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绵延于清代二百余年，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一一桐城派，明末清初时方以智、钱澄之等人为其滥觞者；而在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三祖之前的戴名世，亦为桐城派的创始人之一。
戴名世，字田有，一字褐夫，号药身，别号忧庵，死后世称宋潜虚先生，因其曾一度隐居故乡桐城南山，世人又称之为“南山先生”。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三月十八日，戴名世出生于桐城红庙砚庄一个下层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籍新安，家庭在明初洪武年间迁至桐城，在其后的三百多年中，经历了一个由盛至衰的变迁。其祖父戴古山，明末任职江西，家本中产，在改朝换代中罢官归里。直至隐逸而终；其父戴霜崖，此时家境已趋衰落，以教书为生。戴名世自幼刻若好学，一心攻读，博览群书，学识过人，自负才华，睥睨一世，人称“狂士”。其少年生活极其清贫，但他发奋用功，“一日不读书，辄忽忽如有之失，但得一书，往复观玩，可以忘寝食。”读书求知，成了他的基本需要。戴名世6岁时就从父开蒙就读，11岁熟背《四书》、《五经》，幼年即被乡里长辈公认为才子。他在涉猎历朝典籍的过程中，伴随苦思冥想，其古文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显示出了不同俗见、出类拔萃的才思。18岁时，即在用其曾祖父的《响雪铭》中“不阴常雨，盛暑犹雪”的题意，撰写成《响雪亭记》一篇，其文道尽故里风光，极言人情时态，成为传颂于远近的名文。由于家境贫穷，20岁就开始授徒养亲，他在《时文全集自序》中写道：“读书稿有得，已二十矣！先君子束修之人，不足以给饔飧余亦课徒以养亲。”
戴名世青少年时代，深受其祖父辈，以及博学隐士及前朝英烈的影响。戴名世耳闻目睹了从曾祖父、祖父到父辈的言行而深受影响，特别是其父亲临终是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道：“吾其死于忧乎！吾死，祸必及才，汝勿效我忧也。”他深知自己忧患的种子已播入儿子的心中，他担心这日后将必酿成大患，后来戴名世的屈死正被其父言中。戴名世少时即忧世嫉俗，好作不平之鸣。同里博学隐士给戴名世影响最深的是潘江。潘江，号木崖，尤专于诗、古文，与海内名流以诗文相交，明亡后，潜归桐城，吟诗著文，娱情山水，其后清廷曾两次征用隐逸名士，潘江有名在册，皆托故不就，仍隐居乡里，奖掖后学，培育人才。戴名世对潘江学识情操深为钦佩，27岁时师事潘江，尊为导师，潘江对戴名世尢为器重，非常赏识，倾出家中所有珍藏书籍，供戴名世博览，并加以细心引导，戴名世如久旱逢雨，昼夜苦读，才学大进，成为时文高手，“文稿脱手，贾人随即为之刊布以售，于是天下皆育其时文”，潘江誉其文深得“司马迁、韩愈之风”，戴名世亦将潘江视为终生之师。
戴名世13年的开馆执教生涯，对其影响亦很大，其馆地一在舒城，二在陈家洲（原属桐城，今属枞阳），活动的范围，除了馆舍，只有“数家之林，牛栏之角，菜畦之囿”，胡感不得志，在深思和苦闷郁积起对现实的不满。同时对社会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对下层的劳动人民产生了一定的同情。
戴名世本来就饱尝了世态的苍凉，加上先辈的影响，以及亲身感受到腐朽的封建制度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在其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与清延不使用的态度中度过的，并日渐树立起以拯救社会为目标的“当世之志”，视治理天下为已任，并经常以文章得罪权贵。他们其早期作品《范增论》中曾说：“秦汉以后，天下之变故多矣！盖有其国既失，其宇宙既堕而篡于乱贼之手者，而其流风余习未断于世，天下之人犹有不忍忘于心，于是纷纷而起，辄归名号于先朝之后，其为名也正，其为义也顺，”他不仅在评论历史的成败得失中表示了对清初汉人反清的肯定，而且通过《画网巾先生传》等作品，歌颂了汉族人民在反清斗争中的民族气节。
