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传略] 人生苦涩，诗文俱佳－－管同评传
管同，生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卒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终年52岁。管同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伯祖做官时全家曾遭籍没，此后叔伯漂泊外地，流落他乡。
他的祖父管霈喜欢文艺，擅长诗歌，于乾隆九年(1744年)中顺天乡试副榜，在京师时经常与一些著名的文人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却一直怀才不遇，淹迟数年，才得到一个晶秩低微的闲官--安徽颍上教谕。管同的父亲管文郁，文名不显，母亲邹氏，共育子女四人。管同在兄妹中排行居中，他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管同的外祖父邹森举人出身，作过安东教谕。
管同的生平和思想
管同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读书与求学时期(1780--1804年)
管同是家里的长孙，从小又非常聪明，因此深得祖父的喜爱，被视为掌上明珠。在他六七岁的时候，祖父就每天教他读书识字，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家庭教育。管同出生时，祖父管霈已经在颍上做了十五年的府学教谕，他年轻时的豪情壮志早已烟消云散，个性的棱角也已销磨殆尽，教育自己的孙子成才就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安慰。管同3岁的时候，管霈终于有了一个小小的提拔--安徽凤阳教授，于是举家迁到了凤阳。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 朱元璋未发迹时， 曾在皇觉寺做过和尚，当了皇帝后便重建之，并更名为龙兴寺。 据《大明洪武实录》记载：“(龙兴寺)佛殿、法堂、僧舍之属凡三百八十一间”， 可见规模之大，寺内有许多名胜古迹、名人题刻。到了清代，龙兴寺虽然香火凋零，但规模尚在。每到闲暇时节，管同的祖父、父亲就带着管同和弟弟管虎到龙兴寺去，穿过那一排排的廊庑， 攀上那断壁残垣， 嬉戏游乐，其乐融融。有时，祖父、父亲与寺里的和尚谈经说法，往往夕阳衔山，一家人才尽兴而返。这夕阳残照给年幼的管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他仍然难以忘怀。那时候，祖父的俸禄虽然很低，但一家人省吃俭用，祖母、母亲又经常做些女红补贴家用，因此还能够吃饱穿暖，并且家里还有几个奴婢可以呼唤。在凤阳的这几年，是管同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但是灾难却像毒蛇一样慢慢地逼近这个家庭。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管同的祖父管霈终于被提拔为四川仁寿知县，但未及上任即溘然长逝， 这一年管同才8岁。祖父死了，一家人在凤阳顿时失去了依靠，次年全家只好迂回祖籍江宁府上元县，但是祸不单行，就在这一年，管同的父亲亦撒手人寰，一命归阴，留下了孀妻、老母和弱子。管同一家一下从融融洽洽的小康之家陷入困顿。年幼的管同深深体会到人间世态的炎凉，这对他以后孤介耿直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尔后，管同的母亲邹氏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用她那瘦弱的双肩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一面照顾婆母，一面抚养四个年幼的孩子。当时管同才9岁，他的姐姐也不过十一二岁，妹妹管纯才3岁，其艰辛困苦可想而知。此时，管同家里已经没有了奴婢仆役，无论什么事情母亲都躬自操作，亲戚朋友也都帮不上什么忙。
