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传略] 文坛名家，学界楷模--方东树评传
同时，培养了一大批能文之士，对建立与光大桐城门户，乃至虚拟与“道统”相对应的“文统”，起了较大的作用。
文学家声远 执教度春秋
“话到桐城必数方”(黄苗子)，明清以来，桐城方氏以文学闻名者继踵而出，成为文坛一支重要力量。它又分为同姓不同宗的三支，即桂林方、鲁谼方和会宫方。桂林方起家显达最早，人文蔚盛，被称为县里方、大方，方以智、方苞等皆出此支。相比之下，鲁谼方只是小方，因其始祖方芒由徽州婺源走猎人桐城， 定居于县城西北十公里的鲁谼山， 世代以打猎为生，人称“猎户方”。 至九世方孟峻(子雅)，筑舍于半天峰，酷爱读书。在他的倡导下， 后世弃猎从文者渐多。至清朝雍正、乾隆间，族人方泽 (字萱川，号待庐)颇负文名，以优贡生为八旗教习， 任满后以知县叙用，弃而不就。所交皆一时俊杰， 与同县刘大櫆）、姚范、叶酉、王洛等号为“龙眠十子”，又与沈德潜、周振采等并称“江左七子”，姚范誉其文似明代“江西四家”中的罗文止，诗似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姚鼐少年时期曾从待庐先生受业，得益良多。 方泽之孙方绩，字展卿，号牧青，诸生，博学多闻，师事刘大櫆、姚鼐，为文高古雄迈，造语奇崛，亦擅作诗，诗风与杜甫、黄庭坚相似。
尤喜校勘群书，撰有《鹤鸣集》2卷，《屈子正音》3卷，《经史札记》 12卷。 姚鼐对方绩的诗文很是推崇，让自己的儿子姚景衡拜他 为师。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方绩喜得一子， 初名巩至，后易名东树，字植之。受父亲影响，方东树自幼好学，显示出极高的文学天赋。11岁时，效南朝梁诗人范云作《慎火树诗》，以敏捷的诗才赢得了长辈们的交口称赞，名动乡里。方东树读书兴趣广泛， “自诗文、训诂、义理，以逮浮屠、老子之说，无不综练”。
在读孟子、朱熹等人的书时，他渐渐感到单是研习古文技法，而忽视对心性之学的探求，只会得其浅近而失其远大，遂不肯轻易作文。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2岁的方东树赴江宁钟山书院，正式投入姚鼐门下，随侍讲席最久。同年冬，方绩的好友孙起恒因欣赏方东树的才华，愿将侄女许配给他，两家遂结为秦晋之好。也就在这一年，方东树入县学补弟子生员，逾数年补增广生。自弱冠之年起，他先后应乡试十次，连连失利，至道光七年(1827年)始不复应。 读书做官这条路走不通，迫于生计，方东树只得四方奔走，游幕执教。
嘉庆三年(1798年)， 方东树应师兄陈用光之聘，授经于江右新城陈家，历时三年。其间，他把自己早年所写文章辑录为《栎社杂篇》。在自序中，方东树对周秦诸子之后的文士，“专欲工文章而不务本，道术敝跬，致役于文，游心窜句”以致人与言相离的现象，深表忧虑，表示今后治学要“壹正其趋向”。他把自己这一志愿写信告诉姚鼐。姚鼐颇觉欣慰，在《与胡虔书》中称：“植之昨有书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学，若果尔，则为今日第一等豪杰耳。”方东树得知后大受鼓舞，不久又成《老子章义》2卷，自序曰：“老子之书不可谓无见于道， 特其用意之过感衰世浇讹之俗，发辞偏激，遂若显悖乎圣人，然究其旨，不过曰无为而无不为，使民无知无欲以相安于浑朴无事而已。”由此推知，约在30岁之前，方东树的志趣就已从诗文创作向著书立说研析义理转变，这正是他与同辈文人异趣之处。
从嘉庆六年(1801年)至二十三年(1818年)，方东树除应姚鼐之邀在江宁书院课其长孙学业外，其余时间辗转阜阳、六安、池州、宿州等地讲学，也曾充任《江宁府志》分纂。“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清人郑板桥这首绝句，道尽了个中苦楚，不啻为方东树个人遭际的真实写照。 他课徒授教数十年， 纵赢得几许浮名，却清风四溢，时常陷入衣食无着的窘境，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方绩染病去世，其时，方东树正随皖抚胡果泉赴江苏，未能亲视含敛，哀痛不已。次年春，方东树旅困金陵，谋职无门，只得租居于青溪祗树僧舍。寒冬将至，为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他转赴扬州，结果无功而返。刚回到金陵，就接到祖母胡老夫人病故的噩耗，顿时悲不自禁。他多想回乡奔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做路费呢?除夕之夜，寺僧强索房租，他只好连夜将棉被典当了事。而此时薪米俱尽， 窗外寒风呼啸， 方东树腹内饥肠辘辘，郁愤难平。回眸却见僧徒几案上有一本《考正感应篇》，顺手取过，翻阅后嫌其杂乱无章，仍弃置一旁，和衣而卧，思绪翩跹，不觉又想起这本书，觉得它立意、立名都很不错，若任其湮没于世，未免可惜。就想为之校正并作注释，以广为流传。因一时心烦意乱，难以下笔， 便暂时搁下。后来到了宿州稍有余暇，就从行囊中取出此书，详加校注，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方东树嗜书，竟至如此!