戴名世34岁时，被督学使者李振玉荐入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其时，国内政局渐次安定，清延开始实行奖掖文学的政策，一时招揽了大批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京师人才会集，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别一方面，由于当局所谓的“好士”，只不过是为其颂功歌德，这就诱使了一些利禄心熏的知识分子文之剽窃，貌之侧媚，乞哀于公卿之门，形成了极坏的风气。戴名世既不愿“侯门之裾”因而只能“独徘徊燕市，无所遇”，过的仍然是冷落、孤寂的生活，时有“自伤”之叹。但是，他在京师却结识了徐贻孙、刘荠、王源、汪份等人，并与同里方苞、朱书等人重聚，由于恨不得志，常常极饮大醉，嘲谑讥骂，使绅士们甚为忌讳；与宰辅大臣相见时，一揖之外就无他语，令达官们极为难堪。戴名世等人此时的结合，是以斥责时弊、振兴古文为共同旨趣的，他们痛恨科举，一时“布衣”之士纷纷慕名相投，甚至边轰动京师的颜李派首领之一的李恭也慕名相访，与戴名世等人相磋经世致用的学识。与此相反，当权派则恨之入骨。戴名世成了这批“狂士”的首领。王源曾说“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所最推服。”方苞说：“所见闻当世之士，其才……莫先于褐夫。”而朱书、刘荠等人，更是对其推崇备至。这样戴名世就更招来了“公卿大夫”们的仇视和攻击，一时，戴名世成为文友爱戴、当局惊惧的人物。
戴名世整个壮年时代，交游广泛，多是有为之举。此间曾迁居南京九年，南京是戴名世母亲的老家，其弟平世又名居于此，戴名世于父逝妻亡后，偕母从桐城迁往南京，这固然是为了手足团聚，更重要的则在于实现其“成一家之言”的大志。长江中下游原是南明主要活动地区。清延在其政局稳定之后虽然广揽文化之士，但东南各省所保存的朱明遗迹却历历在目，不愿就任博学鸿词的隐逸之士也还大有人在。戴名世一直在搜集明史资的大部分纪略和明人传记，乃至一些明人遗诗的序文，多成稿在于这个时期。由此可见戴名世为私修《明史》所作的充分准备和良苦用心。戴名世与方苞、朱书、汪份等人的长期切磋研讨，则始终是为所对八股时文，振兴古文这一命题而进行的。为了矫正文弊，端正文风，他与汪份一道提出了“以古文为时文的”的口号。戴名世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在北京时，不惜于汪份栖身萧寺，连作八股文百余篇，意在分析要害，示人警觉。寓南期间，则抽暇与汪份共同担任苏州书高度选政，通过编辑、评论时文，大力矫正当时的文坛上普遍存在的雷同抄袭、生吞活剥的弊病，细致地引导士子从古文中吸收纯真、朴实的营养。在山东、浙江为学使幕僚期间，他对士学的学风要求极其严谨。单靠个人的力量，戴名世也自然无力改变当时社会的整个文风，但确曾以艰苦实践，使江、浙士子“文风稍变”。戴名世的改造时文的主张，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振兴古文。为此，他不仅撰写了许多精湛的古文作品，而且提出了初具体系的古文理论。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是在与清廷合作中度过的。他于1705年应顺天乡试，得中第五十七名举人。第二年参加会试未中，复于1709年（57岁时）再试，终于成为大学士李光地主考的已丑榜的第二名进士，并获殿试一甲二名（俗称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参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南山集》案”发，于1711年10月被捕入狱。
戴名世对清廷态度的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因来讲，清廷自入主中原后到康熙时代，政局渐次平定，因而能吸取前代统治者的教训，从革除弊端入手，采取了一些发展生产力的措施m时，随着政权的巩固，原业所被实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开始有所改变，于是满、汉民族对立也渐缓和，因而出现了所谓的“康熙盛世”。作为一个以经世致用为目标，而又正视现实的知识分子，戴名世的思想自然会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内因来看，其前期思想固然有反清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对封建社会弊端的不满，一旦清廷稍许改革其统治措施，表现出有志于治理国家的诚意时，戴名世的态度也会随之改变。实际上，戴名世的后期作品中，已少有狭隘民族情绪，其矛头所向更多的则是腐败无能的吏治。因此，待到“康熙盛世”的出现，戴名世于桐城南山砚庄“隐而复出”。戴名世确有过归隐的打算，他从1687年起，就将逐年的积蓄存于友人赵良冶处，并委托其为之购地筑宅，但新居落成后，并未真的隐居，为他的《时文全集》作校检工作，匆匆离开砚庄。