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1697—1779），字才甫，又字耕南，号海峰；因其通晓医术，又号称“医林丈人”，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世居江滨陈家洲，后居枞阳镇寺巷。出生于书香门第，然身世不佳，他自述“家住皖江侧，薄田十余亩”，可见其潦倒落魄之境。其祖及父，世为秀才，均以教书为业。大櫆应乡试，两中副榜，后来“博学鸿词”及“经学”的两次应举中，均连遭失败。晚年曾任 黟县教谕、歙县问政书院山长，后又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他学优不仕，终其身皆撰文、教文、评文，以此成才甚众，也成就了他自己。抑或因无煊赫官位造势，其文名于民间甚至在其家乡周边地域，并不太响亮，以致人们谈起家喻户晓并引以为自豪的桐城派时，只乐道戴、方、姚，竟不知或忘记桐城派开山宗师中还有个“刘大櫆”在。这一似乎不可理解又极正常的现象，对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早期新的启蒙思想者、桐城文派中继者的坚实形象，毫无损伤。
一
“卓荦曾教老宿惊，坎坷今被群愚笑。”刘大櫆曾在《冶游行》诗中，如此描写他的生平。古文做得绝妙，命运坎坷不济。他幼从父兄读书，14岁时与诸兄同守业于吴直。及至青年极有抱负，期待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可是“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他的这种慷慨豪爽的性格，是他与同邑年青学子相友善，与其后来形成畅达明快的文风也颇有关系。二十九岁进京，受到方苞的赏识，誉他“乃今世韩、欧才也！”当时的一般达官贵人，都惊羡其文，有识之士均争与刘大櫆交往，于是声名鹊起。但他科场上却一直未能得意，33岁、36岁两次应乡试，皆只中副榜；39岁应顺天乡试，被黜。乾隆元年（1738），经方苞举荐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试，却被同乡大学士黜落。张后来为弥补一时之失，于乾隆十五年（1750）推荐刘氏应经学考试，然又因张去位而告罢。他只身流落至武昌，后又在浙江入东武窦公幕，直至乾隆二十六年六十四岁时才始任黟县教谕，至71岁去官，后应聘至歙县主讲问政书院。乾隆三十一年76岁离歙归故里，于江畔故居聚徒讲学，直至83岁病故。
学而优则仕，此乃几千年封建社会文人共同的人生道路。刘大櫆生于斯长于斯，自不能例外。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历了一个由竭力想做官，而终于认识到客观环境和自己的个性，不允许他做官的思想转变过程。主观思想的转变，客观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他与一般文人大相径庭的性格特点。
刘大櫆原以为凭自己的文才，可以做官谋生，既能解决“饥寒并迫”之苦，又可为朝廷尽贤。可当他一次又一次大失所望后，终于猛悟，故在《感春》诗中感叹道：“杜宇何须怨春去？春光愁煞独醒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只能“淡泊之为乐”，而非做官的那块料。青年时期的他就绝了做官之梦，所以他晚年向往的生活是“无意尘世”、“闭户为空文，思以垂之于后”，按照他的个性走自己的路，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敢于不平则鸣的强者。他之所以曾经渴求做官，不只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更企望实现他“泽及斯民”，“有益于人”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这一切均成泡影之后，他视富贵贫贱如身外物，但不失“古之君子”之风。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死者无数。他疾书《乞公建义仓引》、《乞捐输以待周急引》呼吁于社会，建议把粮食“藏之于民”，并要求乡里名流富户捐资救助灾民，以减轻贫病交加的农民之苦。
“性喜为辞章”，“唯文史是耽”，是刘大櫆性格中最主要特征。然其志与世殊，文与时乖，引起愚者之“笑饥讪侮”，他置之度外，“思以垂之于后”，他深信“自古文章之传于后世，不在圣明之作述，则必在英雄豪杰高瞻旷达之士所为，而龌龊凡猥奔趋荣利之辈，卒归泯灭无一存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为文既要有所继承，又要在内容和艺术上敢于创新。这样作出的文章，虽常为世人惊见骇闻，非怒则笑，但大可“卷而藏之”传于后世，“不复与世人相为酬答”。尽管他“文与时乖”。却酷喜且善于结交文友，他认为交友是达道、明理、为善的重要途径。他说：“余牴牾于世，而好与当世之英贤相结，孜孜焉，汲汲焉，如饥之欲食，如嗜欲之求而未得，毫毛丝粟之才，吾未尝不与之交”。交友的广泛性，打破了封建宗族观念的束缚，他说不仅“与四方贤俊交友，其于异性犹亲若弟昆”，对自己的晚辈以至同宗后辈亦然。应该说，这是刘大櫆又一性格特征。科第屡挫，仕途多舛，文坛树帜，深孚众望，终成“桐城家法”的一代宗师。
二
刘大櫆共著有231篇古文，其中论述文23篇，游记12篇，书信、序跋、墓铭志、祭文和杂记计196篇。纵观他的作品，尽管张扬光明，抨击黑暗的进步作品不多，甚至歌颂节孝的文字占有相当份量，然也绝非一些人所认定是“亟力提倡封建正统观念”，而只是未能摆脱封建正统观念。他在作品中对天道、君臣关系、男尊女卑、人欲、科举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却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黄宗羲、戴震，进步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客观的说，刘大櫆是一位深受封建正统观念束缚，但却具有一些唯物论观点的早期新的启蒙思想的作家。对此，资深桐城派研究专家周中明教授,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论述，颇值得学界瞩目：
一、揭穿天道无知，斥责衰乱之世
刘大櫆认为：“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相与回荡于宇宙之间”，他们都有其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天的支配。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也”！他强调的“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为了揭露坚持“天是有知”者，宣扬“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的蒙骗性，突显了他难能可贵的唯物轮观念。他愤而斥责自命为“天子”的皇帝，只不过是天所畜的鸟兽，根本没有资格充当“受命于天”的“天子”。进而指出，正是“天下无道”酿成“衰乱之世”，其具体表现为：“贤能者竄伏于下，而不肖者恣睢于上。智诈自骋，颉滑不仁，怙势袭威，无所顾忌。物产靡敝，而苑囿崇侈；民为竭塞，而畋游无度。啗肤咂血，其锋锐于蟁蝱，而深居高拱，憪然自以为尧舜焉。”当是时天下人趋利如骛，毫无“仁义”、“廉耻”可言，统治者名为“治之”、“生之”，实为“乱之”、“杀之”。刘大櫆预言，这种权贵者终有一天必为被压迫的卑贱者所推翻。在所谓“康乾盛世”的封建时代，他能从哲学和政治上作出如此深刻、清醒、敏锐的揭露和判断，令人惊叹，富有振聋发聩的进步作用。