挺身拒汉学 商兑惊士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月，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阮元之邀，前往助修《广东通志》。他奋力笔耕，一月之内即完成所承担的编纂任务。将要辞行，阮元执意相留，以总纂事务相托。方东树便留在广东通志局，埋头编纂《广东通志》。事毕，至廉州海门书院执教，道光二年(1822年)四月归里。九月应太守罗月川之聘，重返广东，主持韶州韶阳书院，时间不长，又被阮元召人幕中。
阮元，是清代著名学者，但官运亨通，53岁调两广总督，一任九年。他异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在粤建立学海堂，“以古学造士”，课程以经学为主，兼及史学、诸子学。阮元学术造诣精深，被视为汉学盟主。但阮元胸襟宽广，“能合师儒(即宋学家)异派而持其平，不稍存门户之见”。因此，方东树虽是程木川学的忠实信徒，却能被阮元招徕入幕，厚礼相待，就不足为怪了。其时，阮元幕中还有一位与他同乡同学的名士江藩，他被阮元请来参与《皇清经解》的编纂策划，深得阮元器重，倚为堪总其事的海内二三学友之一。江藩“博综群经，尤深汉诂，旁及九流二氏之书，无不综览。”“性不喜唐宋文”，“自言文无八家气，人目为狂”。无独有偶，方东树也生性高介，学识渊博，从不随人俯仰，知无不言，言之必尽，颇有好斗之名。生平读书只佩服朱熹遗说，“觉其言言当于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自称“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若是其弊也”。
这两个学术立场决然对立，言论多偏峻急的学者相遇一起，要想相安无事，难乎其难!果不其然，就在方东树到达广东后没几年，一场震撼学林的汉学与反汉学之争，便在阮元眼皮底下爆发了。首起发难者是江藩，而挺身应战者即是方东树，两人拉开架势，各陈己见，目的都在“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但因双方都深谙学理，又都是饱学之士，其结果正好从正反两个不同的极端，凸显了汉学与宋学的优劣所在。他们著作中的文字火药味较浓，但大抵不离学术争鸣的范畴。
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旨归，崇仰宋儒之“义理”；汉学家重视考据，诋斥宋儒对经义的解释，力求通过训诂、校勘来考证经书原意，两派的矛盾由来已久，方苞与江永、姚鼐与戴震都曾闹过别扭，姚鼐还痛责：今世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方东树比乃师走得更远，扬宋贬汉的立场更加鲜明，态度更加坚决。然而，若没有江藩《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书的相继刊行，则方东树《汉学商兑》或许无缘问世。
江藩《汉学师承记》以纪传体述嘉庆以前所谓“汉学”学者的学术思想、 师承关系， 对研究清代前期的思想家及学术思想有一定参考价值。它定稿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即方东树到达广州的前一年。全书共8卷，由阮元作序。 他盛推此书曰：“读此可知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 大义微言，不乖不绝， 而二氏之说，亦不攻自破矣。” 《汉学师承记》的基调是强调汉宋分野，极称“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在为汉学诸家立传的同时，江藩两次点名批评方苞，并说“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江氏自居为汉学嫡传，以为汉学家重视礼乐故训，属于“教化之本”，而宋学家不读汉学家诠释经传诸书，也不能阐明“性命之理”，非穷追猛打不可。他在推出《汉学师承记》的四年后，又刊刻《宋学渊源记》一书，亦采用传记体，按地域分卷。他认为：“北人质直好义，身体力行；南人习尚浮夸，好腾口说，”因此，他在选择传主时，极力抑南扬北，对地属南方的桐城派更采取回避态度，不仅只字不提方苞、刘大?、姚鼐，连阴受桐城义法的阳湖派恽敬、陆继辂等人也未置一辞，这实际上是将桐城、阳湖诸家排斥在“国朝宋学”之外，这很难说不是出于门户之见。
江氏二书刊行后，在汉学家云集的广东引起了强烈反响，喝彩之声不绝于耳。方东树置身其间，耳闻目睹，初时尚隐忍未发，后来终于按捺不住，“乃发愤著《汉学商兑》一书，正其违谬”。既是含愤落笔，书中意气排轧、矫枉过正之处自不鲜见. 《汉学商兑》共四卷。全书的写作方式，沿袭明代理学家湛若水驳杨时的《杨子折衷》的体例，先引论敌原话，再写本人驳语，引文或驳语中或附夹注，有的驳语后还有“考辨”。各卷内容分别为：卷上，力辨“道学”即“圣学”； 卷中之上，力辨朱熹的理学体系发明孔子的“道统”；卷中之下，抨击汉学家的训诂考证方法隐含“破义理之学，祧宋儒之说”之心；卷下则逐段否定江藩《汉学师承记》附记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归纳出汉学家的“六弊”。在自序中，方东树指责“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所以标宗旨，峻门户，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