虽然家里的生活十分困窘，但是母亲并未放弃对管同的教育，而是亲自授以诗书，并时时加以督促，望其有成。管同十四五岁时，全家迁到了江宁城的西面，母亲邹氏延请管云庄教授管同。管云庄是管同的族兄，喜欢文辞，学问也很好，他的朋友严小秋等人经常来和他谈诗论文，管同往往侍立其旁倾听，这种环境的熏陶，对于管同以后走上文学道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嘉庆初年，著名的文学家姚鼐在江宁主讲钟山书院，管同遂人书院从之学习。在钟山书院，管同如鱼得水，这儿不仅有名师指教，而且结识了许多朋友，如梅曾亮、刘开、姚莹、方植之、左匡叔、陈仰韩、邓廷桢等等，可以互相切磋，共同探讨，这种师友间的互相启发和帮助，使管同的诗文创作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提高，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管同勤学不倦，逐渐显示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天赋，并在当地小有名气。 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管同19岁时，已经有亲戚请他教授学生了。老师姚鼐非常赏识管同的才华，为有这样出色的弟子深感自豪，多次向朋友们推荐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如他在与《与吴山尊》的信中说：“作古文则有管同者为佳，此人年仅二十许，若年进学，登为后来者之隽矣。”在与《鲍双五》中亦称赞管同：“此生诗文俱佳，乃少年异才，”又称赞他：“古文已免俗气，然尚未造古人妙处，若诗则竟有古人妙处，”认为“称此为之，当为数十年中所见才隽之冠矣，老夫放一头地，岂待言哉。”
这几年，管同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江宁度过的。有时在书院读书，有时外出教授学生，闲暇时则与朋友一道去游玩。江宁为六朝故都，山川秀丽。管同曾与朋友登上石头城吊古怀今，又曾泛舟于湖，玩赏绿水青山，也曾登上燕子矶，望滚滚长江奔流入海。嘉庆六年的时候，他还和王中子一起登上岑山之巅的扫叶楼，他这样描绘道：
是楼起于岑山之巅，土石秀洁而旁多大树。山风西来，落木齐下，堆黄叠青，艳若绮绣，及其上登则近接城市，远挹江岛，烟村云舍，沙鸟风砜，幽旷瑰奇，毕呈于几席，虽向之所谓奇胜，何以加此!--《卷七-登扫叶楼记》
这段出色的描绘，动静结合，色彩明丽，而且构图清晰，笔致简练，简直就是一幅山间秋色图，其意境清幽而富有生机，显示出青年管同扎实的功力，特别是写景的能力。
嘉庆九年的春天，管同的妹妹管纯患痘病死去，管同非常伤心。管纯生一岁，祖父死去，年3岁时，父亲又死去，从小就过苦日子，但妹妹通情达理，善解人意而且非常勤快，小时候就帮助母亲烧火做饭、做针线活，并时常为母亲分忧解难。管同的姐姐出嫁后，管同又经常外出教书，回家的日子很少，家中只有妹妹陪伴母亲，不幸妹妹刚刚20岁就死去。根据封建礼法，管纯不能葬人祖墓，管同请求于族人才将妹妹葬于其曾祖母墓旁。
(二)四方奔波，养家糊口(1805?1810年)
嘉庆九年(公元1804年)的秋天，管同离开家乡江宁，外始了长达六七年的流浪生活。这一年的九月，他路过滁州的关山，看到关山形势的险要，写下了《过关山记》。次年，他经过凤阳、颍上。在凤阳，他的表弟王君邀他重游了龙兴寺。时光如水，星移物换，此次重游距他离开凤阳已经十七年了。凤阳的老百姓听说管同到来纷纷邀请他去做客，他从百姓的口中听说了许多关于祖父管霈的事情， 不禁感慨系之， 恍然犹如隔世。这一年，他写了《与凤阳守令书》，认为“守令于百姓，听断于一时；其于凶民，固当绝其本”，建议凤阳县令移风易俗，迅速剿除巨寇匪徒，防患于未然，反映了青年时期的管同积极用世的愿望和对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关心。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 管同到达河南商丘，在其同乡商丘通判陈氏兄弟家中教书。这一时期管同的作品有《游西陂记》、《记蝎》、《商丘济渎祠记》等等，其特点是长于议论，多有理性的思考。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管同离开河南，他的老师姚鼐推荐他到宝山县令田仲衡家去作家庭教师。在宝山，管同有时到海边去，在那里看到了气象万千、变化莫测的海上潮汐，写下了《宝山记游》。其中既写到涨潮时“海涛山崩，月影银碎”等壮丽的景色，也写到“午晴风休，远波若镜”的秀美风光。
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的秋天，管同又从宝山到了山东，到孙星衍先生幕府下做事，此时孙正在山东督粮。在山东，管同游览了济宁的南池，它位于太白楼的对面，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曾经游玩的地方，有不少的文化古迹。此外，他还随孙星衍到过山东的德州、恩县等地，创作了《游南池记》、《德州廒神庙碑》、《恩县四女祠碑》等文章。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管同又回到了离别多年的故乡--江宁。