二、追求“利及生民”，反对“臣死其君”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正是后来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而刘大櫆却指责说：“吾独怪后之儒者混君臣于夫妇，且为之说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侍二夫。’不学之徒习闻其说而信之。”这里指斥的“后之儒者”及“不学之徒”，显然是对程朱理学奉行者的抨击。他认为，君臣之间是“共事之义”的关系，而非“受君之恩”主从依附的关系，进而断言“君臣以义合”，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大可不必为之效忠和惟命是从。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刘大櫆则认为：“夫君之所求乎臣，臣之所为尽忠以事其上者，在匡君之违，言君之阙失，使利及生民而已。”否则，便成了“君奴关系”，唯君命是从，对人民当是莫大的灾难。这既是刘大櫆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汲取。他还一再强调“人心之向往”，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时，他的结论是：“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后之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三、赞美商贾妇女，反对以业定人
“天不变，道亦不变”、“差等有别，莫敢逾僭”，这是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等级的信条，而刘大櫆则强调“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因而他对当时“重耕农而抑商贩”的封建传统观念大为不满，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应予以纠正。他宣称：“善读经者，其视圣人与农夫、商贾无以异焉。”他的不少作品，如《赠大夫方君传》、《封大夫方君传》中，盛赞商贾能“惠利及人”，“无问智愚贤否，一皆推诚相结”，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新兴阶层。
刘大櫆在赞美商贾的同时，还通过赞扬女子、乞人来贬低缙绅大夫。如他在《方节母传》中说：“若其眷眷以善继先人之志为心，缙绅大夫或不能，而女子能之。”在《乞人张氏传》中，又说：“夫天地之气不能无所钟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闻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贵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这种种贬低丈夫，抬高女子，贬低富贵者，抬高乞人的观点，既是对封建统治腐朽、封建道德沦丧的真实反映，又是同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封建传统观念公然相悖的。
四、肯定人必有欲，谴责科举败坏
程朱理学坚持要“存天理，灭人欲”，“克去己欲，复乎天理”，也就是要人们一切安于“天命”，听任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刘大櫆则肯定人必有欲，如他在《答吴殿麟书》中断言：“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他的《辨异》一文更从哲理上指出，包括“欲”在内的“七发之情”，都定如同天地必然生万物一样，是人的自然本性。这种本性的欲望还具有“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不可穷尽性。他举例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华；有宫室矣，而又欲其壮丽……有家矣，而又欲有国；有国矣，而又欲有天下……则又欲长生久视，历万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羡于富贵佚泳而欲其有之也，岂有终穷乎？”因此，他反对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而穷奢极欲，做官的要使“天下之民”“无不得其所”。
科举入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普遍欲望，刘大櫆也不能例外。然他对科举考试圈定《四书》、《五经》为内容，大加鞭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能使人“相与为臭腐之辞，以求其速售”，而不能“有天下之豪俊出于其间”。他斥责那些考官蓄意“毁白以为黑，誉浊以为清”，都是聋子和瞎子。他还进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那扼杀人才的整个社会。他说：“天生有才，常生于世不用才之时”，因为腐朽的统治者，“取才不必才，惟其善谀；弃人不必其不肖，惟其不识形势，不能伺贵人意指。从荐绅以迄里巷，父兄所以教戒其子弟，一皆摹揣成习。与人终日言，无一言稍可恃赖。”如此社会，怎不叫人愤恨欲绝？！
综上所述，刘大櫆的古文思想，跟他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黄宗羲、戴震和进步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的思想相比，确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然通观“全文”看“全人”，其基本思想倾向还是属于封建主义范畴的。我们既不能将其抬高到与上述当时进步思想家并列的地位，也不能不看“全文”只要求“全人”，把他看成是和封建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文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要坚持客观性、历史性、辩证性，禁忌偏激和制造冤假错案。
三．
