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读厚厚的十卷本《龙眠风雅全编》，感受桐城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桐城诗派其及源流，尽在全编之中。
潘江，字蜀藻，一字耐翁，别号木厓。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己末（1619年），他的父亲潘金芝乃明崇祯太学生。母亲吴坤元皈依佛教，却是一位工于书画，精通棋艺，懂得音律，著有诗集《松声阁》前后三集、续集，极有文化修养的了不起的女性。
潘江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走向崩溃的边缘，与清王朝建立之时。崇祯二年（1629年），潘江十一岁时，䃼博士弟子员，清顺治年间，吴坤元看到儿子潘江的潜质，是个读书人的料子，就叫他去参加科举考试，1651年和1654年的乡试两榜均名列前茅，但“诡得复失”。清朝百废待兴，而经历了两次科考之后，潘江为了开阔视野，他选择了游历。1656年至1667年，这十一年间他先后去了梁园、徐州、济宁、毗陵、黄州等地，他和黄州知府何应珏诗歌唱和，往来交集。这种游记交往，正是古时候读书人世代沿袭的仗剑远游的习俗。在康熙己酉年（1669年），潘江游太学，辛亥赴部授职，曾考授州司马。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鸿博，而此时因母亲生病便辞去。
一番游历，世间冷暖，让潘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也给他的人生以历练。他乡文友，官场交往，考试经历，让他深感家乡文化的灿烂。如果从顺治五年（1680年）起，潘江“有志兹选”算起的话，至康熙三十年（1691年）最终将搜罗的诗歌遴选成集，前后经历了四十三年之久，耗去了潘江大半辈子的时光和精力！
之二
大明王朝终于寿终正寝了，明朝的那些知识分子们，是讲风骨的，都想逃避现实，不肯降清。桐城的方以智在南明流徙藏匿，一直都在逃呀逃的，那潘江能列外吗？当然不能，他必须摆出文人的清高和骨气，隐居城北一个被称之“河墅”的地方，在那里读书、写诗、会友，发泄对满人的愤恨。然而，清朝立足未稳，血腥的杀戮并不能消解民族的仇恨，更不能杀掉人们对明朝的眷恋与留连。一个朝代更替了，不只是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而是制度与施政所及，带来的各种影响触碰到那些遗老遗少们。清朝要立足，并不能凭空建立起一个时代，也必须在明朝的废墟上建立新的帝国。这就需要为我所用，利用明朝的某些制度和人才，为大淸效力。清廷几次在县城征集名人和能人出来做事和做官，以维持这部机器的运转。潘江昂起了头，怎么都不想出来当官，总是以各种借口托辞而一推了之。
潘江往来于县城和河墅之间，与桐城的另一诗人钱澄之交谊深厚，钱澄之在金陵期间，与东林党人交往甚密，他的思想，诗歌，乃至文章，在明末淸初文坛和官场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他与方以智是当时桐城在政坛和文坛上的重量级人物，而大明崩溃，钱澄之便流亡乡里，躲在乡下和一些不肯降清的人私密来往，他甚至秘密与福建的抗清义士们打算重振旗鼓，建立起一个反清复明的队伍。他们愤懑，哀叹，诅咒这个没有文化的满人，让人们剃那种奇怪的头阴阳头，脑勺后面留着令人好笑辫子，但是，没有人不剃这种头，不剃可以，但要杀头，所以仅管你不满，抱怨，甚至痛哭流涕，每个人脑袋只有一个，这可不像割韭菜，割了还会长，所以，再怎么不满，头还是剃了。钱澄之有诗云：“桃源夫岂远，人自不避秦”，还是和潘江他们交往自在些罢！
之三
潘江内心的苦闷和绝望，让他总是不想公开露面。但城里一位叫方授的人走入了他的生活圈子。方授是桐城大姓桂林方，方大美的孙子，这个家族可以说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家族之一。章太炎先生曾说，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家族，一个是山东曲阜的孔姓，另一个就是桐城的方姓。从一世祖从江南迁居桐城城关，至方授的曾祖方学渐讲学，至方大镇、方大美、方大玄、方孔炤、方维仪、方文、方以智、方中履、方中通……这一连串数不胜数，如繁星般闪耀的名字，与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文化与科技紧密相连，人们不得不为这个家族如此人才辈出而感叹！
潘江与方授都是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的文化批评家和鉴赏家。他们谈论诗歌，品评那个时代的诗歌变化和成就。而且都不愿出来为清朝做事。方授的父亲要方授接受现实，告诉他明朝已经终结，新的朝代就是清朝，应该顺应潮流，去参加科举应试。年轻的方授第一次表现出对父亲的不从，他焚笔弃砚，到浙江四明山削发为僧，结茅而栖，采橡实而食了。潘江为方授的举止惊呆了！他没想到如此文静的方授是这么有个性，这么过激。但方授对桐城诗歌的发展历程与趋势的评判，常令潘江思索再三，特别是他们都想编纂一部桐城的诗歌集的想法，一拍即合。最初，他们想编辑一部《龙眠明诗选》，而且是“仅掇前代，不列今朝”，纲罗放失，猎秘搜遗，编纂已刻但未刊布的诗稿六十余种。这项工作，花去他们好几年的心血，望着那些刻版，他们有种莫名的欣喜，然而，方授的突然出家，一下子打乱了潘江的计划，而不久他又听说方授散尽千金，接济友人，“以母老归省，”转而去了霍山，此后去上海探访南明王朝，这一路的颠沛流离，终致得病不治而去世了。这让潘江为才华横溢的方授大感悲伤，因为，那年他才27岁。
之四
编辑《龙眠明诗选》的工作被迫停滞了，潘江感到好累，是因为方授的去逝令他伤感，此时母亲吴坤元又坚持要潘江参加科举考试，他是孝顺的，母命难违，只好放下手中的诗选，去忙于应试去了。
对于潘江而言，编辑诗选的事情不止是方授知道和参与了，此时还有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也在积极参与，一个是钱澄之，另一位是姚文燮。钱澄之（1612-1693），在明末清初时，是诗词大家，与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有诗史之称。而姚文燮（1628-1693），是顺治朝刑部尚书姚文然的儿子，他们都是桐城的鼎食之后。姚文燮不仅是诗人，还是当朝著名的画家，朱彝尊称他：“画手前身李伯时（公麟）。”然而，钱澄之与姚文燮在共事之时，他们对诗集的名字产生歧义，姚文燮认为应该叫《诗传》，梳理前人作品，盛推昔人著作，而钱澄之则认为，应取名《诗存》，严守自己的标准，权衡诗歌质量。如此争论，互不相让，可见桐城的先贤们是多么执拗于自己的观点。
这样的合作，是难以维继的，潘江宏愿难了，只有自己去坚持到底吧！于是，他思前想后，蓦然《诗经》中的启示昭然于心，“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风雅”二字涌上心头，何不取于二字，宽徴恕取。康熙十七年（1678年），诗集在方文陈式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刊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