方东树挥戈独进、一往无前的姿态，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议论纷纭，褒贬不一。赞赏者主要来自桐城、阳湖二派。《汉学商兑》道光十一年(1831年)重刊本中，附有各家“题词”， 姚莹称方书“有功圣道”，力量与韩愈的《原道》相等。朱雅目之为“天下万世之书”。陆继辂说它兼有郑玄、朱熹二者之长。李兆洛在感叹“汉宋纷纭，亦事势相激而然”的同时，表示“曩时读书，甚不喜康成，然于朱子亦时时腹诽，读先生书，敬当力改其失”。在方东树身后，也有不少学者对之持褒扬的态度。梁启超谓《汉学商兑》，“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家)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钱穆先生虽承认《汉学商兑》显示方东树的学术造诣，“文史通明”不如章学诚，“经义湛密”不如陈澧，“识趣深细”不如许宗彦，但仍强调该书也表征了“学术将变应有之象”，连对方东树不无微辞的章太炎，也说“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
当然，贬之者也不乏其人。 这当中， 以经学家皮锡瑞批评最为激烈：“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佛，不可为川。”就连方东树后裔、当代作家舒芜也说该书“以张扬宋学攻击汉学引人注目，学术上并无价值”。虽然如此，《汉学商兑》一门在同治、光绪年间仍一再重印，三十年间至少印过五种以上的版本，方东树由此“名乃大著”。这功劳应当记到方东树的堂弟兼弟子方宗诚和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头上，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鼓吹，难以产生这样大的轰动效应。 “《汉学商兑》书出，汉学之焰渐熄”，一度成为桐城派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此说带有自我夸饰的成分，对该书的学术价值我们不能估量太高。但以《汉学商兑》出版为标志，“调和汉宋”作为对清朝文化政策的正面呼应而在学术界渐成一种风气，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后，阮元撰《性命古训》，论证汉儒也讲理学：，同程朱学派实乃殊途同归。陈澧著《汉儒通义》，持论与阮元相似，在《东塾读书记》中，他把阮元的意见推向另一个侧面，反复申说朱熹本人既重训诂学，又教人读注疏。 既然汉儒也讲义理，宋儒也讲考证，则汉学的通经与宋学的明理并非冰炭不容。 反映到清朝文化政策上，便是“崇宋之性通，而以汉儒经义贯二”。由此可见，《汉学商兑》为此次学风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对于这段公案，梁启超的评论甚为公允：“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不遗余力，其文辞斐然，论锋敏锐，所攻者间亦中症结，虽然，汉学固可议，顾桐城一派，非能议汉学之人，其学亦非惠戴敌，故往而辄败也。”的确，江、方二人并非完人，他们的观点都有偏颇和失当之处，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自著作的学术价值。
难得是知己 情深意气真
自嘉庆二十四年(1818年)，方东树第一次赴粤至道光六年(1826年)离粤的八年，是他漫长而动荡的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生活安定，衣食无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阮元虽是汉学宗师，身居高位，与方东树道不同，但心相通，情相得，相处甚洽。在方东树与江藩的论战中，阮元虽与他意见相左，并资助江藩刊行《汉学师承记》， 又亲笔作序加以推介。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如果没有阮元的默许，或恐难以行世；如果不是出于对阮元的高度信赖，方东树无须在阮元奉调离粤赴任云贵总督之际，将这本唱反调的著作，郑重呈献给他。
阮元确乎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气度和胸怀，这方面的事例很多。道光五年(1825年)，阮元以《学者愿著何书》为题，考试学海堂内诸生。不料引起方东树的反感，立刻奋笔疾书，写下《书林扬觯》三卷。究其本意，在于感慨后世著书太多太草率，几近于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因诵往哲遗言及臆见所及为十有六论，以念同志知者，或有取于鄙言也”。方东树在书中谆谆告诫天下学人，学须知要。只有那些对身心性命、国计民生能够产生实际效用的爱好，才称得上学问，才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应勉力追求的目标，否则，即使著作等身也无益于世， 反而授人以柄，贻笑天下。因此，学者著书不可不慎。
应该说，方东树所言有其可取之处，但他写作此书的起因，正如他在该书序言中自陈“因阮元策题而发”，在书中第七论“著书不足重”中，举例说：“近又有一种人，以己所余之残膏剩馥，丐妇人造作虚誉，裒然各自成书，灾之梨枣，以疑误学人耳目”云云。联系阮元曾命其侧室刘书等撰有《疑年录》诸书，则方东树锋芒所指，已是不言自明了。如此直言无忌，阮元还将他容留幕中，待如上宾，若非诤友知己，绝难如此!若干年后，方东树与阮元俱是垂垂老者，又都闲居乡里，还书信往还，阮元对方氏文学成就赞不绝口，誉其“足以信今行远"。这并非妄评，而是由衷之言。
道光六年(1826年)，阮元奉调出任云贵总督，方东树未便同往，只得黯然赴浙江，另谋他就，急切之间难以寻到一个理想的去处，旋及返皖人邓廷桢幕，后又历主庐州庐阳书院、毫州泖湖书院、宿松松滋书院，又曾客游浙江、宣城，身类转蓬，生计维艰。道光十二年(1832年)四月，方东树再去广东访友，逗留数月，不遇而归。八月十五日，归舟过韶州曲江，舟覆坠水，幸得不死。入夜对月遣闷，感慨万千， 杂书十四首， 其中二首云：“奇文要道一身肩，英气灵光尚烛天。投与蛟龙渠不识，六丁收拾待他年。‘倦游北去上泷流，身谒龙宫龙不留。应见归装陋如洗，怕招穷土赋羁愁。”明明内心凄苦万状，却以谐语出之，更见沉痛!