多年的游历生活使管同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识见。而各地秀丽多姿的山川景色，浓郁厚重的民俗风情和古朴斑驳的历史遗迹，也激发了管同的创作灵感。管同的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三)安居江宁(1811--1825年)
管同回到江宁后，过了一段“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安静祥和的生活。这一年，他在屋后建了一间小亭子， 命名为“抱膝轩”，取诸葛亮“抱膝而吟梁甫”和陶渊明“容膝易安”之意。 轩内卧榻一张，书籍满架，管同在内偃仰啸歌，自得其乐。此后几年，管同虽有时外出教书，但大都在江宁及其附近。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灾难再次降临这个家庭，管同年仅7岁的儿子亢宗患痘症死去。爱子的去世，对于中年的管同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了《悼亢宗赋》，一面思念儿子，一面感叹自己的身世，“嗟予生之薄祜兮，甫九龄而失怙”、“始扬镳于梁苑兮，中击楫于吴江。少归南而偃息兮，北义逾乎东蒙。”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三月，管同的次女出生。
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九月，江宁司马联璧招集海内名士二十余人，结诗会于盏山，管同参加了这次诗会。在会上，管同见到了管云庄的朋友严小秋，两人淡起厂多年前的往事，谈话中间，严小秋数次视管同的头发，显得非常惊讶，，因为，管同此时虽然年仅38岁，但已经两鬓斑白，头发稀疏，出现了明显的早衰迹象。其实，只要看看管同的经历也就不奇怪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和打击使年轻的管同心力交瘁，早衰亦在情理之中。此后几年，管同又曾到过宝山、苏州等地，为生活而四处奔波。
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 对管同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一年46岁的他终于考中了举人，座师是陈用光。陈亦是姚鼐的学生，《清史稿》称他“笃于师友谊”、“以学行重一时”。陈用光 管同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但还曾对人说“吾较两江士，独以得一异之自喜”，由此可见管同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他非常尊重管同，从来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学牛看待。管同对这姗姗来迟的功名并未感到过分的欣喜，现在，他已经能够平静地看待中举这件事情了。中举后，本来无意再参加会试的管同，在亲友的劝说下，于道光六年到北京参加了会试，但未能考中。
(四)人邓廷桢幕府(1826--1831年)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邓廷桢被提拔为安徽巡抚。邓亦为姚鼐的学生，长管同4岁，深慕管同之名，延请他教授自己的儿子，对管同优礼相加。同时，邓廷桢还开设八箴堂，广泛招纳当时文界名流，管同亦与其中，一时幕府人才济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诗酒唱和，各展技艺，特别是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的端午节，众人在一起：“或文腾藻丽，或诗耀葩采，或师小令于温韦，或仿八分于李蔡，或虫书玉篆庑炎汉太学之文，或工棋善画奏李唐翰林之技，”可谓盛况空前。另外，这一时期管同作为邓廷桢最亲密的幕友，还代邓作了许多重要文章，如《包孝肃公像记》、《重刻{荒政辑要)序》、《徽州府汪氏祖墓祠碑》--这几年，管同还热情地为朋友的诗集、文集作序，如《方植之文集序》、《刘明东诗文集》、《书梅伯言马韦伯诗后》等等。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管同在陪同邓廷桢的儿子赴京途中，卒于宿迁，终年52岁，英年早逝，令人叹惋。
管同的思想
