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一带，尤其是在毗邻的桐（城）、怀（宁）区域，只要一提到“桐城派”，人们脱口便道出戴名世、方苞的大名。尽管戴氏因文字狱罹难，人亡书毁，株连文友亲朋，以致学人忌议，世人避讳，但家乡人对他的爱戴和赞美之情始终如一。这除了生养万物的土地总是厚爱自己的儿女外，戴名世本身那勤苦潦倒的一生、愤世嫉俗的性格、正气凛然的古文创作，振兴古文的新颖理沦和反对科举、时文的叛逆精神等，都给后世人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怀念。他作为桐城文派开山鼻祖的“一祖”形象，将永远屹立于历史的沃土之上。然而，迄今仍有学者持戴名世非桐城派作家的观点。因此，对戴名世“这一个”个案作进一步研究，仍然很有必要。
生平与性格
戴名世( 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宋潜虚先生”。称其为“南山先生”始于他50岁时，因这年他在桐城家乡南山冈置宅，且著有《南山集》，故以其居处和书名称之；康熙五十二年他60岁时，因《南山集》案被清廷处死，为避残酷株连，世人隐其真实姓名，才称之为“宋潜虚先生”，此乃取“宋为戴族所自出”之意，其姓名均系虚托。
戴名世出身于没落的官宦书香门第，始祖于明末自婺源迁桐城。祖父古山曾在江西为官，父硕却一生授徒，家境贫困至极，但忠厚为人的家庭传统博得社会一致赞誉。戴氏在《先君序略》中说：“家世孝悌力|田，以赀雄乡里。里中皆称戴氏忠厚长者，县大夫辄尝馈问，以风示县人”，称其父“为人醇谨，忠厚退让，从不言人过失，‘与人交无畛域”，但终因艰苦备尝，又性不喜家居，48岁即病逝于东乡陈家洲馆次。陈家洲百姓泣呼：“天无眼矣！”戴名世则哀叹：“呜呼！人莫不有死，而先君客死，早死，穷死，忧患死，此不肖名世所以为终天之恨，没世而不能已者也。”此时28岁的他，受到极大的震撼，其后的愤世、犴悖性格的形成，当与此有很大程度上的因果关系。
戴名世少而多病，却聪明好学，智力超群。6岁从塾师受学，l 1岁即通读四书五经。24岁到34岁这十年间正值青年时代，他除从事古文写作外，主要是教书、写时文和考科举。康熙十九年28岁时，即被“以国士相目”补为秀才。33岁以廪生得选拔为贡生，34岁那年冬天，他又以文行兼优的贡生资格赴京入国子监肆业。这十年间，他创作大量散文，出版了专集，得到广泛赞誉。3 5岁至50岁这1 5年的壮年时代，他京试落第便遍历南北各地，以卖文养家糊口．同时为写明史广罗材料。在其《北行日记序》中描述道：“往余居乡，以教授糊口，不出一百二百里之内，岁得一锾二锾，与村学究为曹伍。计四时中省亲一再归，归数日即去，虽无安居之乐，亦无行役之苦。后以死丧债负相迫，适督学使者贡余于太学，遂不得已而为远役，则始于岁丙寅之冬．距今十五年。往返奔走，遍历江淮、徐泗、燕赵、齐鲁、闽越之境，凡数万里，每行辄有日记。”他将卖文所得存于友人赵良冶所者凡千金，在家乡买下南山冈田五十亩，并建宅室，题堂额曰：“砚庄”，准备终生隐居。然“家众凡十余人，皆游手惰窳，不谙种植。岁收所稻，仅足供税粮及家人所食，而余遂不能常居砚庄”。生活迫使他无法安居乐业，每年二三月即出游于外。自51岁至60岁被害，是他晚年时期。这十年间他往返于砚庄、金陵、姑苏寓所，从事八股文的编选以谋生。53岁和5 7岁时，他还先后考中举人和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59岁即遭御史赵申乔参疏，被捕入狱，于60岁那年的二月初十被处死。
纵观戴名世多舛的生平，不难窥见其思想性格上的主要特征。由于社会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他“少而狂简，多幽忧之思”。其父也是才子，“为文嘱草，步阶前数回，即落笔就之，不改窜一字”，然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夺去了他年仅48岁的生命，这对戴名世是“终天之恨”。其父生前见他好读书但不识时务，预他日后将同自己一样难以维计。他青年时代即“厌弃科举，欲为逸民以终老”，而“家贫无以养亲”，迫不得已在20岁时即开门授徒。虽对封建时俗强烈不满，却不得不从事时文（八股文）的传授，这就使他内心产生矛盾，极端痛苦而又不能自拔。因过多过度的“幽忧”，而致桀骛不驯的“狂简’’，此实乃为当时社 会所造成的一种“独特”。他将居室命名为“忧庵”，并写有《忧庵记》．既是对自己境遇的写照，更是对社会问题的忧愤和无奈。