道光十三年(1833年)，方东树的好友，同乡兼同门姚莹任江苏武进县令，请他编校其曾祖姚范(姜坞先生)的《援鹑堂笔记》，其后两年，姚莹先后为元和县令、淮南监制同知，方东树均偕同前往。援鹑堂系姚范堂名，取自扬雄《寡学篇》“春木之茧兮，援我手之鹑兮。”言孔子教人有以手援而醇和也。姚范平时校阅古今群书，探微质疑，时有心得，笔之成书，累计数百上千条。他去世后，学者们辗转传抄，时多有散佚。后经姚莹搜辑补缺，初成规模，然而不尽如人意处尚多，遂请师兄为之校正。方东树全力为之，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校毕。 三年后，又将全书修订一遍刊刻《援鹑堂笔记刊误》， 在自序中对自己“寡昧不学，多遗谬说”深感汗颜，“如芒在背”，检讨说：“一己之遗讥通识，其事小，古义之疑误来学，则其害大矣。故即其所已误者，亟改正于此，其未悟者则望之来哲。”方东树治学之严谨，于此可见一斑。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与方东树同门，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姚莹的弟子徐子苓在为姚莹所写墓志铭中说他：“少学于其从祖姬传先生，与其乡方植之、刘太学孟涂友善”。在方东树的文集中，论及姚莹的地方最多，彼此倡和之作，俯观即是，他对姚莹特别钦佩，显然不只是出于同乡同学同派的缘故，而是由于姚莹一生最讲究“实”。 他认为：“石甫平居以贾谊、王文成自比其学，体用兼备，不为空谈，故其文皆自抒心得，不假依傍。”“其铺陈治术，晓畅民俗，洞极人情得失，如衡之陈，鉴之设，幽室昏夜而悬烛照也”。 咸丰初年，姚莹奉命参加广西永安围攻太平军之役，方东树设宴饯行， 两人当筵赋诗，意气甚豪。他将姚莹比作临阵策马，从容渡河的唐将白孝德，祝愿姚莹马到成功，诗中有“想见当年费文伟，围棋更轶谢东山”之句。在另一首诗中，方东树再次以王阳明事迹相激励：“藤峡功名王伯安，满隅真足愧三孱。书生自有平生志，投老齐名说靖蛮。”王阳明本名守仁，字伯安，谥文成，是明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后人推许他“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方东树视姚莹为王阳明一类风流人物，包含着对他功业、气节、文章的期许和景慕。
方东树一生贫寒，每当生活遇到难处，总能从姚莹那里得到帮助。而方东树也曾在老友遭遇不幸时，在精神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鸦片战争初期，姚莹正在台澎道任上，面对英国侵略者的猖狂进攻，他镇定自若，招募义勇，加强武备，连挫强敌，故连年浙粤等省丧师失地，而台湾岿然不动。后姚莹因所谓“冒功’，罪蒙冤入狱，后被贬谪四川，再罚人藏，历尽磨难。方东树身在异地， 闻姚莹蒙难，义愤填膺，频频寄诗慰勉。如《寄饯石甫》诗云：“威名海外袭鲸鲵，岂谓论功亦数奇。抗疏盈廷无耿育，抚筝双泪感桓伊。敌情知喜长城坏，民志虚殷卧辙思(台民数千人签呈日诉于大府行台，涕泣保，遭不准)。 独恨遥途艰出饯，待寻初服话归期。”殷切愤懑之情，洋溢其间，至为感人。姚莹在左迁入川时，闻方东树贫不得食，托家人赠银数百两以助生计。及闻姚莹罚藏差，方东树心中不安，即持券归还姚家。姚莹身在边关，心系故人，在其《康蝤纪行》中，多处提及方东树，评价尤高。如《桐城先辈》一则中说：“今方植之东树，学问文章，体博思精，其亦编修(姚范)与惜抱先生(姚鼐)之后尘乎!”其《酬植之》诗云：“深思好学邈先儒，头白犹闻力著书。自守《元经》贻范望，何须《羽猎》似相如。《考架》《半字》精无对，红树青山健有余。念我题诗来异域，蓬莱征路欲回车(《考架》《半字》君自名诗集也，君著作甚多，诗其一种耳)。商声古调入君弦，掩抑金徽几岁年。召饮偶开元亮径，卜居常近范公泉(余前岁归，再饮君家，君极贫而甚廉，非其义一介不取)。射蛟台树藏春艇，投子山中隔暮烟。自有醍醐堪灌顶，不烦荔葡觅三千。”这首诗对方东树一生治学成果和立身祈向作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
贫病忧天下 垂老治学勤
道光十七年(1837年)，方东树应两广总督邓廷桢募，一生中第四次赴粤，时年六十有五。以如此高龄远赴岭南，非为求名求功，实为贫困所逼，不得已而为之。临行前， 他赋诗一首， 感叹：“造物劳我生，未死安敢息”，“逝将去为口，岂为乐占国”。同时，他对南方的恶劣气候和环境记忆犹新，心有余悸：“南州地气异，一一记畴昔。飓风可颓城，瘴雾常侵席。隆冬褫革带，盛夏服要襟。嘬肤蚊喙馋，局步井天窄。举市共蛮语，晓一不知百。”岭南，遥远的岭南，仿佛是方东树生命中一个永难诠释的情结，它带给他几多欢欣又几多惆怅，让他难以亲近却又无法逃避，以致年逾花甲， 还要背井离乡向它靠拢!与前几次赴粤时相比，方东树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内心更布满着悲凉。方东树及其亲友无从预知此行的结果，便只好作一去不归的最坏打算。他“隐心别先垄，嘉告谢群客。情亲二三友，不言黯相惜。临行指书幌，流连故经籍。未能归来，重复理烟册。雏孙走相送，顾此弥心侧。”
赴粤途中，方东树肺疾复发，痛苦不堪，心境也越发颓唐，诗中弥漫着消沉之气，如“衰疾困行旅，所惜为生难”，“付汝一柄锸，死便为埋棺”。舟人南昌时，肺病加剧，至赣州“气喘逆甚，不食旬日”，在写给马元伯、公实兄弟的诗中，一再悲叹：“夜寐梦岂甘，出游忧未写。筋力还自觉，甚矣吾衰也。今年我远行，问志本聊且。风波任颠簸，征途娱意寡。”“道路死不惜，艰危愁更惹。每恨作悲翁，何堪闻达者。望远起浩歌，思君泪盈把。”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广州，受到邓廷桢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置，方东树那颗饱经忧患的心灵，感到春风般的温暖。
说起来， 方东树与邓廷桢不仅是旧时相识， 而且有一段颇不寻常的交往。早在道光七年(1827年)， 方东树就曾盘桓于安庆邓廷桢幕中，其父方绩《屈子正音》就是得到邓廷桢鼎力资助，才得以校刊行世。四年后，桐城发生水灾， 邑令杨大缙贪婪虐民， 触犯众怒，百姓聚众大噪，县令大恐，以民变上疏皖抚邓廷桢，请求派兵镇压，一场涂炭生灵的惨剧一触即发，正在邓公府中的方东树，闻讯焦急万分，忙面见邓公，以身家性命担保，恳请罢兵。邓廷桢素来敬重方东树， 就听从了他的意见，积极调解，事态遂告平息，桐城幸免兵燹。
