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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桐城知多少
纵横文都点春秋

桐城派二祖刘大櫆

刘大櫆(1697—1779),字才甫,又字耕南,号海峰;因其通晓医术,又号称“医林丈人”,安徽桐城(今枞阳)人。世居江滨陈家洲,后居枞阳镇寺巷。出生于书香门第,然身世不佳,他自述“家住皖江侧,薄田十余亩”,可见其潦倒落魄之境。其祖及父,世为秀才,均以教书为业。大櫆应乡试,两中副榜,后来“博学鸿词”及“经学”的两次应举中,均连遭失败。晚年曾任 黟县教谕、歙县问政书院山长,后又主讲安庆敬敷书院。他学优不仕,终其身皆撰文、教文、评文,以此成才甚众,也成就了他自己。抑或因无煊赫官位造势,其文名于民间甚至在其家乡周边地域,并不太响亮,以致人们谈起家喻户晓并引以为自豪的桐城派时,只乐道戴、方、姚,竟不知或忘记桐城派开山宗师中还有个“刘大櫆”在。这一似乎不可理解又极正常的现象,对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早期新的启蒙思想者、桐城文派中继者的坚实形象,毫无损伤。

“卓荦曾教老宿惊,坎坷今被群愚笑。”刘大櫆曾在《冶游行》诗中,如此描写他的生平。古文做得绝妙,命运坎坷不济。他幼从父兄读书,14岁时与诸兄同守业于吴直。及至青年极有抱负,期待着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可是“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他的这种慷慨豪爽的性格,是他与同邑年青学子相友善,与其后来形成畅达明快的文风也颇有关系。二十九岁进京,受到方苞的赏识,誉他“乃今世韩、欧才也!”当时的一般达官贵人,都惊羡其文,有识之士均争与刘大櫆交往,于是声名鹊起。但他科场上却一直未能得意,33岁、36岁两次应乡试,皆只中副榜;39岁应顺天乡试,被黜。乾隆元年(1738),经方苞举荐赴京参加博学鸿词科试,却被同乡大学士黜落。张后来为弥补一时之失,于乾隆十五年(1750)推荐刘氏应经学考试,然又因张去位而告罢。他只身流落至武昌,后又在浙江入东武窦公幕,直至乾隆二十六年六十四岁时才始任黟县教谕,至71岁去官,后应聘至歙县主讲问政书院。乾隆三十一年76岁离歙归故里,于江畔故居聚徒讲学,直至83岁病故。

学而优则仕,此乃几千年封建社会文人共同的人生道路。刘大櫆生于斯长于斯,自不能例外。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历了一个由竭力想做官,而终于认识到客观环境和自己的个性,不允许他做官的思想转变过程。主观思想的转变,客观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他与一般文人大相径庭的性格特点。

刘大櫆原以为凭自己的文才,可以做官谋生,既能解决“饥寒并迫”之苦,又可为朝廷尽贤。可当他一次又一次大失所望后,终于猛悟,故在《感春》诗中感叹道:“杜宇何须怨春去?春光愁煞独醒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只能“淡泊之为乐”,而非做官的那块料。青年时期的他就绝了做官之梦,所以他晚年向往的生活是“无意尘世”、“闭户为空文,思以垂之于后”,按照他的个性走自己的路,绝不随波逐流,要做一个敢于不平则鸣的强者。他之所以曾经渴求做官,不只是为了个人飞黄腾达,更企望实现他“泽及斯民”,“有益于人”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但这一切均成泡影之后,他视富贵贫贱如身外物,但不失“古之君子”之风。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草根木皮,掘剥几尽”,死者无数。他疾书《乞公建义仓引》、《乞捐输以待周急引》呼吁于社会,建议把粮食“藏之于民”,并要求乡里名流富户捐资救助灾民,以减轻贫病交加的农民之苦。

