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绿色的教科书
我总想掀开它
绿颜色的封皮，
但太沉重了，
一块天衣无缝的磐石，
覆盖着古老的历史，
和无数难解的谜。
欲念引动我去啃噬，
似一只微小而不倦的蚂蚁。
那些由小路和田塍
构成的象形文字，
组成蓝天底下
无休无止的章句。
——引自陈所巨作品《土地，绿色的教科书》
陈所巨1947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县的一个小村，童年和少年时代都在乡村度过，劳累和贫穷的乡村生活，尤其是五十年代末那次大饥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美丽的乡村风光和淳厚的乡风民俗，又给了他美与善的薰陶。他曾经这样表述自己与土地和乡村的情感：“母亲告诉我，我的胎衣埋在村头那株老榆树下。我与牛一起喝着村前那条溪里的水，我的路是由一条条田畦拼接起来的。我热爱生我养我的乡村，热爱乡村中正直、善良、勤劳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了解我的乡村所经受过的‘天灾人祸’，也熟悉乡亲们贫穷与单调的生活。我感觉到我与土地与农民之间有一种休戚相关的联系，并且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去热情地讴歌土地及其主人的品质与品格；去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痛苦与欢乐，愿望和需求。”（引自陈所巨作品《乡土和我的诗》）
这也许就是他最初的创作冲动和契机。他的诗歌写作可以溯源到中学时代。他在当地的乡村读完小学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著名的桐城中学。那是一所省重点中学，被称为大学预科。他考取的是“中学五年一贯制试点班”，正是这唯一的一届试点班，给了他顺利地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他赶上了文革前最后一届大学考试，于1965年7月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
从1960年9月起，一个13岁的乡村少年，开始了他离乡背景的求学生活。读中学时，他就练习写诗，当然是写在笔记本上，给自己看，顶多给二、三好友看。在大学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书没好好念，倒乘“大串连”之机走遍了祖国大地。那一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曾到过武汉大学，陈所巨是被一种怎样的豪情推动着，写出了一首激情满怀的诗篇《站在毛主席站过的地方》，那首诗以dà字报的形式贴在宣传栏里，却被一位来校采访的记者发现，抄下来替他发在了《湖北日报》上。大学期间，他无疑写了大量诗歌，但那都是被青春的激情推涌出来的，所谓少年情怀都是诗。也仍然是写在笔记本上，给自己。他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开始于1979年。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武汉工作的机会，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桐城。回桐后，他一直在文化系统从事文艺工作。
在大学期间，他那首发在《湖北日报》上的诗歌是有轰动效应的，后来，他还曾写过不少新闻稿件，发在当地的新闻媒体上。为此，毕业分配时，湖北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极想留他去工作。可他执意回乡。回乡后分配到文教局，局长曾想让他去桐城中学教书，他也谢绝了。他选择了到文化科当一名普通的创作员。可以说，他这一系列看似“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其实都是有着极其执着的原因的。那原因就是他热爱乡土、热爱文学创作，并立志献身于此。
在当创作员期间，他经常走乡过镇，辅导农村文化工作，并借此进行自己的创作采风活动。他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进程，并为此唱出了自己心中的田园牧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春风起于青萍之末，继而浩荡于辽阔的大地。耕作关系的转变，农民被松绑，土地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放。这种突如其来获释的轻松情绪，极大的激发了长期处在压抑状态的诗人们的创作激情。离土地最近的陈所巨，更觉得激情澎湃。思想的解放也像土地的解放一样，在那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陈所巨觉得自己仿佛是一部创作机器，那些长期蕴积在他心中的对土地的情感如泉涌一般绵绵不绝地流淌出来。《早晨，亮晶晶》、《乡村诗草》、《风在田野上微笑》、《土地，黑色的履历表》、《土地，绿色的教科书》、《田塍，我重叠延伸的脚印》以及《希望的田野》、《浑厚广袤的大平原》等组诗相继在《诗刊》、《星星》、《绿风》、《人民文学》、《萌芽》、《青春》等重要刊物发表。这些诗作因为诗人对乡村的血脉相连的感情而显出特有的质朴和热情，以直接叙述的方式，抒发和宣泄着诚挚的感情。也因为诗人对光线与色彩的敏感，而具有极强的画面感，也因而使这些诗歌具备了某种不同凡响的艺术欣赏价值。陈所巨的早期诗歌大都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一首诗就是一幅画，一幅清新明媚的水彩画。嗣后，诗人发现了这一点，并有意识地加强了上述艺术效果，形成了自己这一时期独特的艺术追求。将诗写得更加透明，更加凹凸分明。组诗《春三月》（载《诗歌报》1985、3、21）、《篾青色的南方》（载《人民文学》1985、6）等，都明显地带有这种追求的效果。