也许是这件事给邓廷桢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数年后，邓廷桢总督两广，仍不忘延揽方东树佐幕。 方东树也不顾高龄，千里迢迢前来应幕，宾主之间十分融洽。一年后，又应广东海关监督豫堑之请，主修《粤海关志》。修志之余，方东树精心编校了父亲的《鹤鸣集》。同里光律原为之刊行。又先后修订了先前在粤时所作的《汉学商兑》、《书林扬觯》二书。这两本书刊行后，曾产生了很大影响。方东树出于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对凡宜改正之处，以及观书时有所创获可以补人本条相发明的心得，以札记的形式附于原书上下方，日久遂多，此次集中整理后编成正误、补义二卷，序而刊之。另外，他还校刊了同乡胡虔的《柿叶轩笔记》，撰其行历与交游为《先友记》。在广东期间，方东树还完成了他的著名论著《昭昧詹言》，专论诗学旨要，极有见地。
道光二十年(1840年)夏，方东树年老归里，以授徒课孙为乐，同时奋力著书。十年中成《大意尊闻》3卷、《山天衣闻》1卷、《思适居铃语》4卷。编定《仪卫轩文集》12卷，诗集《考架集》3卷。这些著作或为古人格言之辑录，或辩论经史所载古今述传而义未安者，虽有一定学术价值，但道学气稍重。惟有71岁时于病榻之上所作的《病榻罪言》一文，闪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光芒，至今为人称道。
方东树之所以作此文，并非偶然。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就说他少时“锐然有用世志，凡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曰此安民实用也，道德义理所以用此权衡也”。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方东树，却连遭厄运：“久困不能自伸，家贫无以供菽水给衣食之奉，奔走求所人为养，二十余年颠沛失荡，所至辄穷忧，患疾病，日与死迫。羁旅异地，每遇良辰令节，瞻望家园。凶祥莫卜，中夜推枕起叹，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但贫贱的处境并没有泯灭他那颗关注现实、忧时济世的火热之心。在他的《文集》中，《治河水》、《读禹贡》等用世之作屡见不鲜。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客居广州，眼看鸦片之毒蔓延天下，忧心如焚。他痛切地感到：“彼外夷之以此愚毒中国也，非独岁糜中国金钱数十百万而已也，其势将使中国人类日就澌灭也。此天地之大变也，自生民以来其祸之柔且烈未有若此者也。”因此，他作《劝戒食鸦片文》，“痛切陈谕，庶彼忠告”，力劝食者戒烟。 又撰《匡民正俗对》，陈述禁烟之道，建议“欲令鸦片之害求绝，则莫治严治食者；严治食者，则莫治先治士大夫在上之人”。同时，他力劝邓廷桢陈兵斩杀“桀骜不受约”的义律“以绝祸本”。但昏聩无能的清朝统治集团不敢采纳方东树的正确意见。鸦片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一带丧师失地，统兵大帅多不战而逃，方东树“忠愤之气见于颜色，或流涕如雨”，遂作《病榻罪言》极论制夷之策。
这篇文章从战略大计到具体措施，从发动民众到收服汉奸，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洋洋万言，热情激荡。针对甚嚣尘上的投降谬论，方东树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夷之祸产生的原因“不在近年之禁烟缴烟也，盖由于不肖洋商之污辱自蛊，各前督之姑息养痈，内地奸民之贪利卖国，其蓄谋生乱久矣”。对和议的危害，他洞若观火：“今财用既拙，兵威日蹙，徒乞和以示弱，而终莫保。是和之一议，无益于救败，不待智者而决也。”他认为制夷自强的关键在于“认真增修武备，倡勇敢，鼓士气，储蓄聚习弓矢，镇静以安百姓，勿摇民心。朝廷诚威诚断，诸将诚勇诚谋，必可转败为功。”方东树满怀希望托人将此文呈交旧识浙江军门卞士云，请他代为上转，并作一诗抒怀，慨然叹道：“敢将微贱忧天意，漫托虚空饷远思。老死端无陈事日，新书始见属辞时。”可惜，他的意见均不被腐朽的统治集团采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
方东树晚年家居达十年之久，家境每况愈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因先世七丧未葬，心中不忍，尽出家产买山，为之一一营葬。又因生性伉直，得罪了邑令史某，本来有一座书院想聘方东树任山长，却因史某与县内一名劣绅从中作梗而被裁夺，由此家贫日甚。
咸丰元年(1851年)，方东树的学生江苏句容人唐治从桐城移任祁门，延请老师出长祁门东山书院，以赡朝夕，方东树欣然应允。早春二月，风暖日丽，及门弟子十余人为他及即将赴广西参与赛尚阿军事的姚莹饯行，地点设在光律原的遂园。席间，众人即兴赋诗，相互酬答，诉不完的倦倦深情，叹不尽的离愁别意。方东树心有所感，趁兴吟诗二首，以示谢忱。其一日：“共道衰慵行路难，都忘惜别转余欢。共将小鲁齐名义，敢比为言海水观。”其二日：“国子先生老亢颜，招予进学只欺谩。贪言欲报齐桓好，多恐缁衣愧授餐。”方东树已经是八旬老翁，却要离家出行，实在令人放心不下。幸好弟子文汉光、甘绍架自愿随从，照料他的起居。五月二十二日，方东树略感不适，他不以为意，与门人饮酒论学，泰然自若。二十四日寅时，他自感大化之期将近，从容盥洗更衣加冠，然后端坐讲堂，看到旁边的桌子微斜，即命门人摆正。 又令弟子持书简，向县令唐治作最后的告别。文汉光关切地问道：“先生心里好过些么?”方东树说：“很好!”至申时，溘然长逝。临终前，嘱咐门人死后薄葬。次年春，遗柩自祁门运回，年底葬于桐城西乡挂车山吴家嘴祖墓侧，方东树墓现为桐城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东树在桐城派诸家中，以学识通明、门徒广众而著称。他少时体弱多疾，12岁丧母，因悲痛过度，频频咯血，得了严重的肺病，30开外始稍壮健。后来饥寒困迫，颠沛失荡，一直未曾根治，每每发出：“肺病累颓龄，三年不相舍”，“所恨肺疾久，笔懦辞无奇”的悲叹。恶劣的境况，阻挡不了他求学的脚步，自幼至老勤学不倦，常常鸡鸣即起，午夜不眠，每有所得，辄半夜跃起，援笔作记。晚年更加精勤，曾取蘧伯玉五十知非，卫武公耄而好学之意，以“仪卫”名轩，学者遂称为仪卫先生。尝谓“士人欲补不耕织而衣食之咎，则惟有著书觉人可耳”。所作《待定录》百余卷，即是他利用授徒余暇，博览群书后所得体会的集成，凡天道治法，人情物理，修身之要，格致之方，存养省察之旨，诸儒学术之异同得失，以及说经、考史、说文、小学，无不探颐抉微，析非审是，真知灼见，往复皆是。书虽成于53岁那年，却是数十年功夫凝聚而成，惜佚于兵祸，后人不得见之。