管同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时期：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烈但还未全面爆发；嘉庆末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遍及数省，但还没有动摇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国外英美等资本主义势力虽时刻觊觎中国，但还没有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管同生活于社会的中下层，对于当时吏治的腐败、世风、士风的日下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也曾渴望大展雄风，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在《拟言风俗书》中指责当时“大臣无权率以畏懦，台谏不争而习为缄默，门户之祸不作于时，而天下遂不言学问；清议之持无闻于下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于其身”的社会风气，并认为造成这种风气的原因在于朝廷“上之所行，下所效也”，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事实确实如此，如乾隆帝就非常重视中央集权，树立皇帝的绝对权威，认为包括丞相在内的大小官员只是君主手中的工具，这种极端的专制统治使士人缺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同时统治者的“好谀而嗜利”也加重了这一风气，因为“惟嗜利，故自公卿庶民，惟利之趋，无所不至；唯好谀，故下之于上，阶级一分则奔走趋承，有谄媚而无忠爱”。因此管同要求皇帝闭言利之门，开谏争之路。在《拟筹积贮书》中，他建议朝廷裁减宫匠，以减少“虚糜之赐”；同时将诸王宗室的“恩米”减去一半，以增国库。这种建议直接触及到了朝廷自身的利益，是一般官吏所不敢谈及的较为敏感的话题。管同认为当时河南滑县的农民起义，所以能够“揭竿一呼，从者数万，人京邑，战宫廷而内臣至于从贼”，主要是由于吏治的腐败，“长吏之于民，不富不教而听其饥寒，使其冤抑”；其次，当时的军队缺乏训练“畏懦碱肪执干戈而不知何以用”，因此“小值寇警，蛾伏豕介相继”，他建议对军队加强训练，重修军事设施，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杜戎心而安民命，有备无患”。管同反对对老百姓实行严刑峻法，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对犯法者一律处以极刑，认为当时刑法严格区分故杀、误杀、下手加功之杀是正确的，值得提倡。管同看到了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对中国自然经济的冲击，认为“洋之货十分而人吾者一，则吾之财十分而人洋者三矣”，主张禁止洋货的输入。
从上述管同对于政治、经济、军事、风俗、吏治的议论我们可以看出：管同作为清代社会一名最普通的知识分子，不再满足于枯坐书斋、空谈性理；而开始睁开眼睛看社会，在思想观念上趋于求实、求变。他对于社会弊端的分析往往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管同开出的疗救的药方则比较陈旧，仍然希望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维系世道人心。
管同一生屡遭不幸，亲人多故，这对他的世界观有所影响。他认为人的一生是由“天命”、“天数”决定的，但又认为尽人力则可以改变之。他极力张扬人的个性，认为(惟人之生，有天之量，有地之体，其身虽域乎天地之中，而其道足树乎天地之表””，要求知识分子加强自我修养，继承传统知识分子高尚、正直、独立不倚的人格。他反对用窒欲的办法修身，而主张“率性而修”，认为能“率其性则孝子忠臣”，甚至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思想有助于把人们从神学、权威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管同为了一家的生计，曾终年在外奔波劳碌，但他不愿去奉承、巴结当时的达官贵人，去求得他们的照顾和赏赐。他说自己“贫贱濒于饿死者屡矣，然公卿贵人，非致敬尽礼则未尝往见，即见之亦未尝妄有陈乞，非敢倨傲，盖侧闻长者之遗风所守在是耳”。他晚年在邓廷桢幕府，邓廷桢认为他“为人落落寡合”，这正是他耿直人格的表现。他一生主要靠教授生徒来养活一家人，但他又讨厌僵化腐朽的八股文，更反对以此作为猎取功名的工具。 当有朋友劝他专作八股文“伺得科名然后更求实学”时，他反驳说：
仆闻古之为学者，或纯或驳，或广大浅细，要皆内治其身，外讲明于天下国家之事。用则施诸时，舍则著诸书而垂于后世，未有居庠序、诵先王而汲汲然徒为仕进者。
管同以古代学者自期，主张学以致用，要能够“施诸时”或“著诸书”，否则“纵由此排金门上玉堂，仆则荣矣，亦何补于斯世?当今天下虽无人，专治时文者固不乏，又安用增仆一人于其间哉”。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管同虽然20多岁时就已名闻遐迩，但是一直科场蹭蹬，直到46岁才考中举人。这时，他对于官场的黑暗已经看透，认为“得一第为一官，上之制于长官，下之制于同僚官吏。欲行其议，轻则丛谤讪，重则获罪戾，随时俯仰又寤寐为之不安”，只有那些正直的、不愿同流合污的官吏才会有此复杂矛盾的心理。
