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敬，字子居，亦字顼旃，号简堂，江苏阳湖(今常州)人。生于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于仁宗嘉庆二十二年(1817)。幼从舅父郑环学习，持论能独出己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举人。在京师任教习。“时同郡庄叔祖、庄献可、张惠言、海盐陈石麟、桐城王灼先后集京师。敬与之为友，商榷经义古文。而尤所爱重者惠言也。”
　　他先后出任浙江富阳、山东平阴、江西新喻、瑞金等县知县。勤政爱民，以卓异荐，擢南昌府同知。锐意欲以才能报效，不肯随群辈俯仰。每到一地，“乃进士之秀异者与之讲论文艺”，惩创横强，弛张合宜，吏民怀德畏威，咸就约束。瑞金在万山中，俗好讼，素称难治。有诸生某，以舀凌人，酿成巨案，愿送千金以求开脱罪责，遭恽敬严词拒绝。但其屡次请人求情，直至许以万金相赠。恽敬正色道：我作县令以来，曾未有馈赠的礼物进门，今竟有此，岂不是我有失德之嫌吗?他不为重金所动，按律处置此案。恽敬素以廉明著称，因此人们对他更加信任。其为人恃其官因其才高，每优礼宽容他。然而行高招怨，树大招风，署吴城同知时，被人诬告其家人受贿，以失察革职。士大夫贤者皆为之惋惜。
　　恽敬少时好齐梁骈俪之作，稍长弃去，四十后益精研经训。初闻古文义法并未付诸创作实践。“既已罢官，益肆其力于文，深求前史兴坏之故，旁及纵横、名、法、兵、农、阴阳家言”，较其纯驳，而一以儒术取正之。将以博其识而昌其词，以期至于可用而无弊。当他好友张惠言去世，于是恽敬慨然说：“古文自元、明以来渐失其传。吾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爵当并力为之。”足见情深意厚。挚友惠言之死更促使他走上了专治古文之路。恽敬与张惠言共同开创了桐城派的旁支一阳湖派。对于阳湖派与桐城派的渊源，陆继辂说：“钱鲁斯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敬)、张皋闻(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则言：“钱伯垌，字鲁斯，阳湖人，监生，卿事刘大櫆，受古文法，转以授之张惠言、恽敬、遂以能文名天下。论者谓伯垌得人而授，使桐城文学大明于世，贤于自为。“二家之说，大同小异，但都指出了刘大櫆在桐城、阳湖之间的桥梁作用。且恽敬、张惠言皆为姚鼐私淑弟子，文学主张源出桐城派。所以世人视其为桐城派的旁支。之所以称为阳湖派，因开创人恽敬、张惠言为阳湖人，后继亦多同县人，故名。但当时并无“阳湖派”这一名目，直至光绪间，张之洞《书目答问》出，始有桐城，阳湖两派之说。
其文得力于韩非、李斯，与苏洵相上下，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固、陈寿。而恽敬自谓其文“自司马迁而下无北面”。其他论者亦谓其“义法一本司马子长。虽气必雄厉，力必鼓努，思必精刻，然综核廉悍，高简有法”，“行文轨辙出于管、荀诸子。其文全似晁家令《言兵事书》。故文势鸷骜凌厉，精察廉悍，洞达真契，推勘确实，持论谨严，运笔简洁，得力又全在介甫(王安石)短章小传。”
　　恽敬论文曰“典”、曰“自己出”、曰“审势”、曰“不过乎物”。论者谓清代文气之奇推魏禧，文体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间者惟恽敬。如他的《谢南冈小传》，记述了一个“性独善诗”的穷秀才，遭督学贬抑，“斥其诗置四等”，非笑者大详，羞愤交加，遂致盲，“盲三十余年而卒”的不幸遭遇。词皆己出，语极简洁，这些皆是桐城派笔法。文中写道：
　　敬于嘉庆十一年自南昌回县。十二月甲戌朔，大风寒。越一日乙亥，早起，自扫除蠹书，一册堕于架，取视之，其南冈诗也，有郎官为之序。序言秽腐，已掷去；既念诗未知如何，复取拾之，高速古涩，包孕深远。询其居，则近在城南，而南冈已于朔日死矣!南冈遇之穷不待言，顾以余之好事，为卑官于南冈所籍已二年，南冈不能自通以死，必死而后始知之，何以责居庙堂、拥麾节者不知天下士耶?古之人居下则自修而不求有闻，居上则切切然恐士之失所，有以夫也!
　　从“堕于架”、“取视之”、“已掷去”、“复取拾之”到“询其居”“巳于朔日死矣”， 一连串地运用了巧合、推挽、翻转(发现)等小说的写作技法，一波三折，曲折生动，深得奇正之妙，颇近归、方。既见世人非笑之讹，督学贬斥之谬，又见其诗之佳。层次繁多，结构严谨而有法，“其熔炼淘洗之功，用力甚久，用能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仍属桐城家法”，可贵之处还在于其意旨高远，引出士之穷通与居庙堂者知否，“居下”与“居上”者所以自处之道，颇耐人深思。它以特殊的视角，揭示了封建统治者及其土壤摧残人性，扼杀人才的本质特征。
恽敬文风放纵，词意深厚，较有气势。他的山水游纪写得辞藻优美，飞彩灵动，新奇诱人。如《庐山游记》写庐山名胜古迹，着意刻画云霓的变化，细腻生动，颇具特色。作者登太乙峰，只见：
　　湖光湛湛然。顷之，地如席卷，渐隐；复顷之，至湖中；复顷之，至湖埂，而山足皆隐矣。始知云之障，自远至也。于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云千万成阵，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
　　而在神林浦望香炉峰，又是另一番景象
　　顷之，香炉峰下，白云一缕起，遂团团相衔出；复顷之，则相与为一。山之腰皆龠之，其上下仍苍酽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云者，水之征，山之灵所泄也。
　　写云阵，一连用了四个短促的三字句，“起山后，相驰逐，布空中，势且雨”，排比而出，势如奔马。 写云团， 则“白云一缕起，遂团团相衔出”，“遍山皆团团然”。一个“衔”字，如灵犬嬉戏，道尽白云翻转之媚态。太乙峰所见的云阵和香炉峰的云团，相映成趣。其变化多端，气象万千，皆人人眼中所见，人人笔下所无，隽言妙句，皆“自己出”。
　　恽敬的学术思想较自由活泼，对桐城清规戒律有所突破。他于古文并不只师六经史汉，而能兼取诸子百家；即于一家亦“区其长短”分别对待。尝自言其学“非汉非宋，不主故常”。恽敬在给仁和汤金钊的书信中说：
濂、洛、关、闽之说，至明而变，至国朝康熙间而复。其变也多岐，其复也多仍。多歧之说，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诸儒是也；多仍之说，足以束缚天下之耳目，平湖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来多悠置之。悠置之，非也；揭竿如市，亦非也；彼此之相詈，前后之相搏，益非也。
　　恽敬认为，即使像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那样的理学大儒，如果用圣人的思想来衡量，“犹有非是者耶”。至于后代的“变”之，“仍”之，在是是非非之间，关键要知其是非，“存其是，去其非”，而不必“彼此之相詈，前后之相搏”，更不必因噎废食，全盘否定。故其说径能发前人所未发。这是他与方、姚等桐城古文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援“文以载道”、“因文见道”之说而专宗程朱相异之处。宜兴吴德旋谓：“以敬之才，而循乎先圣贤之规矩绳墨，则横渠、康节之流也。”所著有《大云山房文稿》、《诗集》、《历代冠服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