“性喜为辞章”,“唯文史是耽”,是刘大櫆性格中最主要特征。然其志与世殊,文与时乖,引起愚者之“笑饥讪侮”,他置之度外,“思以垂之于后”,他深信“自古文章之传于后世,不在圣明之作述,则必在英雄豪杰高瞻旷达之士所为,而龌龊凡猥奔趋荣利之辈,卒归泯灭无一存者。”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主张为文既要有所继承,又要在内容和艺术上敢于创新。这样作出的文章,虽常为世人惊见骇闻,非怒则笑,但大可“卷而藏之”传于后世,“不复与世人相为酬答”。尽管他“文与时乖”。却酷喜且善于结交文友,他认为交友是达道、明理、为善的重要途径。他说:“余牴牾于世,而好与当世之英贤相结,孜孜焉,汲汲焉,如饥之欲食,如嗜欲之求而未得,毫毛丝粟之才,吾未尝不与之交”。交友的广泛性,打破了封建宗族观念的束缚,他说不仅“与四方贤俊交友,其于异性犹亲若弟昆”,对自己的晚辈以至同宗后辈亦然。应该说,这是刘大櫆又一性格特征。科第屡挫,仕途多舛,文坛树帜,深孚众望,终成“桐城家法”的一代宗师。

刘大櫆共著有231篇古文,其中论述文23篇,游记12篇,书信、序跋、墓铭志、祭文和杂记计196篇。纵观他的作品,尽管张扬光明,抨击黑暗的进步作品不多,甚至歌颂节孝的文字占有相当份量,然也绝非一些人所认定是“亟力提倡封建正统观念”,而只是未能摆脱封建正统观念。他在作品中对天道、君臣关系、男尊女卑、人欲、科举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却与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黄宗羲、戴震,进步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客观的说,刘大櫆是一位深受封建正统观念束缚,但却具有一些唯物论观点的早期新的启蒙思想的作家。对此,资深桐城派研究专家周中明教授,有着独到而精辟的论述,颇值得学界瞩目:

一、揭穿天道无知,斥责衰乱之世

刘大櫆认为:“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相与回荡于宇宙之间”,他们都有其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受天的支配。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也”!他强调的“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为了揭露坚持“天是有知”者,宣扬“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于天也”的蒙骗性,突显了他难能可贵的唯物轮观念。他愤而斥责自命为“天子”的皇帝,只不过是天所畜的鸟兽,根本没有资格充当“受命于天”的“天子”。进而指出,正是“天下无道”酿成“衰乱之世”,其具体表现为:“贤能者竄伏于下,而不肖者恣睢于上。智诈自骋,颉滑不仁,怙势袭威,无所顾忌。物产靡敝,而苑囿崇侈;民为竭塞,而畋游无度。啗肤咂血,其锋锐于蟁蝱,而深居高拱,憪然自以为尧舜焉。”当是时天下人趋利如骛,毫无“仁义”、“廉耻”可言,统治者名为“治之”、“生之”,实为“乱之”、“杀之”。刘大櫆预言,这种权贵者终有一天必为被压迫的卑贱者所推翻。在所谓“康乾盛世”的封建时代,他能从哲学和政治上作出如此深刻、清醒、敏锐的揭露和判断,令人惊叹,富有振聋发聩的进步作用。

二、追求“利及生民”,反对“臣死其君”

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也正是后来程朱理学的重要特征。而刘大櫆却指责说:“吾独怪后之儒者混君臣于夫妇,且为之说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侍二夫。’不学之徒习闻其说而信之。”这里指斥的“后之儒者”及“不学之徒”,显然是对程朱理学奉行者的抨击。他认为,君臣之间是“共事之义”的关系,而非“受君之恩”主从依附的关系,进而断言“君臣以义合”,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大可不必为之效忠和惟命是从。朱熹说:“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刘大櫆则认为:“夫君之所求乎臣,臣之所为尽忠以事其上者,在匡君之违,言君之阙失,使利及生民而已。”否则,便成了“君奴关系”,唯君命是从,对人民当是莫大的灾难。这既是刘大櫆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又是他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汲取。他还一再强调“人心之向往”,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总结明代亡国的教训时,他的结论是:“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后之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三、赞美商贾妇女,反对以业定人