这些优美、质朴、清新、热情的乡村诗章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理论评论界的关注。著名诗人公刘先生在一篇推介文章中，肯定了他的创作倾向和艺术追求，称其为“田野音乐会上的歌手”。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也在相关文章中多次提及陈所巨的诗歌艺术，对其创作追求给予了肯定。这些都奠定了陈所巨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新乡土诗人”的代表性地位。
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收集在《乡村诗草》（与郭瑞年合著，1982年2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阳光下》（1964年11月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阳光·土地·人》（198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部诗集中。
“我俯在土地上写诗。有时，幻觉让我觉得自己是条蚯蚓，默默地咀嚼泥土。也觉得自己是那暮春的布谷，一叫一回肠一断，在蓝天与土地之间，深情而不倦地啼出血珠。”（引自陈所巨作品《乡土和我的诗》）土地，是他黑色的履历表，也是他绿色的的教科书。他从土地汲取了营养，又将这营养反哺给了土地。这个农民的儿子，这个从中国乡村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用他的笔醮着他的血，写出了他对土地的无限深情，用他的心唱出了他对土地和乡村永恒的赞歌。
二、阳光，神性的启示
生命鼓满风帆
翅膀扇动轻盈旋律
我分解灵魂成为散烟淡雾
成为溪流或是花朵
阳光神圣
明亮的宫殿被举在空中
鎏金之神庇护万物
阳光 阳光
谷物 果实 牛羊鸡豕
以及所有动物植物的生命之源
恒星以神谲目光
与博大爱心创造万物
也创造万物之上
金属与火的慈祥与强大
——引自陈所巨作品《阳光神圣》
土地和乡村是陈所巨诗歌创作开掘不尽的富矿，同时也是他的局限所在。诗人看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思考着如何突破自己。
陈所巨毕竟不同于终身囿于土地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从小就走出乡村的，接受了完整而正规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时刻在学习和思考着，包括自《诗经》以来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西方现代艺术思潮。他是开放的，而不是固步自封的；他是前进的，而不是停滞被动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局限之后，他便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和突破自己。这种突破不仅是指对于他来说已经轻车熟路的创作方法和地域局限，更重要的是突破那种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象的叙述手法。这种自我突破并非是轻松的，但却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寻求突破，他在大量阅读的同时，开始了广泛地游走。
可以说，1980年他参加了诗刊社举办的“第一届全国青春诗会”，是他走出乡土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的相聚，以及各种诗歌流派之间的艺术碰撞，都有效地开阔了他的视野，引动了他的思考。1983年8至9月，他又乘参加“绿风诗会”之机，提前出发，漫游了中国北方和大西北，领略了绝然不同于他家乡风光的辽远、浑厚与粗犷。此行对他日后创作风格的变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4年5至6月，诗人参加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长江魂诗会”，溯江而上，乘小小的航标船穿越三峡。此行他写了100多首诗，并一改其清新明丽的风格，将诗写得酣畅淋漓，气势磅礴，《三峡七百里》、《黄波涛，黑波涛》等组诗是其中的代表作。1984年10月，陈所巨和诗人杨牧应地矿部邀请，随地质勘探船海洋三号赴东洋大海深入生活。后杨牧因事在临上船前返回新疆，陈所巨独自一人随船出海。那一行他在严重晕船呕吐的情况下写诗，关于海，他也写下了100多首诗，其中的代表作有组诗《玫瑰海》、《中国岛》、《海神们》以及因离乡而引发的爱情诗《蓝色的三棱草》等。
