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1558—1749），字凤丸，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皖桐城人。他是明初四川断事方法的裔孙，曾祖象乾，官副使，避冦侨居江苏上元（南京市）；祖帜，字汉树，号马溪，岁贡生，有文名，官至兴化县教谕；父仲舒，字南  ，号逸巢，国子监生，诗人，入赘于六合吴氏，故方苞生于上元六合留稼村。其时方氏家族衰落，所以他说，“余先世家皖桐，，世官达。自迁江宁，业尽落。宾祭而外，累月逾时，家人无肉食者，蔬食或不充”、“家无仆婢，吾母逾五十，犹日夜从灶上扫除，执苦身之役。”他在为胞弟椒涂写的墓志铭中，也道出了其童年家庭环境，“自迁金陵弟与兄并女兄弟数人皆疮痏，数岁不瘳，而贫无衣。有坏本委西阶下，每冬天，候曦光过檐下，辄大喜，相呼列坐木上，渐移就暄，至东墙下。日西夕，牵连入室，意常惨然。兄赴芜湖之后，家益困，旬月中屡不再食”。

六岁时，方苞随父迁至上元城内的土街。时黄冈杜濬、杜岕兄弟皆寓于江宁（今南京），桐城钱澄之、方文亦时往来，与仲舒常相唱和。方苞说他“仆少所交，多吴、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因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方苞的长兄方舟，比他大三岁，以八股文颇负时名，受其影响自少学习经史，很小就能背诵《易》、《诗》、《礼记》、《左传》等经典，故长而治经尤勤。二十岁左右，外出授徒，往来江淮河济。康熙二十八年（1689）方苞二十二岁时获岁试第一，补桐城县学弟子员，受知于学使高裔。二十三岁秋应乡试落榜，后随高裔去京师，游太学，其文章得到李光地、韩菼等人的赏识，同时得交前辈学者、史学家万斯同，钻研经学。在刘言洁、刘拙修等人的影响下，读研宋儒之书，遂倾心程朱之学，以致他在二十五岁时与姜宸英、王源论行身祈向说：“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这也成为他一生中所崇奉的准则。此后几年他在涿郡、宝应等地开舘授徒，曾两次参加顺天乡试均落榜南归。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二岁时，举江南乡试第一。三十三岁至京师，后两次参礼部考试均未及第，南归后移居金陵由正街故宅之将园，。康熙四十五年三十九岁再进京师应礼部试，高中进士，名列第四，又于将要参加殿试授官之际，方苞闻母病遽归，失去殿试夺魁的良机。康熙五十年，是方苞一生中最具戏剧性的转折点。这年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康熙皇帝，以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语多狂悖”为由，弹劾戴名世。方苞因给该书作序，牵连被逮入狱。他在狱中潜心读书，写出《礼记析疑》。同犯规劝他人都要死了还读什么书，并夺书掷地，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朝闻道，夕可死也。”后来，他追忆狱中见闻写成脍炙人口的散文《狱中杂记》，深刻揭露了清代封建社会监狱中的黑暗与腐败。康熙五十二年《南山集》案审决，方苞被判死刑。只因“圣祖一日曰汪霦死，无能为古文者”，李光地等人即趁机极力营救，回答皇上说：“惟戴名氏案内方苞能。”三月二十三日，康熙帝朱批：“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次日便被召入南书房。他几天之内，先后撰写《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等，每次呈奏康熙帝均受到赞赏，以为“此即翰林老辈兼旬就之，不能过也。”此后命以白衣入直南书房，而其家人仍全部没入旗籍。

从《南山集》案蒙皇上赦宥入直南书房始，方苞开始了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作为皇帝的文学侍臣，移直蒙养斋，教授诸皇子，编校乐、律、历、算等书，潜心于《春秋、《周官》研究，撰写《周官辨》、《春秋通论》、《周官析疑》、《容城孙征君年谱》等书。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他充任武英殿修书总裁等职达十年之久。