据戴名世自述，他的著书立说的“曩昔之志”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订四书五经大全，二是续鉴纲目，三是撰修明史。他这次从南山复出，恰恰是急于集录朱子语录，为后来成书的《四书朱子大全》作准备.戴名世匆匆离开砚庄，客观上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即在他返回帮里的当年，康熙为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刻《训饬士子文》一道，督促持有异见的士子“”痛加改省，争自濯磨，积行勤学，以图上进“声称如“冥玩无知，……王章俱在，腾亦不能为尔等宽矣！”并由礼部颁发全国，且勒石于太学，使学界上下为之震动。戴名世虽身在故里，却不能不有所闻，而作出“改省”反应，在砚庄稍作逗留后，即抱着“果真有才实学，何患困不逢年”的信心，以老迈之身，投向“抡才大典”之门，开始了其科举道路的艰难攀登，从而终于迈近武英殿，愿为康熙政府服务。但是戴名世的诚意却没有被清廷接受，时过不久，因《南山集》案发，被捕入狱。他平时最喜欢读太史公的著作，慕司马子长的为人，尝考求前代名人奇节伟行，时时著文，来抒发自己人爱国情感，经常访求时末遗老，网罗明季逸事，准备写一部明史。他《南山集偶钞》，集中表现了作者爱国的思想，该书一经问世，即风行江南各省，其发行量之大，流布之广，在当时同类的私家著作中罕见。“《南山集》案”发生后，竟有一次禁毁三千册的记录。《南山集偶钞》收载戴名世古文百十篇，有朱书、方苞、尤云鹗等人作序，其中有论说、传序、传记、书信、日记、墓志铭以及杂记等，内容多愤世嫉俗之作，他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巧妙、深刻地揭露丑恶的现实，这些作品中，有对光明的歌颂，有对黑暗的咒骂，有对百姓的同情，也有对统治者的憎恨，极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能事，该书于1701年刊刻行世。
1711年，康熙五十年冬，身为清廷翰林院编修的戴名世被一向不满戴名世的“狂妄”的左都御史赵申乔弹劾，其理由是其古文集《南山集偶钞》“语多狂悖”指出“……乃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赵申乔的这篇奏疏，其实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弹劾戴名世最重要的话，是《南山集》中提到桐城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方氏的《滇黔纪闻》记载了南明永历帝在滇黔称帝的事，戴名世为写明史，遂注意搜求南明史实。其中的《与余生书》是戴名世给他的舒城籍学生余石民的一封信，目的是为了邀一位名叫犁支的和尚与他会面，犁支是原南明桂王宫中的一名宦者，桂王政权崩溃后归入佛门，云游四海，喜道南明的遗闻逸事，名世为修明史，又恐“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所以想与犁支核实桂王政权的事实真相。信中，戴名世提出南明三个皇帝的年号，本为清廷所不容，而且还要像“昭烈之在蜀，帝日之在崖州”一样，列为正统，更是清廷之大忌。另赵申乔欲置戴于死地，与他害人利已的卑鄙目的分不开，原来戴名世会试考中第一名，殿试时得的是第二名，第一名状元被赵申乔的儿子赵熊诏得去。赵熊诏名气远在名世之下，当时便有传说，这是由于赵申乔幕后活动的结果，赵恐黑幕被揭破，便假借口实陷害戴名世。“《南山集》案”发，于康熙来说，还有一个误会，《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恰好方孝标曾为翰林学士，戴氏文中称之为方学士，而别有方学诗者，曾附吴三桂反清，失败后隐匿起来，在满文中“方学士”与“方学诗”为同音字，康熙误以为在是逃的方学诗，特别重视，指明从严查办，这样“《南山集》案”无形中扩大、复杂化了，于是凡与此案牵连的都被捕入狱，而方族受迫害尤重。康熙五十年（1711），59岁的戴名世被投入监狱，受牵连的共拟处罪的有三百余人。戴名世为一介书生，在狱中两年多，仍修订昔日所编的《四书朱子大全》。康熙五十二年，名世61岁时，由凌迟处死改为腰斩。其从弟辅世自京扶柩而归，葬于居室之南，其墓俗称“榜眼坟”。今位于桐城孔城镇清水村，系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
戴名世是清康熙时代著名的文学家。方苞曾说：“当世之士，学成而并于古人者无有也，其才之可扳以进于古者级得数人。而莫先于褐夫。”足见戴名世古文之成就和地位。不仅在古文创作方面实绩卓著。而且形成一套较完整的古文理论。