方东树是程朱理学的坚定维护者和传播者，但并非冥顽不化、守旧不移的腐儒。他不满于汉学末流的繁引曲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但他对汉学亦有相当的研究，切切实实下过一番苦功，否则不可能写出《汉学商兑》以揭其失。有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颇能说明问题。道光四年(1824年)，方东树客于广东督署，曾以阮元所刻《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借卢文留原本详校一遍，上下四旁朱墨交错，所加按语，或发明，或纠正，考据精确而详明，实为读《注疏》之精要。可见方东树对汉学并非束书不观，要说门户之见，间或有之，但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壁垒森严。
对代表时代潮流的进步著作，方东树也很关注，显示出可贵的开放意识。如他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 “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连忙写信给作者魏源，说“此书闻名已久，迟而未见，急拭昏眸，悉心展读”，“以为此真良才济时切用要著，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迂儒影响耳食空谈也。”学者本色，于兹可鉴。
方东树继承了方、刘、姚“三祖”的遗风，悉心扶植人才，奖掖后进，成就斐然，在学生眼中，他是一位“相貌清癯，长身玉立，神采凝重”的良师，道德文章学识更是世所共仰，故四方学子，负笈来求。与别人不同的是，方东树的弟子大多是晚年家居时所收。
据近人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卷八专记师事及私淑方东树诸人，其中亲聆受教并卓然有成者有戴钧衡、方宗诚、苏椁元、马起升、吴廷香、张勋、唐治、江有兰、文汉光、马三俊、甘绍架、刘宅俊、郑福照等十几家，绝大多数都是桐城人，这也是方东树对乡邦教育文化所作的一大贡献，桐城文风在近现代代代相承，赖以不坠，得益于方氏弟子之处多多。方东树去世后不久，太平军席卷江淮，戴钧衡、吴廷香、张勋、马三俊等桐城派文人组织团练，举兵顽抗，尽皆殒命。经此一役，方东树嫡传弟子凋零殆尽，唯方宗诚硕果仅存。他利用自己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交情笃厚之机，努力扩大方东树的影响，故《清史稿-文苑传-方东树传》说：“东树博学群书，穷老不遇，传其学宗诚。既没，宗诚刊布其书，名乃大著。”
诗文称名家 立论蕴精义
方东树青少年时代致力诗文，师从一代文学大师姚鼐，中年后虽专攻学术，但终其一生，未尝停止过文学创作。为文好深湛之思而不专贵于文字，博辩醇茂，言必有物，讲究经世致用，师古而不袭古，遂成一家之言。他最为擅长的是论说文，随事阐发，大开大阖，常不顾文重义复，尽情发挥，“罄抒心得，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或前人所未言而不能无待于后人之推阐，或后人所欲言而不能自达其意者，悉为疏通而曲畅之”。故而集中多洋洋大观的长文，如《答叶溥求论古文书》等。其他如《答友人书》、《答人论文书》、《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以及一些文序、诗序等，也都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于言有序之外，注重言有物，与一些泛泛空谈的高头讲章迥然不同。他对此颇为自得，在《仪卫轩文集--自序》中说：“盖昔人论文章不关世教，虽工无益。故吾为文务尽其事之理，而足乎人之心。”这一点当时即有人注意到，如胡晓东在《仪卫轩诗集序》中说他“独以孤高之情，发抑塞之怀……不 "声色为工，为同学诸子特异。” 当然，由于他过分追求“浩博无 不尽之言”，有些篇什不免庞杂拖沓，不太凝炼， 缺少姚鼐文章的 简洁涵蓄。方东树对自己文章的缺点也很明了：“仆之文粗而犷 气未除”， 此非谦辞，方东树古文确有这方面的毛病，虽然自知， 终不能改。
方东树的诗，气韵沉酣，格调坚劲，文词虽不华丽，却有一股兀傲峭厉、盘空瘦硬之气。诗作题材广泛，兼涉拟古、赠答、遣兴、述怀、咏物、讽事，大多抒发穷老不遇、抑郁愤闷之情。 如：“我读孟郊诗，咏老何酸辛。老非贫病客，莫悟写言真。我若授郊口，郊如受我身。相距千载下，宛若在一晨。”“闻言惊欲请，辗转忽已寤。抚枕泪浪浪，此气何匆遽。君今有羽翮，来去随烟雾。有疑未及晰，有怀未及吐。幽滞积在胸，沉吟忆平素。生常各一方，死长隔泉路。生死永相念，我怀如旦暮。’抒发的虽只是个人情感，却也悱恻动人，极富艺术感染力。方东树诗集中也有一些纪实之作。《忧旱》即是其中的代表作。诗中先写三年水灾给农村带来的破败景象：“东南三年水，流尸惨入目。无论日园坏，村荒半无屋。贫者死固宜，富者生以蹙。”接着笔势稍缓，现出一线生机：“今年春雨稠，喜见桑叶绿。早禾将及事，谓司卜丰熟。”但天不随人愿，旱灾还是无情地发生了：“由来人理穷，天心还反覆。龙懒不上天，云痴无渗漉。烧薤不行水，我穑曷以蓄。况闻邻州县，蝗虫各蕃族。西面望云霓，故里尤殷祝。”
最后，诗人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对农民的悲惨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我无半亩田，心忧万家哭。稷契谟朝堂，小人思果腹。”可惜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生疾苦、忧时伤世的作品，只占方东树诗作的极少数。
方东树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无论是阐道、论艺，还是析法、评点，都能自树一帜，独陈己见，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桐城派文论体系。他的文论思想主要体现于为数众多的书序、题跋、尺牍中，虽非集中阐发，条分缕析，但读者通览之后，就会发现，方东树理论建树涉及古文理论的各个重要领域，贯穿其中的主旨一脉相承，思路清晰而缜密。