管同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尊敬老师，疼爱孩子，对朋友坦诚相待。他与姚鼐关系甚笃，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之书信往来，报告自己的消息。姚鼐给他的书信他都珍贵地收藏着。他的字“异之”就是姚鼐给起的，取“君子以同而异”之意，他儿子的名，产“亢宗”也是姚鼐给起的。他与梅曾亮、姚莹、方东树、马韦伯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梅曾亮说：“吾自信也，不如信异之之深，得一言为数日忧喜”，他学习古文就是受了管同的影响。管同对朋友真诚，经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朋友的缺点和不足。例如，有一次，姚莹请他修改自己的一篇文章，他看后认为“此文欲改，须并其立意改之”，基本上否定了姚的文章。在学术上，管同受姚鼐影响最深。姚鼐推崇程朱理学，尊程朱为“父师”。管同也认为“道学之尊，犹天地日月也”，又说“朱子解经，于义理决无谬误，至于文辞训诂，名物典章，则朱子不甚留心，故其间亦不能无失”。在治学态度上，管同亦禀承其师，主张“大丈夫宁犯天下之大不韪，而必求吾心之所安，其说经也，亦若是而矣”，即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学术，如果“求胜焉，曲徇焉，非私则妥”。在这一点上，他与方东树有很大的不同。方东树极力维护程朱理学的神圣地位，对于汉学的攻击不遗余力。管同持论较为公允，他尊重程朱理学但不迷信之，对于汉学也积极利用之。
他的专著《四书记闻》、《七经记闻》就是运用了汉学的研究方法对程朱的许多观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他认为“汉儒之言，虽或I时会而有本者多矣，未易卒弃之也”。方东树则对管同《七经汜闻》中怀疑程朱的言论很不满意，认为管同“所致疑于朱子者，了吾意多有未喻”。从管同一生的著述来看，他除了诗歌散文的创作，另有《孟子年谱》、《文中子考》、《战国地理考》等书，也是运用了汉学的研究方法来作的。
管同的诗文理论
管同是一个作家，他的诗文理论主要基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体会，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重视：
(一)推崇阳刚之美，要求文章具有“雄直”之气。这与前期桐城派作家追求平淡自然的风格有所不同，桐城派诸大家方、刘、姚等人的作品都偏于阴柔一格。管同认为：“文之大原，出于天，得其备者浑然如太和之元气。偏焉而入于阳与偏焉而入于阴，皆不可以为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来，虽善文者亦不能无偏。仆谓与其偏于阴也，无宁偏于阳，何也？贵阳而贱阴，信刚而绌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为德者也。管同认为文章的最高境界在于能够“浑然如太和之元气”，而达这一日标者只有六经。对文章境界的这种描述址比较虚幻的，难以把握的，其实是要求文章“究万物之悄而定以中正，极夷险之变而出以和平”，而“究万物之情”和“极夷险之变” 就是文章阳刚之美的体现。姚鼐虽然也在理论上提倡阳刚之美，但创作却偏于阴柔一格，管同的创作则基本上实现了他的理论。管同提倡阳刚之美是有针对性的--矫正桐城派枯淡孱弱的文风。袁枚曾批评说：“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有鉴于此，管同提出了“贵阳而贱阴”的审美标准。他批评朋友的文章“孱弱无劲气，未得为佳”，又称赞侯念勤的文章“雄健劲直，势如奔马。”