雍正皇帝即位后，以张廷玉为代表的桐城学人对其影响颇大，这也使方苞的政治处境较康熙朝有了进一步改善，方苞合族均被赦归原籍。方苞自己也获准请假一年，南归上元安葬父母，并回到桐城省谒祖墓，回京后官复原职。雍正九年，方苞六十四岁，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雍正十年五月迁翰林院侍讲，七月迁翰林院侍讲学士，曾与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国论治准尔泽望事宜，计十二条。方苞认为要“严军屯守，抚士蓄力，以待可胜之虏；勿为轻举深入，以邀难必之功”，后鄂尔泰奏请边地屯田，“其间多采先生之论”。雍正十一年三月，奉和硕果亲王教，“约选两汉及唐宋八大家古文”，刊授成均诸生“，其后于乾隆初诏颁各学官，成为钦定教科书。四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因足疾辞，命仍专司书局，不必办理内阁事务，“有大议，即家上之。”八月，充一统志馆总裁，奉命校订《春秋日讲》；雍正十三年正月，充皇清文颖馆副总裁；九月，高宗乾隆皇帝继位，有意大用先生。皇上“欲追践古礼，议行三年之丧，特下诏命群臣详稽典礼”，方苞乃作《丧礼仪·》。十一月，三次上疏乾隆帝：《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疏》、《请定常平仓粜籴之法疏》》、《请复河南漕运旧制疏》，三疏均下部议行。乾隆元年春，再入南书房。三月，上《请备荒政兼修地治疏》。六月，帝怜爱方苞年高体弱，命太医时往诊视，并因方苞工于时文，“命选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四书制义数百篇，颁布天下，以为举业准的”。命充礼义疏馆副总裁，上《拟定纂修条例疏》。乾隆二年六月，擢礼部右侍郎，方苞仍以足疾辞，皇上昭免随班趋走，许数日赴部，平决大事。朝廷“大除授并大政往往咨先生”。为了国家兴亡，他力排众议，连上《请矮除积习兴起人才疏》、《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疏》，遭朝廷官员反对。十二月，复以老病请辞侍郎职，虽被批准，但仍带原衔、食俸，教习庶吉士。五月，庶吉士散馆，方苞补请后到者考试，忌者劾之，谓有所私，遂落职，但仍命在三礼馆修书。方苞被罢职主要是朝廷官员嫉妒，皇上心知，故在吏部推荐祭酒官时，皇上说：“是官应使方苞为之，方称其任。”终因旁无应者而作罢。乾隆六年冬，《周官义疏》纂成，送呈皇上，一无所更，下令刊刻。第二年，方苞年届七十五岁，时患病痛乞解书局之职，回家安度晚年，乾隆许之，并赐翰林院侍讲衔。四月出都归里，杜门著书，不接宾客。时任江南总督尹继善，三次登门求见，苞均以疾辞。乾隆八年秋，寻医渐东，因作天姆、雁荡之游，作文记之。乾隆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卒于上元里第，终年八十二岁。

纵观方苞一生，可以《南山集》案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此前他以求学、治学、撰述、授徒为业；此后则宦海沉浮，非编撰之职不就，始终不脱一个文学辞臣的位置。尽己所能，为国为民；尽已之才，立德立言，堪称清代文人之典范。他历来被认为是桐城派的创始人，为桐城派文论思想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汲取同时代作家、学者的文论成果基础上创立“义法”说，把前人创立的文论思想加以具体化、理论化。方苞“义法”说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义法”是指文章体裁对写作内容的要求和限制。他从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出发，在文章内容方面强调“言有物”，在文章形式方面强调“言有序”，并且认为内容决定形式。他通过评析、考察前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得出各种文体在创作上的不同要求。并举多例说明。如在传记、家传等文体中，不能将奏议收录其中，所以他在评论前人作品时说：“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并且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这就是说，写作内容必须符合文体要求。如此创作出来的文章就可以戒空戒浮，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第二、“义法”是对文章选材以及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方苞明确指出，文章材料的取舍以及安排，必须与人物身份相符，“虚实详略要”因人而异，即以“义”来决定“法”。方苞在《史记评语》中，也是从繁简详略方面来规范“义法”的。他说：“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记》、《汉书》长篇，乃事之本体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这里他显然对《史记》《汉书》中的长篇文章予以肯定，因为“事体之本大”，无需用长短去要求它们。他评《史记·项羽本纪》这长文时，赞赏该文“先后详略，各有义法，所以能尽而不芜也”。再次说明作文宜祥则祥，当略则略，必须符合法度，故他说：“盖纪事之文，去取详略，措置各有宜也”。

第三、“义法”要求作文追求雅洁的文风。方苞说，“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乃得体要。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这里方苞所言的洁，不指作文在语言文字方面要简练，而且要在义法的原则下，对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有所取舍。只有这样才真正符合他所说的“气体最洁”。他盛赞《史记》行文符合义法的准则，就能实现文风“雅洁。”方苞常以《史记》等文为语言典范，旨在提倡典雅、古朴、简洁的文风，而他身体力行，写出了能实现他自己的文论思想的一系列散文，如名篇《左忠毅公逸事》等。

方苞“义法”说的文论思想，强调作文在内容与形式上完美结合和统一，并对文学创作上的艺术表现手法，提出了一些符合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具体要求，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颇具特色，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由于他的文论思想偏重于对古文传统的继承，注重对我国古文创作经验进行全面科学的总结，评斥是非得失，使人们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便于学习运用，故方苞以后，桐城派文论思想日臻完善，文风大振，作家云集，作品广为流传，一时倾倒朝野。这些与方苞“义法”说的理论易为人接受，符合时代发展需要是分不开的。因此，后人称颂他有“能集古今文论之大成”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