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腹经纶的的戴名世，在长期清贫淡泊的生涯中，养成胸襟坦荡，豪爽放达的性格，他轻谩权贵、鄙视豪门，世个不苟钻营，青天白眼，使酒骂座，桀骜不驯的一代狂士。康熙二十六年（1687），戴名世已经35岁，为死丧债务所迫，冒着严寒远走京城，受经谋生。这年，戴名世在一翰林家设馆授徒。主人对这位饱学之士，相见恨晚，引为知己，礼遇有加。

其时，一位与戴名世同时入太学的选贡生，正巧时翰林的远方姻亲，亦馆于翰林家。

有一天，翰林轻骑简从，自郊外归来，一进门就直奔戴名世书斋，困倦异常，倒身仰卧于戴名世榻上，汗水涔涔，气喘吁吁，说：“今日坐骑不驯服，又行路太多，令人疲惫不堪。”那位姻亲正好在他身旁，认为天赐良机，立即为翰林端盆侍盂，捧壶进茗，按摩其身，捶揉其腿，虽汗流浃背，仍不想歇，此时，翰林对其姻亲分外殷勤的举止，看在眼里，烦在心里，大声呼叫正在撰文的戴名世：“戴先生，世间什幺样的人最为可恶？”戴名世轻蔑一笑：“献媚邀宠的人最为可恶！”翰林笑着说：“也不尽然，献媚的人因为媚者所致，所以好媚的人最为可恶。”其姻亲听了两人的一席话，脸色骤变，神情困窘，红着脸辩解：“当今之世，何人不好媚，亦何人不媚人？”戴名世一听，放下手中笔，哈哈大笑道：“我从来都不逢迎吹捧人！”戴名世声音宏亮，震得窗棂纸沙沙作响。翰林听了，也从床上起身，说：“我就讨厌那种逢迎吹捧的人！”姻亲听罢两人的对话，面红耳赤，悄然走了出去，戴名世和翰林望着他离去的背影，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