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桐城地域文化的研究，是综合系统的工程。如果把桐城局限在“派”中，又把桐城派限定为“文派”，这对展示桐城学术文化的精深的内涵是不利的。所以，近年来，学人都意识到桐城派，不只是“文派”（还有“诗派”），更是“学派”；桐城学派不只有文学，还有史学，有经史之学；[①]文中有史，有史论、有政论，文史之中皆有义，相互为用，融而为一体，在全国学术中，开出新境。特别要指出的是，桐城学术的经世之特征，具有的世界史的眼光；桐城学术渴求了解世界的新学，呈现出学术上的新趋势，显示桐城学术世界史的视野。这些在全球化趋势下，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即如马其昶通伯先生在治《周易费氏学》中，接续了易学的费氏学的研究[②]，内心也表达出学术上求新追求。费（直）氏学在千百年传承中几乎湮没无闻，通伯先生可说的是千百年来全面整理、研究的有特出成就者。哈佛大学的燕京学社收藏的《周易费氏学》，《光明日报》有报道。我在2008年访美，访问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友人为我查得此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出版了这部著作，即出自通伯先生的“抱润轩本”，台中的中正大学的友人为我购得此书。近年，又通过网络购得此书的复印本。我在整理过钱澄之饮光先生的《田间易学》[③]后，在有生之年，当研读、整理《周易费氏学》。
在此，可以先引通伯先生在全书的结篇的《附记》中的最后一段话，他说：
初稿间取泰西新说以证明《易》象，后以科学夙未研求，惧涉附会，遂刊除焉。世有博通君子，赓续为书而发明之，固所望也。
这一段体现通伯先生治学谨严，更在于他渴求中西学术的交融，以求民族学术有新的发展。这使我想起南怀瑾先生在《易经杂说》的一段话，他说：“如果有人能把西方的唯物史观和我们固有的历史哲学深入研究，真正了解他的内涵，然后再能对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融会贯通，应该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书，那就对人类思想贡献太大了。”[④]
先父吴孟复先生在谈及桐城文派与学派时，有系统的思考，这段话比较长，但对于认识桐城学术是有意义的。先生说：
就桐城而言，不仅有一个桐城文派，而且有一个桐城学派。从方学渐到方以智、钱澄之，在思想史上是颇有地位与影响的。方学渐在《明儒学案》中列于泰州学派，即王学左派，这个学派在思想史上是颇有启蒙意义的。方以智、钱澄之的思想就更值得研究。桐城文派与桐城学派之间的有离有合，近年来已有人指出方苞与颜、李的关系，指出刘大櫆的进步思想，看来，过去那种简单地把桐城文派视为程、朱理学附庸的看法是值得讨论的；因而研究明清思想史，是不能不研究方、刘诸家。近世若吴挚甫及其门下诸老，其思想亦足研究。
……
所以研究桐城派是很有意义很有作用的。不特从继承继承遗产来说，必不可少；即就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也必须深入研究它，充分利用它。[⑤]
我对桐城文化学术的认识，是在研究史学思想史过程中，研究安徽文化发展史过程中，在整理安徽古籍中，受到启发。下面结合过去发表的文字[⑥]，写出几点感受，作为发言之用，以庆祝第五届全国桐城派研讨会的召开，并向参会各位师友请教。
一，学术文化的世界史的视野
鸦片战争前后，姚莹、魏源、林则徐等一批先进的人物，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为
适应形势的需要，积极开展边疆史地的研究。从学术上说，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共同的学
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新型的学术群体，不同于旧的学术宗派的是，他们不争门户，争民族的自强，求民族的生存发展;放开眼界看变化中的世界，又从变化的世界中思考中国的出路。带有这个时代印记的忧患意识汇成爱国主义的史学思潮。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的旨趣、涉足的领域很多，写出一系列相关的作品，这些都显示
姚莹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侧重从思想、认识上讨论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间题。
（一）边疆史地研究的新视野
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和古代经世致用史学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认识姚莹的学术，无
疑地要讨论他的学术渊源受授，同时要讨论他怎样从古代史地学向近代边疆史地学转轨，使得史地学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学术研究的重心也有所变化。特别是在海峡两岸同胞为捍卫领海主权的完整、为民族统一大业而奋斗的今天，论说姚莹的业迹，就更有重要的意义。[⑦]