方东树在诗论方面用力尤深，他晚年所著《昭昧詹言》一书即是一部较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将桐城派诗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它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桐城派古文家的眼光评断诗歌，以“古文义法”论诗，强调章法、字法、气脉、意境等。由于它评论历代诗人的作品，多独出机杼，使学习者不仅能够时时追踪古代文论发展潜在脉络，而且可以紧紧把握作为特定时代产生的桐城派的文学思想，对巩固桐城派的主导地位，扩大它的影响，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问世以后，风靡一时，交口称誉。戴钧衡20多岁时自刻的《蓉州初稿》，见者惊为异才。方东树淡然一笑：“十年后寻自悔耳!”戴钧衡初闻不信。当他用三年时间伏读《昭昧詹言》后，大为叹服，果然自收前刻。吴汝纶盛赞“此书启发后学，不在归评《史记》下，或乃谓示人以陋，此大言欺人耳。陋不陋，在学问深浅。学浅，虽诹经考史，谈道论性，未尝不陋；学深，虽评骘文字，记注琐语，亦自可贵。故鄙论尝谓植翁此书，实其平生极佳之作，视《大意尊闻》《汉学商兑》为过之”。在他开列的小学堂学诗必读书目中，《昭昧詹言》赫然人目。马茂元启蒙老师方彦忱也曾教导他认真研读《昭昧詹言》，说“桐城诗法文法，在此一书中矣”。连自称桐城派“不肖子孙”的舒芜先生也承认该书“可以代表桐城派的诗论，在科举制度下士子都要做试贴诗的时代相当盛行，现在看来在清代文学批评史上倒是可以有一席之地”。
以古文法论诗本是桐城派的传统，方东树更深得其中三昧。其文论、诗论兼容并包，浑然一体，既吸取了前人理论的有益养分，又能结合变动不居的社会存在，在不动摇桐城派思想基础和理论框架的前提下，有所推衍和发展，使原本渐趋板结的桐城派古文理论，在与时代潮流及现实社会的碰撞与对话中，赢得新的发展机遇，显示出内在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包容性，为桐城派在近代得以延续和流衍，助了一臂之力。综观方东树文学主张，内涵极其丰富，举其要者，约有以下数端。
(一)务本重道，适时尚用。
桐城派以“阐道翼教”为宗旨，以“助流政教”为文章功能之所在。方东树标榜程朱，鼓吹义理，较其前辈态度更加明朗而坚决。在他看来，道思不深，经义不明，质性不仁，则不能工文。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感受到了变革的时代气息，这促使他重新思考文学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社会，反映到文学理论上，便是把韩愈明确提出而为桐城派所固守的儒家之“道”，重新作了一番阐释和改造，赋予它崭新的时代内容。在《辩道论》一文中，他鲜明地提出：“君子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
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才当用世，卓乎实能济世，”在《书惜抱先生墓志后》中说：“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川而已。”“救时”、“用世”遂成为方东树所谓“道”的立足点和川发点。为了更好地以文载道，方东树强调加强作者道德学识修养，求真立诚的重要性。他说：“古之立言以祈不朽者，必以德为本”。“诗以言志。如志无可言，强学他人说话，开口即脱节。此谓言之无物，不立诚。”“学人好为高论，而不求真知，尽客气也。”又说“欲为文而第于文求之，则其文必不能卓然独绝，足以取贵于后世。周、秦及汉，名贤辈出，平日立身，各有经济德业，未尝专为学文，而其文无不工者。本领盛而辞自充也”。“非言之难，而有本之难。”这些话并不含有轻视文章技艺之意，而是提醒作者莫要因艺废道，忽视对道德修养和文章义旨的追求。一个真正的儒士，必须通于世务，明体达用，在此基础上，达到道德、文章、政事的完美统一，“体之为道德，发之为文章，施之为政事”。由是观之，方东树在论道论文时都主张经世致用，适时应变，这固然带有较强的功利性，但和一味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宋儒相比，有一定进步性。
(二)陈言务去，不拘成法。
作为一个深谙文学创作规律、 诗文并擅的著名作家， 方东树对诗法、文法都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他在《昭昧詹言》中总结了学诗的六种方法，即创意、造言、选字、隶事、文法、章法。六法旨在：创意，须避凡俗浅近习熟迂腐常谈；造言，当言简意赅，殊于艰深；选字，必须清新典雅；隶事，力避陈言，当如韩愈以文为诗，翻新致用；文法，以断为贵，气势峥嵘；章法，起承转合，横截纵通，方能运用自如。这六点，是桐城派古文义法之所寄，可谓诗歌学、文章学的精髓，但它并非一成不变的清规戒律，包含着通变和陈言务去的积极因素。方东树认为诗人作诗：“须要自念，必能崭新日月，特地乾坤，方可下手。苟不能，不如不作”。这种通变观无疑是与他文章适时尚用的主张相互适应。通变的关键在于“去陈言”。方东树明确指出：“汉魏六代三唐之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皆陈言不可用。”“文者辞也；其法万变，而大要在必去陈言”。这显然继承了韩愈“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的思想。桐城派文法在经过前期的平稳发展和层层递进后，在姚鼐时期趋于定型。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桐城派要求得到新发展，只有在内容、形式诸方面，都有所突破和创新。从这一点上说，方东树于此时搬出韩愈的名言，正得杨柳新翻之妙，不可以技穷视之。方东树注意到，自古诗文大家，无一不是特色昭然而自成一格者。如杜甫之诗“下语必惊人，务去陈言，力开生面”；方苞、刘大?、姚鼐之文虽“若出于一师之所传”，而“其人气象不侔，学问造诣不侔，文章体态不侔”。反观一般文人的作品，大多缺少鲜明的个性，“只因词熟转晦意”，读来味同嚼蜡。