在古文的思想内容方面，戴名世主张立诚有物。所谓“有物”，即要求文章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在《答赵少宰书》中说：“唯立诚故有物，苟无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立诚才能有物。立诚，在戴名世看来，首先要求作家是诚实的人。文学不是人间宝贵花，他在与《刘大山书》中写到秦淮有余叟为学琵琶，不惜“倾其产千金，至不能给衣食，及操琵琶弹于市，乞钱自治，”终至抱琵琶而饿死于秦淮之涯”。戴名世很欣赏这种与艺术同命运的精神，并以余叟自许。其次要求作家忠实于现实生活，把握世态人情的变化。他说作家“以其于事变乃知之也悉，其与情伪乃察之也周，而后举笔为文章，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含古今。”他还赞成作家去接近劳动人民，从生活底层吸取创作的源泉，他在《陈某诗序》中盛赞同年好友陈君“时时与樵夫淦父野老相狎，一觞一咏”，因而“其所为诗歌，皆以自写其性情，莫不可诵也。”
戴名世主张为文要率其自然，这是其古文理论的主旋律。他在《李潮进稿序》中说：“今夫文之为道，虽其辞章格制，各有不同，而其旨非有二也。第在率其自然，而行基所无事。此自左、庄、马、班以来，诸家之备，未有异也。”戴名艺将“率其自然”视为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以来古文写作的一条规律。何谓“自然”，戴名世在《与刘言洁书》中说：“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铅华，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者也。……此文之自然者也。”这里的“淡焉泊焉”，指的是人的思想感情，戴名世认为，人的思想感情，不应被“町畦”、“铅华”这些思想上的荆蓁土石所封，定应像高山之巅的云烟，渤海之中的波涛，自由涌荡于天地之间，“无所有，乃其所以无所不有”之思想感情的文章，即是自然之文。戴名世认为作文贵在：“余游四方，往往闻农夫细民倡情治思之所歌谣，虽其辞为方言鄙语，而亦时有义意之存，其体不出于比兴赋之者。乃知诗者，出于心之自然也。”民歌俗谣之所以可贵，之所以得以流传，就在于它“出于心之自然”，抒发了人们的真情实感。戴名世提倡为文要出于自然，因而反对一切丧失自然之文。他在早年就反对迎合世俗口味的趋时之作，并引以为耻；反对谀佞的媚献之文，认为是腐烂之辞。他认为文章是个性之流露，不能请人代作，因为彼此的声音笑貌，思想感情各不相同，勉强为之就无真情实感，结果只能是“为剽为伪、为欺谩而已。”
在古文的创作方法上，戴名世主张道、法、辞合一。在古文的创作上，戴名世主张的率其自然就是提倡独创，反对雷同；就是文无定格，反对以格言文。但是，文虽无定格，但文是否就无一定之规律可循呢？为此，戴名世曾在《已卯珩书小题序》中提出道、法、辞三者俣一的创作方法：“道 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并进一步阐述了何谓道、法、辞、三者怎样合一。认为“道”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亦即“言有物”，“法”指的是文章的结构方式；“辞”指的是文章语言。如果说“率其自然”强调的是创作方法的自由和多样化，那么“道、法、辞”合一强调的则是文章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道、法、辞合一是戴名世主张的创作方法，为此，戴名世还在《张贡五文集序》中提出与之相辅的写作手段即“割爱”，在思想内容方面必须割去背义伤道，有损道、法、辞统一的东西；在艺术形式方面必须割去丽辞采，激越议论，有伤自然之美的东西。
在古文的艺术境界上，戴名世主张精、气、神合一。于古文的艺术境界，戴名世追求的是本色之美、自然之美，他在《章泰占稿序》中将其自然之美归结为“平质”二字，他说：“质者，天下之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文，他认为自然美的艺术生命来源于真实，认为世俗雕饰之文以虚假为特征，而虚假的东西总是没有生命力的，自然之美作为一种艺术境界，它不同于生活的自然形态，而要求于质中见文，于平中求奇。怎样才能达到“至文”、“至奇”的艺术境界，戴名世借道家之言提出了精、气、神三者“炼之凝之，而浑于一”的观点。所谓“精”，指出是对语言的锻炼，只有炼成自然精美的艺术语言，作品才有长久的生命力；“气”，戴名世认为为文要有气势，文章应该以表现作者的志向气质为主，作品具有志向气质，才能形成自由奔放，大气磅礴之势；“神”，戴名世认为文章要有神彩，为文要有妙处，视神韵为文章生命和灵魂。因此，戴名世认为为文要精、气、神合一，即自然炼的语言、自由奔放的气势、自如悠深的神韵相结合，这样就能超于一切平庸之作。