姚莹的家学是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间，其曾祖姚范治学是“考证与义理兼进，自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小学训话，以逮二氏之学无不淹通明贯”[⑧]。蓄书十余万卷。治学多有心得。祖父姚斟元为饱学之士，整理姚范的治学所得。这件事经姚鼐、姚莹等才完成，编成了《援鹑堂笔记》50卷，姚莹从中体察到“先曾祖为学之实”[⑨]。其父姚骙，好有用之学，尤其熟悉史事，从经、史及百家言中手抄出有关世用的材料，有数十轶之多[⑩]。姚莹承家业，治经史，认为“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道德”[11]，“尤讲经世之务”[12]。他说:“自束发读书，则有志慕古人，以为人生天地间，当图尽寸之益于斯人斯世，乃为此生不虚”[13]⑥。毫无疑问，经世致用的史地学和近代边疆史地学因缘相结，近代边疆史学是传统的经世致用史地学的继承、发展。而不同的是，近代边疆史地学是近代社会矛盾的产物，特别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激化了的中国人民大众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矛盾的产物。姚莹致力于边疆史地学研究的激情，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正是这个时期民族矛盾给他的刺激。他说到自己研究边疆间题的动机时指出:“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葫;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天主邪教明禁已久，一旦为所挟，而后开其它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来82所未有也。忠义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旦夕愤恨。思〔殄〕(珍)灭丑虏，挥我王疆，以正人心，以清污秽”[14]。姚莹说的这一段话，反映那一时代先进人们的共同心声，要反对“海外诸夷”的侵凌，要捍卫“王疆”。这一时代的边疆史地学可以说都是这种民族情感孕育、发展出来的。
姚莹曾是清廷的封疆大吏，丰富的阅历，目睹种种严酷的事实，政治上坷坎遭遇，使
他更加洞察出社会腐朽，感受到民族的危机，也使他的边疆史地研究更为开阔。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生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卒于咸丰二年(1852年)。二十四岁中进士，在福建、广东、台湾、江苏、四川等任地方官，得到陶澎、林则徐等推荐。他支持林则徐禁烟，抗击英国侵略的斗争。
他两次在台湾任职。鸦片战争期间，姚莹在台湾打击英国侵略军有重大的贡献。清政府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姚莹也受到迫害，至四川，一再奉使察木多，他的重要边疆史地之作《康輶纪行》是在“待罪山城”“奉使途中”写就的。一生的沉浮遭际凝聚成他的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忧患意识，造就他的边疆史地研究开阔的一面。
姚莹的著作大多和边疆史地内容有关。成书于道光九年的《东搓纪略》5卷记载有关台湾噶玛兰、西番、东番沿边各隘等内容，书中有凤山县城、台北营制、鹿门炮台、台北道里记等内容的叙述。道光十三年脱稿的《识小录》，其中卷四有“喀尔喀内附始末”、“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新疆两路形势”“廓尔喀、“西藏”的专门内容。《东溟文集》在这一年八月重刊，文集是研究姚莹关边疆史地学见解不可缺的文献。在《康輶纪行》一书之后，姚莹“待罪蓬州”时又写成《寸阴丛录)四卷，其中有《肃慎氏》、《三韩》、《天下兵额》等篇，主要是研究古代边疆史地的文字。另外他的(奏稿)及编就的(海运纪略后编)记道光二十八年海运事，这些都有关于边疆史地的内容。姚莹研究涉及到中国边疆史地的各个方面，其中在研究台湾和西藏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习方面，在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是很突出的。这些著作覆盖边疆历史、地理、风习、宗教、关隘兵防、物产、文字、传说诸多方面。姚莹以很大精力搜集有关材料，了解海外诸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中外交涉的内容。边疆史地的研究在姚莹那里呈现出的浩浩乎辽阔大海的气象。