这几次重要出行所写下的诗篇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诗集《玫瑰海》（1986年6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中。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创作轨迹的变化。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陈所巨又先后自费于1985年10月去小兴安岭，直抵黑龙江边。1986年7至8月经甘肃入青海，并准备进入西藏，终因身体不适而返回。以后又去过云南边陲、深圳特区以及内蒙古鄂尔多斯大草原和科尔沁草原等地。在诗人的书房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和一幅世界地图，他常常站在地图前，历数自己走过的地方，并计划着要去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他的足迹没有到过的地 方很少，只有台湾省和西藏自治区以及澳门特区没到过。在他的计划里，等到退休之后，他要走出国门，他念念不忘想去的地方是神秘的北欧，是北美的大峡谷以及那块神圣的飞地阿拉斯加。惜乎英年早逝，让他的这些计划成了泡影。否则我们也许会看到他中西合璧的另一重诗歌高度。
行游开阔了诗人的视野，也拓展了诗人的创作。他的诗风走向了深沉和浑厚，走向了历史和纵深。他的诗歌题材也许还是土地、劳动和自然，但那里面不再是单纯的歌吟和平面的景画，而是出现了瑰丽的风格和神谲的迹象。这一类的代表作有组诗《日暮乡关》、《感谢阳光》、《蓦然回首》等。尤其是组诗《敦煌》，是诗人在甘肃敦煌参观后心灵的震撼和人格的升华，达到了神性的高度：“一切都是再生之手／一切都是手的近乎罪恶的恐惧／一种无形的支配力／让再生者合拢再生的光明／十朵莲花闭合成／祈求与膜拜的岩石”（引自陈所巨作品《敦煌》）。
三、人，高于一切的智慧
看见生命的光芒再度升起
是在石榴和西风的清晨
电灯泡里钨丝突然绷断
血液流畅的瞬间
枯死的草纷纷抬起头来
涂上绿色
……
我现在可以重新喊叫
摔碎古陶器和玻璃制品
像那位从死亡临界
重获生命和更多智慧的大师
诗歌之原开始返青
生与死的含义
只在于我一个小小的动作
——引自陈所巨作品《返青的诗歌之原》
然而神性的探索绝不是为了对神灵的顶礼膜拜，而是为了开启我们人类自身的智慧。
“有感于智慧和幻想；有感于恢宏与传神的创造；有感于孤独之中强烈地需要依靠。人在孤独与绝望之中创造神灵，而神灵又反馈于人的智慧与创造欲。迷惘不仅只是迷惘，信仰不仅只是信仰……发现自身是智者，迷失自身也是智者。因创造而再生，因高层次灵性传导而由朽世到永世……空隙与间隔不是空白，而是反思的旋涡。不是神工，恰似神工。智慧与创造欲发端于人，传导于神，而又在人与神之间积蓄和放大成灵性的光束，由此而产生艺术，也由此而经久地诱导和阐发而将艺术推向更高层次……”（引自陈所巨作品《临界：人与神》）。
经过一段凤凰涅磐式的裂变，经过九十年代经济大潮的冲击，经过世纪末思想和道德范畴的混乱，陈所巨升华了，从思想到艺术都升华到一种凌驾的高度。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更加透彻和深入，他的诗歌艺术更趋成熟。写作更加得心应手、挥洒自如、炉火纯青。在知天命之年，他仍然保有丰沛的创作激情，经常以近乎疯狂地状态写诗，关起门来，一写几十首。《黑白视幻》、《变色窗》、《常规生活》、《边缘地带》、《世纪之末》、《人烟与家园》、《心情与视野》等等。
陈所巨是个真正的诗人，视诗歌如生命的人。虽然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散文创作，进入新世纪后，他又开始涉猎长篇小说以及电视剧本的创作。但他每年仍要创作百余首诗歌，发表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人民文学》等全国各地重要刊物上。“诗歌，是我此生的缘！我总觉得，一个人再贫穷，只要拥有了诗歌，他就是富有的；一个人的人生苦难再多，只要拥有了诗歌，他也就拥有了幸福与快乐。我于是就把自己视作一个富者和一个幸福快乐的人。”（引自陈所巨作品《走进黄昏》）
在夜里 一粒星星仍然在窗户顶上
蓝得生痛
在童年 抬头看母亲
她的眼睛也蓝得生痛
我的诗歌和名字在土里
在夜晚的土里 它们为什么不发芽
我的女人 她脸上细小的汗毛十分好看
她看不见自己 我也看不见自己
我伸手可及的东西就只是一片秋天的落叶
下雪了 天亮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洁白的灵魂
在蓝得生痛的树枝上盛开
——引自陈所巨作品《第一瓣雪花》
“我的坚定和冷峻让我吃惊，我与神灵近在咫尺，似乎只隔着薄薄的一张纸，幻想的上升和坠落轻而易举。这是什么样的境界？我当然明白。而我更加知道，一切终会徒劳，因为在我自己和诗永久胶着的状态，我所拥有的就只是近似透明和雪洁的崇高。但我感到快慰：我毕竟是以一种不同于往昔的更加颖锐和洞彻的方式，解析司空见惯和从未有过的一切。并以此为诗，亦以此为乐。精神的富有，让我时时觉得是一个百万富翁。
我真的拥有了这个世界！”（引自陈所巨作品《走进黄昏》）
我们还要说什么？一切都在诗人的诗歌中。
他从泥土中诞生，在诗歌中净化自己的灵魂。他有着陶潜式的近乎隐逸的生活方式，他有着李白式的游走与豪迈，他也有着屈原式的追问和苦吟。
他将诗歌从田园唱到了圣殿，他在自己的歌吟声中获得了永生！
（写于2006.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