戴名世主张立诚有物，率其自然，提倡道、法、辞并重，精、气、神合一的散文创作理论，对后来方苞的散文创作和文学理论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也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戴名世为振兴古文，不懈创作，以实践自己的古文理论。他在总结自己的古文创作时说：“盖余平居于文，不好雕饰，第以为率为自然，而行其所无事，文如是此矣。”“率其自然”确实惯穿着戴名世古文创作的全过程，成为他古文创作的出发点。戴名世也是不断在实践逐步完善自己的古文理论，他以自己的为文艺术风格变化为依据，将自己人古文创作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他在其《自订时文全集序》中说：“始余之为文，放纵奔逸，不能自制；已而收视反听，务为淡泊闲远之言，缥缈之音；久而自谓于义理之精微，人情之变态，犹未能从深入而曲尽也，则又务为发挥旁通之文。盖余之文，自年二十至今，凡三变，其大略如此。”
方苞也将戴名世的古文创作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他在《书行君子家传后》中说：“潜虚少时文清隽朗畅，中岁稍廉悍。晚而告余曰：‘吾今而知优柔平中，文之盛也，惟有道者几此，吾心慕焉而未能。’”其古文作品，除《史论》、《左氏辨》、《老子论》等学术论文和《孓遗录》，若干历史事件纪略等文献外，艺术散文还有人物传记、杂文小品和游记。其古文在有清一代虽屡经禁毁，却终未绝迹于人间，人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竞相传抄，视为国粹，传之后世。
三
戴名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史学家。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析》、《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等文中，称戴名世“史识史才皆绝伦”，是堪与万斯同、章学诚等并肩的“大史学家”。戴名世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不同凡俗的史学思想，二是其初露锋芒的史学实践。
戴名世在他的《史论》中，开宗明义的回答了何谓为史，他说：“夫史者，所以记政治典章因革损益之故，与夫事之成败得失，人之邪正，用以彰善瘅恶，而为法戒于万世。”在戴名世看来，史书不仅要如实地记载政治典章，而且要客观地评判人事之是非得失，更重要的是从以往的“因革损益”中准确地总结出发展的某些规律；史学家之所以著史，是以史为法，树立彰善瘅恶的准绳，启发、引导和激励人们去把握世界的未来。戴名世认为在他那个著史，既不应是为使社会倒退到腐败不堪的南明时代。也不应歪曲历史去为清廷压迫各族人民寻找合法的借口。
清明政府开设明史馆，组织史馆编修《明史》的主要目的，在于把满清贵族打扮成中原大地的正统的统治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歪曲明朝历史，尤其是对南明历史特别敏感，康熙对《明史》中凡涉及到南明的，即动加指责，且令改削，对民间私修明史也严加控制，稍不利于朝廷，即视为大逆不道，以至律以大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戴名世有志于明史，尤其是南明史，不仅有强烈的亡国之痛，而且是在严肃的捍卫历史的真实性。清廷为抹煞南明历史，一是毁其史料，二是掩其真相。戴名世因此主张：抢救史料而写出信史。本来将前期皇帝列入史书本纪，是封建时代修史的固定体例。而官修《明史》却把南明朱由崧、朱聿键、朱由榔等三个皇帝，只是附在他们父亲传记之末，目录上则根本不著其名号。对此，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驳。在将近30年后，戴名世即因此而遭杀害。
戴名世不仅要求史学家对历史事实和因革损益的某些规律“了然洞然”，而且提出了一套使史学家能够对历史事实和因革损益的某些规律“了然洞然”的考证方法，从而较全面地冲击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所谓“好恶由心而毁誉随之”的封建史观。戴名世的考证方法主要有三点：其一，唯正是取，毋问正史、野史、主张不分国史、野史、两者之间可取长补短，以唯正是取；其二，综合参证，不盲从多数，认为无论对多数人的意见还是对少数人的意见，都要具体分析，探求事物的真相，其三，设身处地，论其世知其人，认为不仅要设身处地考察记载的历史人物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而且要设身处地考察史料提供者尤其是野史作者的社会环境的历史背景。