姚莹的学术研究，是中国经世史学的发展，又具有世界史的眼光。他计划编一套《域外丛书》，为实现这一项计划，做出很大努力，一生都在注意搜“域外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他在《复光律原书》中说:“……故自嘉庆年间，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近岁始得其全，于海外诸洋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著之于书，正告天下，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青沦于鬼域，岂得已哉”[15]。这也可看作是他计划编(异域丛书)的宗旨。关于《异域丛书》的规模和他得到哪些有关的文献，他没有说明，我们可以从其它地方找到一些线索。这些材料列出来稍烦琐一些，但要认识姚莹史地学研究的状况，也还是有必要。他感慨“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乎中国而略外夷，《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16]!他列出“今存者”的书目，或许就是他说“始得全”者的书目。这些书是:
(南朝)宋·释法显:《佛国记》;
唐·玄奖:《大唐西域记)十二卷;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赵汝适:《诸蕃志》二卷;朱辅:《溪蛮丛笑》一卷;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一卷，汪大渊:《岛夷志略》一卷;
明·董越:《朝鲜赋》一卷;黄衷:《海语》三卷;张燮:《东西洋考》十二卷;西洋艾儒略有
《职方外纪》五卷，邝露:《赤雅》一卷，朝鲜无名氏:《朝鲜志》二卷;西洋南怀仁:《坤舆图说》二卷。
清·图理琛:《异域录》一卷;(皇舆西域图)五十二卷;《皇朝职贡图》九卷;《满洲源流考》十二卷;《盛京通志》一百二十卷;《热河志》八十卷;《蒙古源流》八卷;陈伦炯:《西域闻见录》四卷;《绥服纪略》一卷;和泰庵:《西藏赋》一卷;以及当时的徐松:《新疆赋》一卷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而海夷之说乃得全焉”。
姚莹计划把这些包括国内民族地区、周边地区、民族与邻国及海外有关国家史地书编在一起，虽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但从另一方面讲，他也把边孤史地研究推向一个更为开阔的境地。
这项计划没有实现，主要原因是姚莹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后，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意欲取凡外域之书，荟萃刻之，名曰《异域丛书》，稗究心时务者，有所考镜;而见闻未广，尚待搜讨，今魏默深有《海国图志)之作，余可辍业矣”[17]。他非常服膺魏氏之作，说“余数十年所欲言所欲究者，得默深此书，可以释然无憾”[18]。.
魏源的《海国图志》问世，使姚莹取消编《异域丛书》的计划，却又激发姚莹深入西藏采访的热情，以完成《康輶纪行》一书的写作。他说:“……适友人魏默深贻以所著《海国图志》，大获我心，故乍雅之役，欣然奉使，就藏人访西事，既得闻所未闻，且于英人近我西藏之地，与夫五印度、俄罗斯之详，益有徵焉”[19]。
《康輶纪行》十六卷写作是在“道光甲辰、乙已间”[20]，也就是1845年、1846年间，但据他给余小坡的书信，在蓬州任期内还在整理、修改，他说:“莹待罪山城，循分敢影，幸僻陋之区，人近质朴尚易为理，得以其暇，稍事笔墨。《康輶纪行》一书大为修整，去其烦芜，而增订后藏外五印度及西洋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诸夷地制情形、与英廓二夷通接后藏之要隘，凡诸国佛教、回教、天主教源流支派，详考而辩论之，复绘图于卷末”[21]。今安徽省图书馆收藏姚莹《康輶纪行》十二卷，为道光二十六年手稿，此当为未经增删整理《康輶纪行》的一部分。
《康輶纪行》一书的内容，姚莹概括为六个方面: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喇嘛教及其它宗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道里远近;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22]。书中论述的事项，姚莹给友人的信中作了介绍：“弟前使西藏，有《康輶纪行》十六卷，颇详西域山川疆域，与英夷马头之在印度与后藏接界者，因乍雅前后藏而推及廓尔喀、披楞、五印度以至佛兰西、英吉利、弥利坚西洋有名诸国;因两胡图克图而推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黄教、红教以至诸国回教、欧逻巴之天主教，讨论其源流支派、情势、地势，考证而辨明之，绘为图说，并杂论古今人物学问、文章、政治之利病得失”[23]。