“天不变,道亦不变”、“差等有别,莫敢逾僭”,这是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等级的信条,而刘大櫆则强调“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世异则事变,时去则道殊”。因而他对当时“重耕农而抑商贩”的封建传统观念大为不满,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应予以纠正。他宣称:“善读经者,其视圣人与农夫、商贾无以异焉。”他的不少作品,如《赠大夫方君传》、《封大夫方君传》中,盛赞商贾能“惠利及人”,“无问智愚贤否,一皆推诚相结”,是一个大有前途的新兴阶层。

刘大櫆在赞美商贾的同时,还通过赞扬女子、乞人来贬低缙绅大夫。如他在《方节母传》中说:“若其眷眷以善继先人之志为心,缙绅大夫或不能,而女子能之。”在《乞人张氏传》中,又说:“夫天地之气不能无所钟也。明之亡也,金陵之乞人闻之而赴水以死。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富贵者不能,而乞人能之,亦可慨也夫!”这种种贬低丈夫,抬高女子,贬低富贵者,抬高乞人的观点,既是对封建统治腐朽、封建道德沦丧的真实反映,又是同男尊女卑、上智下愚的封建传统观念公然相悖的。

四、肯定人必有欲,谴责科举败坏

程朱理学坚持要“存天理,灭人欲”,“克去己欲,复乎天理”,也就是要人们一切安于“天命”,听任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而刘大櫆则肯定人必有欲,如他在《答吴殿麟书》中断言:“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他的《辨异》一文更从哲理上指出,包括“欲”在内的“七发之情”,都定如同天地必然生万物一样,是人的自然本性。这种本性的欲望还具有“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不可穷尽性。他举例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华;有宫室矣,而又欲其壮丽……有家矣,而又欲有国;有国矣,而又欲有天下……则又欲长生久视,历万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羡于富贵佚泳而欲其有之也,岂有终穷乎?”因此,他反对统治者为一己之私而穷奢极欲,做官的要使“天下之民”“无不得其所”。

科举入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普遍欲望,刘大櫆也不能例外。然他对科举考试圈定《四书》、《五经》为内容,大加鞭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能使人“相与为臭腐之辞,以求其速售”,而不能“有天下之豪俊出于其间”。他斥责那些考官蓄意“毁白以为黑,誉浊以为清”,都是聋子和瞎子。他还进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那扼杀人才的整个社会。他说:“天生有才,常生于世不用才之时”,因为腐朽的统治者,“取才不必才,惟其善谀;弃人不必其不肖,惟其不识形势,不能伺贵人意指。从荐绅以迄里巷,父兄所以教戒其子弟,一皆摹揣成习。与人终日言,无一言稍可恃赖。”如此社会,怎不叫人愤恨欲绝?!

综上所述,刘大櫆的古文思想,跟他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黄宗羲、戴震和进步文学家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的思想相比,确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然通观“全文”看“全人”,其基本思想倾向还是属于封建主义范畴的。我们既不能将其抬高到与上述当时进步思想家并列的地位,也不能不看“全文”只要求“全人”,把他看成是和封建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文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要坚持客观性、历史性、辩证性,禁忌偏激和制造冤假错案。

三.

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主要作家,他对桐城派的最大贡献不在继承,而在变化与拓大,其创作风貌与批评理论都与方苞等不尽一致。他不仅是一位气肆才雄的古文作家,而且还是个卓越的文艺理论家。

他的理论主张,散见于他的文集之中,更全面系统地精邃透彻地集中于他的理论专著《论文偶记》之中。该著直可与宋李耆卿《文章精义》、元陈伯敷《文说》等名著并驱传世。

刘大櫆强调写作“另有个能事在”,这是他理论主张的基本特色。诚如郭绍虞所说:“义理,是方、姚文论的中心,而在海峰论文则并不如此。海峰谓义理是材料,而不是能事。能事应在神气音节中求。”他的有关“神气”、“音节”说,是对散文的艺术规律、艺术特点的总结,对后世的桐城派作家起到了很大影响。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恒、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他所谓“神气”是指作品的神采风貌,气势韵味,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因素,他有别于作品的内容,所谓“行文自另是一事”。对于文章的内容,刘氏提出义理。书卷、经济三个方面,也就是理学、考据学与经世之学。这就比方苞单纯提倡宋儒之学较为宽广,并开启了姚鼐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合一的理论。