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主要作家，他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不在继承，而在变化与拓大，其创作风貌与批评理论都与方苞等不尽一致。他不仅是一位气肆才雄的古文作家，而且还是个卓越的文艺理论家。
他的理论主张，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更全面系统地精邃透彻地集中于他的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之中。该著直可与宋李耆卿《文章精义》、元陈伯敷《文说》等名著并驱传世。
刘大櫆强调写作“另有个能事在”，这是他理论主张的基本特色。诚如郭绍虞所说：“义理，是方、姚文论的中心，而在海峰论文则并不如此。海峰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应在神气音节中求。”他的有关“神气”、“音节”说，是对散文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的总结，对后世的桐城派作家起到了很大影响。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恒、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他所谓“神气”是指作品的神采风貌，气势韵味，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因素，他有别于作品的内容，所谓“行文自另是一事”。对于文章的内容，刘氏提出义理。书卷、经济三个方面，也就是理学、考据学与经世之学。这就比方苞单纯提倡宋儒之学较为宽广，并开启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理论。
刘大櫆的“神气”说，本与王士禛“神韵”之说有着内在联系。然他的可贵处没有停留于“神气”论，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音节”、“字句”等作文的因素。他认为“神气”是“文之最精处”，音节是“文之稍粗处”，字句则是“文之最粗处”。“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与音节见也；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把文章的因素分作精者和粗者，要求从字句、音节中求得神气，这样就将抽象的艺术效果与具体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了，后来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的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姚鼐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因而他也提倡诵读，“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后来方东树提倡“精诵”，张裕钊标榜“因声求气”，林纾更认为“盖天下之最是动人者，声也。”这种以音节求神气的主张，后来成为桐城派文人代代相传的不二法门。
刘大櫆从“文之能事”来探讨文学创作之规律，又把“文人之能事”具体化为十二“贵”，指明了文学创作的要领。这十二“贵”的表述是：一、文贵奇。刘大櫆指出“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他赞赏的是：“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二、文贵高。刘大櫆认为“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为“文贵高”的内涵，并指出“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譬如不事粉华，翛然世味之外，谓之高人。三、文贵大。刘大櫆阐发的内涵是“道理博大，气脉洪大，邱壑远大；邱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四、文贵远。在他看来，“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者多，乃可谓之气远。……远则味永。文至味永，则无以如。”五、文贵简。他指出：“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奇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六、文贵疏。他确认：“凡文力大则疏，气纵则疏，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七、文贵变。刘大櫆从文学自身的特性出发，揭示了“文贵变”的必然性，并强调“变”的空间高达而宽广。“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八、文贵瘦。主要是指“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九、文贵华。他所贵的“华”，是“华与朴相表里”的“华”，不是那种“著脂粉”人为地加以装饰的华美，而是不失其质朴自然的“精彩浓丽”。十、文贵参差。刘大櫆认为骈散各有其优，对偶参差可以兼容而不是想排斥。他说：“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曲注为佳。”十一、文贵去陈言。对此刘大櫆作的说明是：“大约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原本古人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奉为儒家经典的“六经”，也列为不可袭蹈的“陈言”。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厥词了。十二、文贵品藻。在刘大櫆看来，“无品藻便不成文字，”文章不能不表现其品味、风格。他推重“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后来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的继承与发展。
行文至此，似可搁笔，然意犹未尽，还得总结几句：刘大櫆的古文创作成就和散文理论主张，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那“自成一家”的独创性和令人折服的理论主张，得到后来桐城派作家们的一致赞誉。与方苞可以凭借其显赫的政治地位扩大其文学影响迥然不同，刘大櫆毫无政治地位可言，是其文学成就自身的力量，使他成为一名封建时代早期新的启蒙思想者、桐城文派的继往开来的拓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