《康輶纪行》第十六卷的图说也反映了姚莹治边疆史地的世界史眼光，从世界“万国”看中国。他曾取南怀仁、陈伦炯和守台湾时俘获英国人颠林所绘的图，想自成一图。魏源的《海国图志》出来，他没有别订一图单独成书，而是把各种图及自己作的图说作为《康輶纪行》的附录，即第十六卷列出，其中有:艾儒略万国全图说、艾儒略万国全图;汤若望坤舆全图说、汤若望地球图;南怀仁坤舆图略说、南怀仁坤舆图;陈伦炯四海总图;夷酋颠林绘图进呈说;夷酋颠林舆图;李明彻地球正背面图说;今订四海舆地总图，今订四海总图。
这后面的“今订”图是他自成之图，是在考订前面诸图后，汇而总之，又取《海国图志》参互考证。这本“今订”的舆图的意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明乎此，然后四海万国俱在目中，足破数千年茫昧，异时经略中外者，庶有裁焉”[24]。卷十六列的图还有:新疆南北两路形势图说，新疆南北两路形势图;西边外番诸国图说，新疆西边外属国图;西藏外各国地形图，西藏外各国图;乍雅地形图说，乍雅图。
姚莹的《康輶纪行》一书的价值决不限于认识四川、西藏的边疆史地上，这本书卷轶
不多，体裁体例未必规整，但是它全方位反映了姚莹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体现把中国放
在世界总形势下来研究边疆史地的自觉，也说明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是把历史、地理、宗
教、文化、风俗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层面，作为相互关联的整体把握。
从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可以透视这一时期边疆史地学幾个鲜明的特征，也可以说是
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的幾个特征。
一、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姚莹一再说明他计划编《异域丛书》、写《康輶纪行》是为在“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的形势下求“驭夷“之方，是“喋血饮恨”写作的，痛心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这是一种民族自尊、自强的意识。
二、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姚莹研究文献，搜求各种书刊，垂询各
地人士，甚至商贾之言;夷酋俘虏也成了他的垂询的对象。姚莹在台湾期间，还登上英人的舰船，了解外国情形。在这样的过程中，姚莹深深感到由于封闭僵化造成中国和西洋诸国
之间的差距。
三、边疆史地研究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以更多的关注，研究的重心有所变化，研究
的领域更加广泛。
四、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古代的史地著作不能适应形势，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
书的模糊性，姚莹说:“讲地理者，于中国古今郡县犹未能确指，识外夷乎”[25]!一旦“国家有事边海时”，只有详实、精确的史地著作才可应用。
五、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政治变革的要求。姚莹对兵防、关隘设置及盐法等提出
更革的主张，很可说明这一点。
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一批先进分子的边疆史地研究都具有这些特征，而这些也是中国史学开始近代化的重要方面。姚莹以其开阔的视野，在边疆史地众多领域取得的成就，成为边疆史地研究中有突出贡献的人物。
（二）夷夏观念在更新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中的夷夏间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汤盖内容是多方面的，夷夏问题既可以是国内民族间题，也有中外关系间题，有时也有用到中原地区和开发较迟的地区之间的间题，它涉及到国土、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物产、经济等方方面面。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以对夷夏间题的理解，表述他们的边疆观念、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对历史的认识等等。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先进的思想家提出华夏一体、华夷同
风的认识，但是那种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思想往往通过对“夷夏”见解的阐述得到流
传，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26]，就是一个典型。
