城文人在音节字句上以体会古人之神气，则学古有途径可循；同时再在音节字句以体验己作之是否合古，于是作文也有方法可说”。这对梅曾亮继承的桐城派文论的实质作了较为深刻的评述。
梅曾亮成为继姚鼐之后影响最大的桐城派代表人物，在当时及后世均享有很高的评价。“京师治文者，皆从梅氏问法。当是时，管同已前逝，曾亮最为大师”。梅曾亮六十寿时，朱琦作诗志贺，曰：“桐城倡东南，文字出淡静。方姚惜已往，斯道堕尘境。先生年六十，灵光余孤炯。绝学绍韩欧，薄俗厌鹑黾。古称中隐士，卑官乐幽屏。文事今再盛，四海勤造请”。吴南屏在《梅伯言先生诔辞》中说：“时学治古文者，必趋梅先生，以求归、方之所传”，桐城派后期古文大家吴汝纶说：“郎中(姚鼐)君既没，弟子晚出者，为上元梅伯言，当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师，京师士大夫日造门问文法。”王先谦说：“道光末造，士多高语周、秦、汉、魏，薄清淡简朴之文为不足为。梅郎中、曾文正之论，相与修道立教，惜抱遗绪，赖以不坠。”所以说梅曾亮在桐城派中的地位和声望“仅次于方苞、姚鼐”，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汪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