要做到陈言务去，并非易事。方东树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一文中，重点谈了古文学习问题。他提醒学文者首先要“有本”。所谓“本”，主要指作者经世治民的政治才干和道德功业。其次，认为“文章之道，必师古人”，但又“不可袭乎古人”，还要有自己的创造，要“善因善创”。要做到这两点， 必须处理好学习古文的“得”和“为”、“合”和“离”、“信”和“知”的关系。这正是学文者必须解决的三道难题。为此，方东树特别强调多读书。他说：“读书深，胸襟高，皆各有自家英旨，而非徒取诸人。”又说“读书多，取材高，则能隶事。”“能多读书，隶事有所迎拒，方能去陈出新人妙”。这就是说，多读是前提，创新是目的，读书不多则见闻不广，体会不深。 因袭或能做到，创新则难为之。方东树这些见解，对以后桐城文家探讨古文技法，总结创作经验，起了示范和引路作用。
(三)重视评点，强调精诵。
方东树力主陈言务去，不拘成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轻“法”，相反，他把“法”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加以观照，认为：“义者，法也。”“有法则体成，无法则伧荒”。“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背”(《切问斋文钞书后》)。 鉴于此，方东树在总结文章技法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晚年留下了一部古今体诗通论《昭昧詹言》，书中选取大量名篇佳作作为范例，具体阐明文法之妙，便于读者体察和领会。除此而外，方东树还曾就评点和精诵发表了不少高见，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评点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形式，宋明以来不少古文家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归有光就曾将《史记》等加以五色圈点，从中揭示所谓“全篇结构”、“逐段精彩”、“意度波澜”等“治文之方”。方东树对之非常赞赏，认为可以使“传法不废”，“不如是不足以明也”。对有人片面否定评点之学，方东树力予反驳，认为学习作文固然需要个人体悟，“以意逆之”，但后人总结前人作文经验，言前人所未言，导后人以学，也是文论的进步，是发展的必然，究其本身，无可厚非，人们所应审视的只是“其言之当否”，而不应轻率怀疑甚至否定这种方法。
至于精诵，方东树更是大加提倡，认为“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暗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发，达而臧。”①在他看来，只有反复诵读古人成功之作，才能领略古人写作的甘苦曲折和文章妙处。这固然未能超越刘大?、姚鼐的主张，但不能因此就忽视了它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作用。事实上，方东树在运用这种因声求气的方法方面，确有心得。如他肯定方苞文章“说理之精，持论之笃，皆有不可夺之状”，同时又批评“其文重滞不起”，“观之无飞动嫖姚跌宕之势，诵之无铿锵鼓舞抗坠之声”，其原因在于方氏义法滞重，又“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拘法矜慎，以至文气“拘束不能闳放”。这些质疑颇为有力，非精诵不能道明。
方东树古文理论颇具特色，以上所举仅是荦荦大者，其他如刚健之美的“笔力”、“文气”说，构成意境之“妙”说，对桐城派文论都有所增益和发展，历来为人推重。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桐城派之所以能绵延文坛二百余年，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恪守封建正统思想，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特色鲜明的文学主张，取得了丰厚的创作实绩。纵观它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当中国封建社会跨越两千多年的漫漫长途，向充满屈辱的近代过渡时，作为文坛主导流派，桐城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它必须直面呼啸而来的时代要求，并作出相应的变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衰象初露、难以为继的桐城派。
“鼐老矣，望海内诸贤尚能救其弊也”②。姚鼐的呼唤是那么深沉而急迫，而被他寄予厚望的弟子刘开、管同等人却又相继早亡，才华横溢的姚莹偏又浮沉于宦海，经营着他的致用人生。当此之时，方东树奋袂而起，“蒙谤讪，甘寂寞，负遗俗之累，与世龃龉不顾”，在师承前辈的基础上，补苴罅漏，开拓创新，和梅曾亮等人一起，致力文学事业，在桐城派“三祖”所代表的古典文论与曾国藩所代表的近代文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实现了桐城派前后期的有机衔接与过渡。方东树无疑是一个多元复合型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在身后，对他的评价多有分歧。侯外庐先生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指斥方东树是当时“提倡腐烂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中“最典型的代表”。吴闾生在《评本昭昧詹言序》中攻忤他“自抒己见，则不免臆断虚侨病”。上述二说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它们恰好从思想与文学两个方面，透露了方东树因袭与变化之所在。“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倘说方东树是“有所法”和“有所变”的典范，庶几近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