戴名世还认为，真实写照的史书，在写作上也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其将修史，曾比为建筑规模宏大的工程，比为调遣声势浩大的军队，认为某些史书之所以难称良史，就在于其修史者不懂得史书写作的规律。怎样才能懂和掌握史书的写作规律？戴名世认为要求史学家除精通史实、熟悉他史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为博通之学，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不能仅仅了解历史知识，还需要更广阔的知识视野和真才实学；二为独断精神，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切忌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贵有独创，有个性，能成一家之言。
总之，在戴名世看来，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欲写出信史良史，不仅要摆脱当局偏见的束缚，还要有优越的考证功夫，同时须懂得和掌握史书写作的客观规律。其史学思想的各个侧面，既贯穿着朴素的唯物史观，又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戴名世在《赠刘言洁序》中曾说，其生平著述有三大宏愿：一为重订四书五经大全，二为续通鉴纲目，三为撰修《明史》。而实际上，其呕心沥血的是《明史》。戴名世的史学实践就在《明史》（尤其是南明史）的写作上。《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亦曰：“戴名世……早年聪颖，才思艳发，好读左氏、太史公书，尤留心有明一代史事，网罗放失，访明季遗老，考求故事，兼访求明季野史，参互考订，以冀后来成书，仿太史公之意，藏之名山。”可见他于《明史》用力之勤。戴名世曾约刘继庄、王源共撰《明史》，刘、王均富才学，曾相约同往洞庭读书著史，然而“继庄无担石之储，无以供客”，只得作罢。刘继庄、万斯同等友人谢世之后，戴名世无限感慨：“有明一代之史，世无能命笔者，更经一再传，则终沦散放失，莫可依考。”即欲独力成书，而生活的艰难驱逐着他：“徒糊口于四方，以托一日之命”，欲退而著史却不可能。晚年虽进士及第，以翰林编修入明史馆，但在那咫尺天威之所，亦难按其夙愿去修《明史》，因而，尽管戴名世史识史才皆绝伦，终其一生却没有完成撰修《明史》的大业。
尽管戴名世的史学实践仅初露锋芒，但他仍留下不少珍贵的历史遗产。戴名世的史学著述中，影响最大的首推《孓遗录》者，纪桐城明末兵变之事，先生生平极得意之文，莫过于是，向自另为一书，有北平王源、休宁汪灏、同里方玉正序。“明自万历以后，因朝政腐败、苛捐杂税、天灾流行、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起义，明崇祯初李自成起义，席卷中原，崇祯七年，桐城以黄文鼎、江同华为首发起暴动，与李自成相呼应，然起兵未及一日便为明官军黄得功部所平。对这次兵变，明末清初之士人多有记载，但或委之天命，或推咎于民，偏袒乡绅，多不尽实。唯《全桐纪略》作者王雯耀身在桐城，目睹得功部将烧杀之况，证述颇详，但其按日纪事，过于繁琐，难以卒读。戴名世以王书为蓝本，汰繁去芜，且“从诸父老问吾桐前后攻守之事，稍稍得其梗概”，而成《孓遗录》，此书一出而他书遂晦。此书之所以能压倒他书，关键在它不是就是论事，而是仅以一县兵变写尽天下大势，以确凿的事实，写出历史真相，表现出非凡胆识，因而得到诸家称道。梁启超对此更是极力推崇。他说：“《孓遗录》以桐城一县被贼始末为骨干，而晚期流寇全部形势，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见焉，而又未尝离桐而有枝溢之辞，可谓极史家技术之能，无怪其毅然明史自任而窃比迁固也。”
除《孓遗录》外，还有四“纪略”及大量的明末人物传记，这些均可视为他的《明史》初稿。另在戴名世文集中，堪作史料者颇多，如《左忠毅公传》、《曹先生传》、《沈寿民传》、《金之纯传》、《陈士庆传》、《一壶先生传》、《画网巾先生传》、《朱铭德传》、《杨刘二王传》等，或表彰忠烈，或发扬幽光，都有关史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