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钊，字廉卿，亦作濂卿，号濂亭，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年(1823年)，卒于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湖北武昌人。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师事曾国藩，与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弟子”，其三人都受洋务运动思潮影响，惟独张裕钊恪守桐城家法，并谓“得之桐城者，宜还之桐城”。由此可见，张氏是桐城派后期的中坚，也是桐城派余绪赖以不坠的重要人物。少时塾师授以制艺科举之业，不以为意，却对家藏曾巩的《南丰集》，时时窃读之。自少即笃嗜方苞、姚鼐之说，常诵习其文。以为“雍乾以来百有余年，天下文章，乃罕与桐城俪者”(张裕钊《吴育泉暨马木宜人六十寿序》)。曾国藩阅其卷，赏识他的才华，既而来见，问：“子岂尝习子固文耶?”裕钊私自喜。曾国藩益告以文事利病及唐宋以来家法，学业大进。张裕钊更加勤奋，对司马迁、班固、司马相如、扬雄之书，无一日不诵读。自言“生平于人世都无所好，独自幼酷喜文事，”(张裕钊《与黎莼斋书》)。曾国藩曾嘉许“吾门人可期有成者，惟张裕钊、吴汝纶两生耳”(《清代七百名人传》)。历主金陵文正、江汉经心、鹿门诸书院，又主保定莲池书院。一生主要从事教育，造就人才甚众，声望益隆，但遭遇益困。他淡于仕进，“自度其才不足以拯当今之难，退自伏于山泽之间。然区区之隐，则未能一日以忘斯世”(张裕钊《赠清卿庶常序》)。其时曾国藩功业卓越，权倾朝野，四方人士奔走求官者，不计其数，而张裕钊相从曾氏数十年，捐弃华丽荣乐之娱，穷毕生之力，苦形瘁神，独以治文为事。东游日本，搜古籍，多得唐宋善本，辛苦集资，藏书数十万卷。著有《濂亭文集》，其门人查燕绪为之刊于金陵。黎庶昌又刊其遗书于四川，为诗文两集。民国甲寅，其孙孝移刊其全文于北京为《濂亭全集》。
张裕钊不独精于文，工于诗，且书法亦肆力研求。临池之勤，未曾一日间断，其“书法导源晋魏，突过唐人”，“所书碑版，近人搜集葆贵之”(夏寅官《张裕钊传》)。
张裕钊论学秉承桐城派文人宗旨，以为“学问之道，义理而已。其次若考据，词章，皆学者不可不究心”(张裕钊：《复查翼甫书》)，论文亦尊“姚氏暨诸家‘因声求气’之说为不可易也”。他说：“古之论文者曰：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譬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故“欲学古人之文。其始在因声以求气，得其气则意与辞往往因之而并显，而法不外是矣。是故契其一而其余可以绪引也。”这种因声求气之法，表之在“声”，欲得之在“求”。向何处去求呢?他说：“曰意、曰辞、曰气、曰法之数者，非判然自为+事，常乘乎其机而混同以凝于一，”它们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乘乎其机”，浑然一体，达到密不可分的境界。既然意、辞、气、法皆乘“机”而行，只要找到了“机”，便可判然而释了。因此可以说识之在“机”。何谓“机”?张的回答是“惟其妙之一出于自然而已。自然者，无意于是而莫不备至，动皆中乎其节，而莫或知其然。日星之布列，山川之流峙是也”。又谓“宁惟日月山川?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夫文之至者，亦若是而焉而已”(张裕钊：《答吴挚甫书》)。 这里，他将复杂抽象而艰深的文学理论问题引入自然界之中，并以日月山川等形象化的概念表从小来，变不可见为可见，使不可捉摸而为可以捉摸，指出一条散文创作、学习、欣赏的门径，世以为知言。值得注意的是，张裕钊然提出了文法自然的审美思想，但是这种自然是经过作者“意”的选择，改造了的自然。他说：“文章之道，莫要于雅健，欲为健而厉之已甚，则或近俗；求免于俗而务为自然，又或弱而不能振。古之为文者，若左丘明、庄周、荀卿、司马迁、韩愈之徒，沛然出之，言厉而气雄，然无有一言一字强附而致之者也，措焉而皆得其所安。”可见他所要的是既非“厉之已甚”，又非“弱而不能振”而应是“措焉而皆得其所安”的自然，故而“吾所自为文，则一以意为主”，顺其自然之妙，“而辞气与法胥从之矣”(张裕钊《答刘生书》)。