戴名世终究是强者，他在《与弟书》中写道：“丈夫雄心，穷而弥固，岂因一跌仆而忧伤憔悴，遂不复振耶！”他愈困愈倔，愈傲愈斗，于治学为义上执著追求，顽强探索，以实现他振兴古文的人生理想。如果说他“少而狂简，多幽忧之思”终属其性格上的软弱，那么，他这种知难而进的追求和抗争精神，无疑是他性格上的最亮点。
戴名世高傲嫉俗的天性，决定了他好作愤世嫉俗之古文和酒后论世的放肆，故时时招来世人责怪和非议。《清史稿•戴名世传》说他：“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一介寒士竞遭到世人诸公如此畏惧和忌恨，最后被加之“大逆”罪处死而后快，也就似乎“顺理成章”了。封建主义的专制性和残酷性，造成了他必然的悲剧结局，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戴名世的性格的另一方面，是他在痛恶人之社会的同时酷爱自然．，性好山水。他在《数峰亭记》、《游大龙湫记》中，均反复提到“余性好山水” 他以“田”、“褐夫”为字，并作《田字说》、《 褐夫字说》，乐以鄙自居，视贵贱尊卑为粪土，可见对丑恶社会现实的厌恶。对自然人性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是他作为一名进步文学家有别于当时一般人的独特品行，实在是难能可贵。然戴名世终究是封建社会的戴名世，他有悖于王朝的“大逆”，招致的只能是杀身之祸。这不仅对他个人是无法避免的悲剧，同时也是对其后的方、刘、姚“三祖”及整个文坛的严酷警示。于是揭露、鞭挞社会的作品士者不敢问津，原因很简单：谁也不愿意自投罗网，重蹈《南山集》案之覆辙，做戴名世第二。这应该也是当时不敢尊他为桐城派“一祖”的主要原因。
创作与文论
戴名世好为古文创作的习性自少年开始。他在《自订时文全集序》中说自己“少而多病”，“病有间，因穷六经之旨，稍见端倪，而旁及于周、秦、汉以来诸家之史，俯仰凭吊，好论其成败得失，间尝作为古文，以发抒其意”。青年时期，其散文创作已颇有成就，仅24岁至34岁这十年间，即著有《芦中集>、《天问集》、《困学集》、《岩居川观集》等。壮年时代，他京试不第便遍游南北各地，以卖文为生，行程数万里，“每行辄有日记”，并为日后编写明史搜集资料。在他4 9岁时，弟子尤云鹗为他刻印了《南山集》，收古文百十余篇。时至晚年，仍为衣食煎熬，一边编选八股文以谋生，一边应乡试、会试，并编订《四书朱子大全》。5 9岁遭参入狱后仍在修订《四书朱子大全》，直至60岁时因《南山集》案发被处死才搁笔。我们说他为古代散文创作，为实现其崇高理想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样是最恰当不过的。
戴名世的主要成就是在古代散文创作上，自称：“田有自少学古文。”他极力反对时文（即“制义之文”，又称“八股文”），在《甲戌房书序》中说：“所为时文之法者陋矣，谬悠而不通于理，腐烂而不适于用，此竖儒老先生之所创，而三尺之童子皆优为之。”可见在戴名世眼里，时文是“谬悠”、“腐烂”，既“不通于理”又“不适于用”，只因科举应试之需要，连“三尺童子”也难免深受其害。对时文的弊害有如此清醒的认识，那他为什么还要写时文、教时文呢？他自己道出的原因是：一因“家贫无以养亲，不得已开门授徒，而诸生非科举之文不学，于是始从事于制义”；二因他认为世人既把古文、时文划分区别为两种不同的文体，那么作为一种文体的时文必须有其一定的作法，而这种“法”浅陋、谬悠，悖理无用，束缚思想，磨蚀意志，贻害无穷，务须排斥之，改造之。如何改造呢？他在<甲戌房书序》中指出：“然则何以救之？亦救之以古文之法而已矣。”可见他对时文是欲以古文来改造时文，一扫泛滥于文坛的时文僵化颓废之风。其友方苞在《南山集偶钞序》中也说，时文“此非褐夫之文也”。他是古文宗师，其门生尤云鹗说：“其所为古文较之制义更工且富，于是四方学者购求先生之古文踵相接也”。