(二)管同提出了诗文创作的具体方法，管同认为“得天之刚，世亦无几，其余必进之以学”。为了写出具有阳刚之美的文章，必须加强后天的学养。首先，必须“养气”。他说“诗文之道，气以主之，学以辅之”，而其“养气”的内容即孟子所云“浩然之气”，实质是要作家加强自己的道德伦理修养。在古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中，管同认为“德”是最重要的，如果“性命修于身，勋业皆其末迹也”。至于创作，要像古代圣贤那样，“其立言也，皆有故而非得已”，即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病呻吟；应该“明道以教人也，记事以传世也，吟咏讴歌以陈情而见志电”，作品应该起到“教人”、“传世”或“陈情见志”的作用。在这一点上，管同继承了桐城家法，打出了传统文论的金字招牌。其次，要积极向古人学习，从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那么，从哪儿人手呢?管同认为，可以先熟读“《公羊》、《国策》、贾谊、太史公”之文，体会其雄奇恢阔之境。具体创作时，要表现出自己的“卷轴性灵”，与古人“神合之”，而不能仅仅“貌肖之”或“贩其辞”①。如果仅学古人之辞，那就与剽窃无二。再次，要注意表达的技巧。管同认为，文章“体不直不可以为杰，势不曲不可以为妍，如长江大山，千里万仞而峰峦岛屿层见叠起，望之茫然而即之竦然”这儿的“体直”是指文气的贯通，也就是文章结构的严密，转换的自然；“势曲”是指语言的表达要委婉曲折，含蓄蕴藉，币不能平铺直叙，毫无韵致，让人“按文之首而可测其尾，读文之上而便知其下”。管同还谈到了灵感问题，认为一个作家灵感到来时， 思绪能够“控引天地， 囊括万物， 神机辟合， 不知其故”，创作出最为优秀的作品。
管同推崇阳刚之美，提倡学习古代的优秀作品等观点，都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他关于创作经验和技巧的论述也是富于启发性的。管同论文的局限性是过于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特别是把六经抬到高不可攀的位置，认为“六经、《语》、《孟》之文，卓绝千古，浑然如太和之元气，而韩、柳、欧、苏皆不及”，对于文学的审美属性重视不足。在文学创作的源泉问题上，管同反对“诗贵性灵，不取学问”之说，以六经为创作的源泉，认为“穷而后工”与“得乎山川之助者，皆文士之文风，非圣贤之文风”，反对把社会生活作为创作的源泉，这就在理论上颠倒了文学创作的源与流的关系。
管同的诗文创作
管同在文学史上主要是以他的创作出名的。他弱冠之时，就已显示出非凡的创作才能，姚鼐断言他的创作前途无量。管同的创作超越了其诗文理论的局限，他并没有多少宣扬政治教化的作品。他虽然认为“得乎山川之助者，皆文士之文风”，但是他自己的一些优秀作品恰恰是在游历山川的过程中写成的，如《登扫叶楼记》、《游龙兴寺记》、《游西陂记》、《宝山记游》等等。
管同的散文作品在艺术上具有以下特点：
(一)他把诗歌创作的技法引入散文，善于以简洁凝炼的语
言描绘出一幅幅或清幽淡远或波澜壮阔的境界，使他的散文充满了诗情画意。前面我们曾举了他的《登扫叶楼记》中的一段，下面我们再来看他的《宝山记游》：
宝山县城临大海，潮汐万态，称为奇观，而予初至县时，顾未尝一出。独夜卧人静，风涛汹汹，直逼枕簟。鱼龙舞啸，其声形时入梦寐间，意洒然快也。
夏四月，荆溪周保绪自吴中来游。保绪故好奇，与予善。是月既望，遂相携观月于海塘。海涛山崩，月影银碎，寥阔清寒，相对疑非人世境，予大乐之。
不数日，又相携观日出，至则昏暗咫尺不辨，第闻涛声若风雷之骤至。须臾，天明，日乃出，然不遽出也。
一线之光低昂隐见，久之而后升。《楚辞》日：“长太息兮将上”。不至此，乌知其体物之工哉?及其大上，则斑驳激射，大抵与月同。而其光侵眸，可略观而不可注视焉。
后月五日，宝绪复邀予置酒吴淞台上。午晴风休，远波若镜。南望大洋，若有落叶十数浮泛波间者，不食顷，已皆抵台下，视之皆莫：大舟也。苏子瞻记登州之境，今乃信之。于是宝绪为子言京都及海内事，相对慷慨悲歌，至日暮乃反。
宝山者，嘉定分县，其对岸县日崇明，水之出乎两县间者，实大海之支流而非即大海也。然对岸东西八十里，其所见已极为奇观。由是而迤南，乡所见落叶浮泛处，乃为大海，而海与天连，不可复辨矣。
该文用极为俭省的笔墨为我们描绘了三幅优美的画面：月下观潮、海上日出、午间望海。文章以见闻开篇，使人充满了对海上奇观的向往，但接下来并未：直接描写潮汐，而写到宝山后的感受，更加调动了读者的兴趣。下面才开始了对变幻万千的海上景色的描写。这样，文章写来一波三折，灵活多变，如人深山，令人目不暇接，而且三种景象一动一静，一黑夜一白天，一壮美一秀美，互相补充，互相映衬，相得益彰，剪接巧妙自然。
(二)以骈体句式人散文， 骈散相间，音韵和谐，具有音乐美，体现了清代散文集大成的特色。管同最要好的朋友梅曾亮喜好骈文，管同虽然认为“人有喜怒哀乐，面也；今以玉冠之，虽美，失其面矣，此骈体之病也”，但是他在散文创作中却吸收了骈体文的优点和长处，这是对桐城派散文的开拓和发展，《宝山记游》一文就有此特点，叙述部分多用散文，描写则多用整齐的排偶句。另外，在《登扫叶楼记》的散文叙述中插入“登石头，历钟阜，南极芙蓉天阙诸峰，而北攀燕子矶以俯观江流之猛壮”；在《因寄轩记》中插入“春雨既降，群绿尽坼，霏红流香，到我几席”等整齐的骈体句式，与散文句式交错使用，使文章具有流动之感，充满灵气。管同的散文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冉一一举例。