张裕钊的文章“典重肃括，简古赅练……以柔笔通刚气，旋折顿挫，自达其深湛之思”(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如他的《送吴筱轩军门序》写道：
天下之患，莫大乎任事者好为虚伪，而士大夫喜以智能名位相矜。自夷务兴，内自京师，外至沿海之地，纷纷藉藉，译语言文字，制火器，修轮舟， 筑炮垒，历十有余年，糜帑金数千万，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不实之痼，至于如此。海外诸国，结盟约，通互市，帆樯错于江海，中外交际，纠纷错杂，阗咽胶猫，国家宿为怀柔包荒，以示广大， 虽元臣上公，忍辱合诟，一务屈己。 而公卿将相大臣，彼此之间，上下之际，一语言之违，一酬酢之失，刻绳互竞， 忿恨馔忮，莫肯先下。置国之恤，而以胜为贤，挞于市而谇于室，忘其大耻而修其小忿，何其不心竞者欤?国之所以无疆，外侮之所以日至，其不以此欤?
平静的语言中，涌动着慷慨激昂之气，激荡着愤世忧国之情。揭露了清统治集团腐败误国，“任事者”只好虚名，不务实际，“一旦有事，责其效，而茫如捕风”；“公卿将相大臣”，大敌当前却忙于内讧，“忘其大耻而修其小忿”；最高统治者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怀柔包荒”，妥协退让，致使“国之所以无疆，外侮之所以日至”，指出了丧权辱国的根本原因。
在内忧外患，国家日益深重的危机中，他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以及官场的黑暗腐败，因而希望在保持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政治上有所改良，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强国防，抵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他在《送黎莼斋使英吉利序》中说：
泰西人故擅巧思，执坚仞，自结约以来数十年之间，益镌凿幽渺，智力锋起角出，日新无穷。其创造舆舟兵械火器暨诸机器之工， 研极日星纬曜水火木金土石声光气化之学，上薄九天，下缒九幽，剥剔造化， 震骇神鬼，申法警备，确若金石，发号施令，疾驰若神。 又以其舟车之力，穷极六合四远，五大洲之地，无所不洞豁， 徜徉四达，竞相师放，精能做诡，甚盛益兴，天地剖泮以来所未尝有也。
他看到了西方列强科技发达所产生的巨大威力，“而当世学士大夫，或乃拘守旧故，犹尚鄙夷诋斥，羞称其事，以为守正不挠”。痛感“‘鹪鹏已翔于寥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岂非惑欤”?主张积极因应世变，“穷则变，变则通，而世运乃与为推移。”“欲得俊异志节之彦，相与精求海国之要务，以筹备边事。盖强本折冲尊主庇民之计，诚莫先乎此”。提出“柔远之方，必得其要，必得其情。得其要，得其情，而吾之所以应之者，乃知所设施。且即吾所为乘时顺天，承敝易变，使民不倦者，神而明之，利而用之，亦可以得其道矣”。他的这种主张与洋务派是基本上一致的，他既不满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又要维护极度腐败而误国害民的朝廷的尊严，就不得不以“柔笔”以达其“深湛之思”。尽管清王朝的世运如一驾锈蚀破败的马车，已经难以“推移”，但他还是深切希望它能够因时而“变”，以赶上时代的步伐，从中可见其殷殷爱国之情。
张裕钊的散文不仅以议论见长，他的传记、小品对人物的刻画也颇得桐城真传。吴孟复评其“白描传神，韵味极胜，确足以上承姚鼐而下开马其昶”。
张裕钊的游记也写得颇有思想。如他的《北山独游记》：