戴名世创作颇丰，生前自编和身后门人好友刊行的计有《芦中集》、《困学集》、《天问集》、《柳下集》、《岩居川观集》、《周易文稿》、《自订时文全集》、《意园制义》、《齐讴集》（诗集）、《南山集偶钞》、《孑遗集》和抄本《忧庵集》等，可惜大都散失。
从戴名世流传下来的2 82篇古文作品来看，绝大部分思想内容健康向上，具有旗帜鲜明的进步性，读来令人觉得正气凛然．酣畅淋漓．在深受激励、教益的同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如在《杨维岳传》、《画网巾先生传》中，通过颂扬抗清志士的民族气节，表达了人们对变节投降的民族败类的愤恨之情；在《钱神问对》，《顾贞叟传》、《醉乡记》、《盲者说》、《河墅记》、《狄向涛稿序》等义中，对名为“康熙盛世”实为“败坏之世”的种种昏冥丑恶，包括科举之害、时文之陋，进行了极其深刻的揭露和抨击，而在现存的31篇游记中，作者又把祖国大好河山描绘得如诗如画，“且能融情于景，寓理于物，巧妙地把作者的人格与个性、理想与情操，寄托于他的游记描写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作品思想内容上的直面现实、干预生活的自觉性和追求真善美的坚韧性，为后“三祖”方、刘、姚所不及，此乃广大读者的共识。
戴名世在古文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其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 一位古文造诣很高的儒僧，看了戴的文章说：“吾素闻当今文不雷同者，惟此人。”他即使跟许多著名的古文家相比，也是艺高一筹，有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首先，他一改时文的“代圣人立言”．而主张“文章者莫贵于独知”，其作品具有“我之为我”的特色，第二，采用白描手法的技巧达到传神的效果，写实传神是戴文的一大特色。第三，文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篇篇锐意创新，别开生面。第四，率其自然，为文效法自然，追求自然本身之美，其作品严谨又不失活脱，形象饱满优美。他这种自觉地把握文学的形象性特征，进行神圣的艺术创造，是对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重大贡献。
戴名世为完成“振兴古文”的历史使命，“一洗时文之法之陋”，对于古文创作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新颖、可取的理论主张。他要求为文要“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指出此乃自古以来古文写作的共同规律。不只是在语言文字上要去“雕饰”，且要求文章的篇章结构即在文章的整体上，也要求自然畅达，做到“文贵自然，浑然天成”。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时文猖獗的年代，把“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作为散文创作最根本而不可背弃的原则提出来，却只有戴名世一人，尤其是“行其所无事”这后半句，更是自古无人道及。这种要求为文者彻底抛弃功利和人为的框框，完全按自然发展规律本身去写作，在当时诚然是一种超凡脱俗、颇为贴近近代现实主义要求的创作论，很富有民主性。