刘大櫆的“神气”说,本与王士禛“神韵”之说有着内在联系。然他的可贵处没有停留于“神气”论,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音节”、“字句”等作文的因素。他认为“神气”是“文之最精处”,音节是“文之稍粗处”,字句则是“文之最粗处”。“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与音节见也;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他把文章的因素分作精者和粗者,要求从字句、音节中求得神气,这样就将抽象的艺术效果与具体的表现形式结合起来了,后来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的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姚鼐说:“诗古文各要从声音证入,不知声音,总为门外汉耳。”因而他也提倡诵读,“急读以求其体势,缓读以求其神味”。后来方东树提倡“精诵”,张裕钊标榜“因声求气”,林纾更认为“盖天下之最是动人者,声也。”这种以音节求神气的主张,后来成为桐城派文人代代相传的不二法门。

刘大櫆从“文之能事”来探讨文学创作之规律,又把“文人之能事”具体化为十二“贵”,指明了文学创作的要领。这十二“贵”的表述是:一、文贵奇。刘大櫆指出“有奇在字句者,有奇在意思者,有奇在笔者,有奇在邱壑者,有奇在气者,有奇在神者。”他赞赏的是:“气奇则真奇矣;神奇则古来亦不多见。”二、文贵高。刘大櫆认为“穷理则识高,立志则骨高,好古则调高”,为“文贵高”的内涵,并指出“文到高处,只是朴淡意多”。譬如不事粉华,翛然世味之外,谓之高人。三、文贵大。刘大櫆阐发的内涵是“道理博大,气脉洪大,邱壑远大;邱壑中,必峰峦高大,波澜阔大,乃可谓之远大。”四、文贵远。在他看来,“远必含蓄。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说出者少,不说者多,乃可谓之气远。……远则味永。文至味永,则无以如。”五、文贵简。他指出:“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奇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六、文贵疏。他确认:“凡文力大则疏,气纵则疏,密则拘;神疏则逸,密则劳;疏则生,密则死。”七、文贵变。刘大櫆从文学自身的特性出发,揭示了“文贵变”的必然性,并强调“变”的空间高达而宽广。“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八、文贵瘦。主要是指“盖文至瘦,则笔能屈曲尽意,而言无不达。”九、文贵华。他所贵的“华”,是“华与朴相表里”的“华”,不是那种“著脂粉”人为地加以装饰的华美,而是不失其质朴自然的“精彩浓丽”。十、文贵参差。刘大櫆认为骈散各有其优,对偶参差可以兼容而不是想排斥。他说:“天之生物,无一无偶,而无一齐者。故虽排比之文,亦以随势曲注为佳。”十一、文贵去陈言。对此刘大櫆作的说明是:“大约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原本古人意义,到行文时却须重加铸造,一样言语,不可便直用古人,此谓去陈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奉为儒家经典的“六经”,也列为不可袭蹈的“陈言”。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厥词了。十二、文贵品藻。在刘大櫆看来,“无品藻便不成文字,”文章不能不表现其品味、风格。他推重“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后来姚鼐把文章的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当是对刘大櫆“品藻之最贵者,曰雄,曰逸”的继承与发展。

行文至此,似可搁笔,然意犹未尽,还得总结几句:刘大櫆的古文创作成就和散文理论主张,对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那“自成一家”的独创性和令人折服的理论主张,得到后来桐城派作家们的一致赞誉。与方苞可以凭借其显赫的政治地位扩大其文学影响迥然不同,刘大櫆毫无政治地位可言,是其文学成就自身的力量,使他成为一名封建时代早期新的启蒙思想者、桐城文派的继往开来的拓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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