(三)管同善于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人生之思融入作品之中。
他在《游龙兴寺记》中感慨“方予幼时，未识此之为乐。省晨昏，视颜色，稍效犬马之愚，及稍有知，存者仅皤然一名老母，尚不克朝夕侍，奔走四方，求升斗之养”，表达了对童年快乐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对未能侍奉在母亲身边的惭愧和感叹。在《游西陂记》中他认为富贵无常，要求人们：“舍是而图其大远者”；在《商丘济渎祠记》中反对不经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这种议论与全文浑然一体，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
(四)善于以典型的细节和环境来烘托刻画人物，这种写法可以说是继承了桐城家法，方苞、刘大kui（从木魁）、姚鼐等人都擅长此法。管同的这类文章经常娓娓道来，一往情深。在《亡妹圹碣》中，管同写自己年幼的妹妹“每当食，母烹饪，则妹执薪坐灶下，俟饭熟乃起；食毕辄手携针线相随坐闺闼，而时出笑言以悦母”。
这样一个生活细节，就写出了妹妹的勤快、孝顺和对母亲的依恋、爱戴，也表现出作者对妹妹早死的哀伤、悲痛，，在《节妇骆氏传》中，他写一农村少女追赶盗窃的乞丐“推丐踣地上，坐其背，拳殴之，丐负痛号呼”，这一细节就突出厂少女的娇憨朴直。另外，管同还善于通过环境来烘托人物形象，反映人物的精神气质。如他的《舅氏邹君诗稿序》：
同以甥故，岁时必谒君，见所居老屋数椽，尘土渗漏，外则竹树蒙闭，邱墓环焉。每日落人静，山风怒号，磷飞鬼啸，意怛然，谓非人所居，而君隐其间，作字赋诗，常充然有自得之色，意甚疑之。
此处以儿童的独特视角来观察舅舅邹森的生活环境，就烘托出了邹氏澹泊名利、甘于隐居、恬然自得的情怀，其人、其诗的不同流俗也就尽在不言之中。其他如在《抱膝轩记》、《因寄轩汜》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管同还有一些寓言性的小品文写得很好，如《记蝎》、《记鸽》、《灵芝记》、《饿乡记》等等。《记蝎》以毒蝎为人所用提出了明君贤相要善用有才能的恶人的建议；《记鸽》讽刺那些“恃一己之强而不知援其侪类”者；《灵芝记》则一反人们以灵芝为祥瑞的观点，认为对于树木来说，灵芝的产生是材不得其用的结果，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毋使不幸而至于芝生也”；《饿乡记》则以游戏的笔墨写出了饥饿对人的威胁和考验。
另外，管同还有一些史论文和政论文，这些文章大都析理透彻、语言犀利，往往发人所未言。代表性的作品，除了《拟言风俗书》、《拟筹积贮书》外，还有《韩信论》、《范增论》、《蒯通论》等。
在《韩信论》中，他认为韩信并不善于带兵，其成功只是侥幸，反对“以成败论英雄”。《范增论》中认为秦亡于暴政，范增劝项梁立义帝为一决策失误。特别是他的《蒯通论》，分析十分细腻。文章从蒯通劝韩信自立为王开始，结合当时秦末战争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指出整个社会渴盼和平，蒯通实在不该劝韩信起乓反汉，挑起新的战争。接着管同指出，蒯通劝韩信起兵并不是定心韩信，而只是为了自己在群雄逐鹿中坐受渔翁之利，这种分忻颇有新意。
管同的诗文创作内容丰富，风格多样，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姚鼐对此赞不绝口。邓廷桢认为他的文章似苏明允“峻厉严切”，陈仰韩称赞他的文章“叙述廉而洁，议论骞以闳，气肖四时，体包万有”。稍后的张士珩说他的文章“劲气峻骨，亦绝出流辈”；刘声木评价他的文章“雄深宏达，简严精邃，曲当法度”、“理精词洁，奇气盘郁而深稳”；这些评价反映了管同散文各方面的特点和成就。管同作为姚鼐的四大弟子之一，对于拓展桐城派的廊庑，丰富桐城派的创作技法，矫正桐城派的枯弱的文风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文章气势充沛，“具有阳刚之美，在当时广为流传，“见者辄持去”。管同去世后两年，邓延桢将他的作品汇为《因寄轩文集》刊刻传世，光绪九年张士珩又加以重刻。
由于管同一生未做过官，又去世较早，因而对他的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现在许多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对管同或一语带过，或根本不提，这与管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今天，我们应该对其研究给予应有重视，这有利于我们探讨桐城派散文向现代散文转化的规律，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