余读书马迹乡之山寺，望其北，一峰萃然而高，尝心欲至焉，无与偕，弗果。遂一日奋然独往，攀藤葛而上，意锐甚；及山之半，足力倦止。复进，益上，则涧水纵横草间，微径如烟缕，诘屈交错出，惑不可辨识。又益前，闻虚响振动，顾视来者无一人，益荒凉惨栗，余心动，欲止者屡矣，然终不释，鼓勇益前，遂陟其巅。至则空旷寥廓，目穷无际，自近及远，洼者隆者，布者抟者，迤者峙者，环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来相御者，吾身之所未历，一左右望而万有皆贡其状毕效于吾前。
随行写景，富于境界的变化，颇能引人人胜，更记述了攀登过程的心路历程：始则“奋然独往，意锐甚”，再则“微径如烟缕”，茫然其间，“惑不可辨识”；继则“益荒凉惨栗”，“欲止者屡矣”，最后“鼓勇益前，遂陟其巅”。至则“空旷寥廓，目穷无际”，美不胜收。文虽简略，却写得有景，有情，有序。文末感叹道：
吾于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辽远殊绝之境，非先蔽志而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者，有能诣其极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于是叹余向之倦而惑且惧者几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
这种“独决于一往”，“不以倦而惑且惧而止”的攀登精神，不仅之于登山，而对于人们治学，处事，立业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它昭示人们在到达“辽远殊绝之境”的路途中，人的意志力的决定作用。富于哲理，耐人寻味，在《愚园雅集图记》作者借园林觞咏之乐，发思古思贤之情，抒国家兴亡之忧：
昔乐天当唐室之衰，遘值馋娼，远迹高举，晚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冯宅，息躬其中，穷极池台水竹琴酒弦歌之乐，为《池上篇》以纪其事。然此犹曰全身远害，闲居独游而已。其刺苏州，以九日宴集，醉题郡楼，乃益酣喜淋漓，快然其自得，恣情而罔恤。当是时，朝政昏 瞀，牛李朋党交煽，河朔再乱，中外交讧，乐天岂一无所关其虑，而诚有乐乎此哉?盖君子之处于世，夷怿险艰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则一放意于林泉岩壑，宾朋宴集以自遣。若刘伯伦、陶渊明之耽嗜于酒；倪迂、顾阿英、冒辟疆之徒，当元明之季，园亭宾客之盛，甲于东南；而杜子美值天宝乱起，饮李氏园，其为诗乃曰：“上古葛天民，不遗黄屋忧，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可以知其趣已……
文中阐述了白居易、陶渊明、冒辟疆、杜甫等人琴酒弦歌、酣喜淋漓，并非“诚有乐乎此”也，而是“夷怿险艰不能以一致，或中有不自得，以一放意于林泉岩壑，宾朋宴集以自遣”，以排解国家治乱盛衰之忧。那么，“今诸贤之集，其与乐天暨昔之君子所志，未知何如?”文中写道：
故当其流连景光，襄羊亭沼，俾倪竹石，掎裳连袍，狂饮大噱，放形遗物，横行阔视，忘得丧，外非誉，齐彭殇，混侯虏，宠辱不惊，理乱不闻，颓然与造物者游，而众莫知其所以，乃以全其真而得其志，此昔之君子胥先后而其出一途者，无虑皆以是也。
以古喻今，以乐衬忧，深雄沉郁，意味深长。曲折地表达了一个正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对朝政昏瞀和国家贫弱屈辱的深切忧虑。
在语言风格上，张裕钊注重声音的抗坠抑扬，讲求语词应节合度，“盖谓文章之道，声音最要，凡文之精微要眇悉寓其中，必令应节合度，无铢两杪忽之不叶，然后词足气昌，尽得古人声音抗坠抑扬之妙”。因此，他的文章不排斥骈丽，而是骈散结合，丰富多彩，语言瑰丽，颇有气势。前人对张文评价甚高，说他“于国朝诸名家之外，能自辟蹊径，虽张、吴(吴汝纶)并称，实为张之才识尤为超卓，意量尤为博大，汝纶亦推崇无异言”(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唐红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