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无事”这一古文写作共同规律的统领下，戴名世的论文主张特别强调“言有物”，文章要有感而发，内容充实。在古文创作方法上，他要求“道、法、辞三者兼备”。他在《己卯行书小题序》中说：“道也，法也，辞也，i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他所谓的“道”自然指的是程朱理学之道，但他那率其自然的文学观点，坚持“我之为我”的“独知”原则，又使其创作出大量反映现实生活、揭露腐朽的作品，做了一位为封建统治者所不容的“大逆不道”的“这一个”文学家。他的所谓“法”，包括御题之法和行文之法两个方面，前者“有定”（八股文的同定格式），后者“无定”，“文成而法立”，视其内容灵活运用行文之法，以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他的所谓“辞”，即倡导 如《左》、《国》、庄、屈、马、班及唐宋八大家的“古之辞”之美，而摒弃“诸生学究怀利禄之心胸”的“今之辞”之恶，此乃实为后来桐城文标举“清正雅洁”的因由。在古文的艺术境界上，戴氏追求“精、气、神三者浑为一”之术。这一启示于道家养生之术的论文主张，是要求作家的主观修养、艺术构思乃至作品，在总体上所要达到的艺术境界。所谓“精”，他认为“雅且清”则精。作家唯具有良好的白身修养，才能在作品内容上弃糟粕取精华，然后才能在语言风格上达到清正雅洁。所谓“气”，指文章的气势。作家要有驾驭和超越客观事物的志向气质，才能写出风云激荡、气壮山河的作品。所谓“神”，指的是“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总体把握．要达到由表入里的‘真知’的地步”，“写出足以表现对象个性特征的神韵”。在向古人学习为文的承继性方面，戴名世的见解与做法也自有其独特和卓越之处。他说：“文章之道，未有不纵横百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也就是说，唯有“纵横百家”才能“成一家之文”。同时他又指出向古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仿古、拟古，而是为了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成一家之言”、“辟一径而行”，他那别开生面的散文创作，正好印证了他的这些文学主张的可取性和进步性。当然，戴氏的古文理论尚显得系统性不足，但颇富开创性，为桐城派开了先河，“桐城家法”自此得以奠基。后“三祖’’的文论，诸如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说，姚鼐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等，虽日臻完善，形成了全面、系统、完整的文学理论，但均能从戴氏的文学主张中找出其一脉相承的依据。应该说，后者是前者的承继、拓展和深化，也是对历代古文理论的扬弃和总结。
毋庸讳言，戴名世是清代最负盛名的古文家，但他却没有应有的历史地位。他是桐城派的开山鼻祖，却长期以来被排斥于开“派”宗师之外。这是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由于他在康熙五十二年因“《南山集》案”被处死，其文集遭禁毁，其姓名亦为人们所忌讳，残酷的株连更令学人士子谈“戴”色变，试想谁还敢斗胆冒统治者之大不韪，为他正名呢？然当清王朝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末期及至当代，持论公允欲还戴氏历史之“一祖”真面目者， 倒也大有人在。且列举数例，权作本文结语：
梁启超：“他本是一位古文家，桐城派古文，实推他为开山之祖。”（《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
柳亚子：“戴氏与方苞齐名，为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开山鼻祖，论者谓其才学实出方苞之右。”（《南明史料书目提要》）。
王凯符：“说戴名世就是桐城派作家，甚至以他为桐城派一祖，都是可以的。”（《戴名世论》）
周中明：“桐城派的文学主张是以戴名世为先导的……我们要了解桐城派文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貌，就绝不能抹煞戴名世为桐城派先驱者的历史地位。”（《桐城派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