近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传统的夷夏观念受到震动、打击，同时在新的历史条代下，夷夏观念又有新的内容，西方的侵略者是“西夷”，中外关系交涉称为“夷务”。夷夏问题主要是指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间题。清政府统抬者一方面在“洋夷”的武力威胁面前妥协退让，另一方面又固执天朝大国观念，妄自尊大，盲目排外，拒绝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鸦片战争后，中国先进的人们，一面要求积极御侮，抵抗侵略，又一方面放开眼界看世界，要求学习西方。他们对夷夏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强烈反映出他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要求，要制夷就要了解夷情。鸦片战争是一个血的教训，盲目自大，不研究夷情会造成怎祥的后果，姚莹从这样的角度做总结:
夫海夷之技未有大胜于中国也，且情形地势且犯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扭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夷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败至此耳[27]。
在姚莹看来，“海夷”在武器技艺上超过中国不是太多，而且劳师万里来中国，是犯兵家孤军深人的大忌，但是却节节进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书生狙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深拒夷事而不讲”[28]的治边对策带来怎祥的后果!对照所了解的“夷情”，姚莹认为中国在两个方面不如西夷。一是西夷对中国的积极的搜集资材料，研究中国，而中国无人留心海外事，他说:“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澳门夷人至于著书笑中国无人留心海外，宜其轻中国而敢肆猖撅也。莹实痛心”[29]。连夷人都耻笑中国人不留心海外事务，而我们边疆重臣、文士书生仍在昏昏啧啧，心安理得，盲目自大。
二是夷人重视天文航海自然科学，而这些学问在当时中国极不被重视，“几成绝学”。姚莹目睹一件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说:“余尝至英夷舟中，见其酋室内，列架书籍，殆数百册，间之所言，亦与回人相似而尤详记载各国山川风土，每山必有图。其酋虽武人，而犹以书行。且白夷泛海，习天文算法者甚众，似童而习之者。盖专为泛海观星以推所至之地，道里方向，远近必习，知此，乃敢泛海舶纵所之也。吾儒读书自负，间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法，幾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此愧乎”[30]。英酋武人在舟中还置书数百册，外夷自童子幼年时即学天文算法，而“吾儒”读书自负，却对天文算法一类自然科学，一窍不通。姚莹说面对夷人，我们能不羞愧吗?这在那个时代是怎样清醒的意识!又要有怎样的勇气，才能阐述这样的观点!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姚莹提出要积极了解西夷，“知彼虚实，筹制夷之策”[31]，又提出要同西夷一样掌握自然科学天文算法、航海的知识。他们在思想上相通，而姚莹又有其独到的地方。魏源、姚莹都没有抛弃“夷夏”，的提法，但在他们思想上，夷夏之间茫昧无知与文明、落后与先进的比较，和传统的夷夏的认识显然不同。他们的夷夏观念实际已经发生变化。姚莹以理气说对中国古代夷夏问题作了解释。秦始皇是杀父以诈强并六国，匈奴冒顿亦是杀父以诈强而并东胡、月氏。秦始皇传二世即亡国，冒顿子孙相继数十世。难道说天要以禽兽之道行于夷狄地区吗?姚莹说:“夷狄亦人也”。为什么不使圣人生于其地呢?这不是别的原因，是“天气之故”，地气所致。夷狄之地不生水草，晓痔斥卤，土风刚劲，清淑之气不存在，圣哲贤智之生很困难。他说泛“夫上古之世，中国之人弱肉强食，愚蠢无知亦犹之夷狄也。天地之气旁礴亭毒久之，不知幾何年矣，然后圣人出焉……然则地之产人物，必待清淑之气至焉，然后灵秀所钟，延生贤智。其风气之开，后于中国常数千年，而终莫能及中国，理固然也。天何容心于其间哉!然则天道可知矣。恢恢大圆，其气涝演，无所不周，无所不至，而有先后迟速不同”[32]。
姚莹以程朱理学中的理气说解释古代夷夏差别，他丢掉程朱贱夷狄的思想，以理气说作为他的历史观的依据。第一，中国上古之世，同样是弱肉强食，愚蠢无别，也同夷狄一样。所谓华夷之别不是永恒不变的。第二，地气清淑，产生圣人，而地气又在运转，夷狄无圣人，未必以后也没有圣人。第三，由于地气运转的大圆转动，有一个时间过程，华夷有差别，也只是“先后迟速不同”，即是说是处在历史发展的不同的阶段上。总之，夷夏的差别不是永恒不变。“蠢者有时而灵，高者有时而下，一行乎自然之气，气必运而后至，不可强为也。”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则。
姚莹在台湾，以进步的眼光，看出台湾土著民族在进步中，特别是“郑氏父子驱逐红毛
而有之，本朝康熙二十七年入版图，至今得沐圣化教养，近二百年已变革盯唯富庶，若此更
百余年，山后之地尽辟，岂非海外一大都会耶”。他两次任官台湾，看到进步事实，说:“以余所见台湾生蕃，则已身游洪荒之世矣;今又来兹域.畅览夷风，然后知六合之内，人物由朴
而华，作之君师，其理一也”[33]。“六合之内，人物由朴而华”，可以说这是带有普遍意义的进化历史认识。
（三）“外夷交侵”下，学术出路的思考
近代边疆史地学是从传统学问中挣扎着发展出来的，它是传统学问的扬弃。特别是嘉道时期，清人的学风日益败坏，脱离世务的虫鱼事业已严重地防碍了学术的发展，在“外夷”的交侵之下，学术不能适应形势，和社会的矛盾更加突出。姚莹把乾隆后清朝学术的经历概括称之为三变。他说从乾隆四十年后，“数十年来，世风凡三变矣:其初好博闻强记，薄先儒身心性命之学为空迂而好华美骄侈，既乃尚通达，骋宏辩，讥讪礼法之士如寇仇.近日并通达宏辩者亦少，惟事苟便而已”[34]。“风俗系乎人心，人心系乎学术”，世风的衰替反映学术的败落。
姚莹认为学术弊病危害最大是造成了一批媚夷人的寡廉鲜耻之徒。他说:“窃叹海内学术之敝久矣!自四库馆启之后，当朝大老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至有称诵宋元明以来儒者，相与诽笑。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国家之大辱，岂非毁讪惶宋儒诸公之过哉”[35]!把汉宋之争带到政治见识中自是不妥，御夷与媚夷决不能以学术上的汉、宋作为分界线。但当时一批号称专精考博之人，在外夷交侵下，媚洋人，也是事实。更重要的是，姚莹学术批评的用心，在提倡学术要关心世务、要为抵侮外夷入侵而读书、治学。他还有一段学术批评的话，也当作这样理解，他说:“所谓汉学者，拾贾、孔之余波，研郑、许之遗说，铅磨雕琢，自以为游夏之徒，复背道而驰，人心陷溺极矣。于是上自公卿，下至州邑，依然不出功利刑名之见，刚愎者或贪婪而忌;阴柔者，惟逢迎以保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防荡然无复存者。至于海外数万里之远夷以其隙侵侮中国，而中外大臣颓焉不振，莫不惊心咋舌.周知所为，相顾聚谋，惟以和夷为事，辱国丧师.不知愤耻，其有奋义讨敌者，反抑之以悦敌人，甚且奏请重兴异教者，若恐人心沦溺犹有未尽也。呜呼，此非衰敝极变之侯乎”[36]!由学术批评进而转为对腐朽统治的揭露，对怯懦的外交的抨击。自公卿至州县，各层机构为一批利禄之徒把持;远夷侵侮，这一批人以和夷为事，不知愤恨。敝政与一时的学术风尚联系在一起，姚莹的学术批评是他的政治思想的表述。把政治腐败原因归结到学术人心上，这样的认识并不科学，但姚莹是在思考学术的出路。
姚莹推崇宋学，对程朱理学再三致意，又服膺王阳明的心学，这反映南宋以后朱陆合流
的情形。应该注意到的是姚莹崇宋学，主要从经世的角度着眼。如王应麟《困学纪闻》一书，能综核群言，自经史子集、天文、地理、河渠潜运、兵制，凡得失是非之迹，皆慨乎言之。而后世学者没有看到书中精神，认为王厚斋的治学，“徒以为渊源赅拾之书”，但这不是王氏著述的旨趣。所以即使谈宋学，也有一个以什么眼光认识宋学的问题。
清朝嘉道时期，学术之蔽已极，要走出死胡同，姚莹认为学者不只要读书，而且于日用
事物出入周旋之处，要切实研究，“为学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37]。把学术归结为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端为姚莹的卓识。与义理、考据、辞章为学术三项内容的论点相比较，姚氏强调学术的致用的价值，突出“经济”、“多闻”的方面，企图以此给当时的学术注入一点活力。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在当时学术领域显得有生气，其原因在于治边疆史地学的学者总是贴近现实，讲求经世之务，求御夷之方。姚莹的认识反映了学术发展的趋向。
另外，学者要重视研究“域外书”。姚莹自少年时就喜搜集图书文献，三十年仕宦，由京师至吴中，而粤、浙、闽、扬州，所在采访。这些书籍经友人整理编目的四部书，计66184卷，丛书16种。姚莹又勤求夷人之书，说“余尝得英夷图书数部，皆方志也，苦无人翻译”[38]。留心海外事，首要的工作是搜求文献、整理这些文献，阅读、研究这些文献。如王大海的《海岛志略》、林则徐译成中文的西方新闻纸屯利玛窦和汤若望的舆图、七椿圆的《西域闻见录》、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姚莹都做过研究、整理。
再次，要学习天文算数一类的自然科学，与夷人相比，我们落后了，前面我们引过姚莹痛心疾首的一段话，结尾说:“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数，幾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愧乎!”
还有一点要提出来的是，姚莹主张学习西方语言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他曾经由《澳门月报》得到消息，西洋留心中国文字者“耶马利国为最，普鲁社次之”。由于不通西方语言文字，夷人所著的书读不了，夷人绘的图看不明白，“若无人翻译，览之茫然”，他决定以后到广东去，当“觅人译出”。姚莹根据《一切经音义》、《佛尔雅》、《卫藏图识)各种书，特别是《卫藏图识》中的一卷“蛮语”，写出《蕃尔雅》十九卷，作为阅读梵文、藏文文献的工具书。《蕃尔雅》十九篇保存在《康輶纪行》卷五中。
在外夷交侵下，学术的出路在适应形势，把学术的讨论和现实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传统的学术在内容、形式、研究手段上得到更新，姚莹这样提出问题，也这样解决问题，并开始一系列的工作，写出各种边疆史地著作。姚莹边疆史地研究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的边疆史地学研究者应具有历史感、时代感、责任感，为挽救民族危机、振兴民族，开展边疆史地研究，使边疆史地研究永远充满活力。
二，易学思维与近代科学意识
（一）方以智的易学特点朱伯崑先生的《易学哲学史》第三卷第八章第五节《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专论方氏家族易学的成就与特色[39]。朱先生说从思维上，论说了中西哲学比较的要点，他说：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农业生产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受其制约。这种状况直到明代仍未改变。适合农业生产需要而形成气论哲学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总结气象的变化同生物生长的关系，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思维方式，自然重视过程和联系，从而忽视对个体结构的分析。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或者将阴阳五行说归之于神秘主义，总之，以为欧洲的粒子系统作为评判科学思维的唯一尺度，也是站不住脚的[40]。
由此，方以智的易学与成就，这就：“从自然哲学进而探讨本体论的问题，是方氏易学哲学的一大特点。由于方氏将本体论问题纳入其象数之学的体系，其易学哲学则大大超过了以前象数学派的水平。”
下面具体说明方以智的易学探讨的几个要点。
（二）关于“质测”与“通幾”的思维
方以智在认识论上还提出了“质测”与“通幾”兼重的方法论原则。侯外庐先生在谈到方以智的易学研究，指出：“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始终利用了《易经》这一古代的思想材料加以改造，并增添了时代所允许增添的新内容，而且也利用了禅学形式加以自由解释”[41]，借《易传》的“通幾”观念，“把古代思想材料，改变了其中的内容，装潢了他自己的新认识，所谓‘寓通幾于质测’，即寓哲学于科学”，“方以智的学术不但受了前人的影响，如王宣的〈物理所〉，而且深受西方知识输入的影响。”[42]
那么，“质测”与“通幾”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求知方法呢?他自己对“质测”与“通幾”所下的定义，要数以下文字最为详明准确：
盈天地间皆物也。人受其中以生，生寓于身，身寓于世，所见所用，无非事也。事一物也。圣人制器利用以安其生，因表理以治其心。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一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一物也。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深幾也。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是曰“质测”。“质测”即藏“通幾”者也。有竟扫“质测，而冒举“通幾”，以显其宥密之“神”者，其流遗物。谁是合外内、贯一多而神明者乎?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幾”。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儒者守宰理而已。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之于易，呼吸图策，端幾至精，历律医占，皆可引触，学者幾能研极乎?[43]
在这段论述中，方以智先指出世界统一于物，然后阐述主体认识“物”的辩证过程，同时说明主体要认识“物”必须运用“质测”、“通幾”方法以及运用“质测”、“通幾”方法所必须遵循的原则，最后强调“通幾”的运用不能脱离“质测”，否则就会犯“遗物”即背离客观的认识错误。[44]
照方以智自己所说，“质测”是探求“物之故”的方法。何谓“故”?方以智说：“所以者何?则故而已矣。”[45]意思是说“故”乃物之“所以者”即物所以存在的内在根据，所谓“物理”。“物”所固有之“理”，在方以智看来，就是指“物”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运动，所谓“阴阳刚柔，物理也。”[46]这一“物理”要靠质测家们“质之通”来把握：“考测天地之家，象数、律历，声音、医药之说，皆质之通者，皆物理也。”[47]这里所讲的“质之通”，意谓质核而通类。“质核”又称为“据质论之”或曰“考其实际”，“通类”也就是比类归纳。这两方面决定了“质测”方法的基本特征。
无论是“质核”还是“比类”，都以感性对象或曰经验对象为转移，所以方以智说“质测”亦即“实考究之”。所谓“实考究之”，也就是“以实事征实理。”[48]可见，重观测、重试验、征确然，这些都是“质测”方法所必须坚持的。
方以智指出，要有效地运用“质测”方法，还必须严格按以下具体步骤进行：首先是“类其性情”，就是说将纷繁的事物归类排比，找出物性相通以便相互求征，否则，“非体天地之撰，类万物之情，乌能知其故哉”[49]，也就无从认识事物之理。这可以叫做“以形知形，皆可实征”[50]，它是整个“质测”认识的基础一步；其次是“征其好恶”，意思是说将通过类比得出的结论，即所谓“物理”或曰“质理”、“实理”，再从好坏两个方面加以比照验证。虽然“验其实际多则甚难”，但如果不经过这一比照验证找出同异，就会“惟见其合，不见其分”(《易余·性命质》)，仍然有可能囿于现象而不能“通其故”，再次是“推其常变”，就是将比照所得结论再类推一下，[51]看其在正常条件下与反常条件下的适应程度。这种类推必须以上面的“实征”为基础，同时要注意：一方面，“以后理征前理”，[52]以求整个“实征”过程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远征诸近，近征诸远”[53]，以求一定的“实征”认识与一定的时空条件相吻合。
培根乃欧洲近代哲学开创者之一，他提倡“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注重运用“三表法”。所谓“三表”，一为“存在表”或曰“本质和具有表”，是指从大量经验材料把某一特定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相同性质的例证收集到一起，二为“差异表”或曰“缺乏表”，是指将不具有“存在表”所列举的那些性质的例证收集在一起，三为“比较表”或曰“程度表”，是指考察不同性质的差别程度。将培根所说与方以智所言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方以智“质测”法所必须的三个步骤，与培根“归纳法”所强调的“三表”，在根本思想上是相通的。
侯老的所论，从思维上，说明方以智的认识与西方的科学方法论相通。应当看到，这样的思维对近代科学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桐城学术的重要价值，就在这里。
三，兼综融会的学术理念
安徽文化到了近代，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徽在全国的学术占有显著的地位。1924年梁启超在他写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序》文章中，在比较我国各地区的文化后，指出了安徽文化和全国文化的联结以及安徽文化地位的重要。他说:
一、何故一代学术幾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
二、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
……
七、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部而学风乃绝异?
八、何故文化愈盛之省份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
九、何故同一省中文化截然殊致—如江苏之徐海一带，安徽之淮泗一带，可述者远逊他耶?
十、何故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赓续不替?如皖之桐、歙，苏之常、扬……等。
精读吾文者，凭藉所护列事实，可以发生大大小小问题，如此类问题盖不下数十。能一一求其故而解答之，则我国近代文化一部分之性质及其来历可以明了，此史家之责也。[54]
梁启超肯定安徽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又说明安徽地区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安徽文化，各个地区也存在地区的差别。近代的安徽皖北与皖中、皖南发展很不一样。同时，安徽文化中还有值得重视的现象，如皖中的桐城、皖南的歙县，从行政地区上说，只是一个县，但文化的特色非常突出。梁氏从地理环境上思考这些文化现象，提出了问题，开启文化探索上的新径，但他是从人的心理去寻求文化差异的原因，没有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大变动中去寻求答案，因此他也就没有可能对这类文化现象给予正确的阐释。
这是就近代文化说，如果把几千年的安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第一、安徽文化地位十分重要，不只是在近代，在古代也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学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成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著华，有裨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55]。
第二、皖北与皖中、皖南都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不能以局限在一个时期讨论文化问题。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安徽文化在全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在发生不断变动。
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使得安徽文化在波动中向南转移。
第三、古代文化中经、史、子、集各个部门都有重要的成就。近代，特别是20世纪，随着传统经学、子学的转型，哲学、史学与文学各个新的部门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讨论安徽文化变动过程中，思考桐城文化的出现，是有意义的。
（一）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桐城学术
在我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安徽地区形成了和全国有联系但又有自己特点的文化，这
一文化既是本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是本地区复杂的历史的积淀，也是与邻近地区文化
交融的产物。齐鲁文化、中州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安徽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皖北向皖中、皖南转移，
进而形成了三个文化带，这就是相互联系的皖北、皖中与皖南三个文化地带，从而构成我省特色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安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震荡，逐渐成为全国文化重点地区之一。
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理学勃起，这些对安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安徽的皖北、皖中、皖南三个文化地带基本形成。
明清时期我省两大文化的重心形成，也就是所谓的皖江南北之学。
皖中的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地区包括舒城、庐江及怀宁一带。所谓桐城派，不只是为文派，也是学派。桐城的文学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这一地区的学术上的成就，往往被人忽视。朱彝尊的《经义考》中，这一地区的经学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桐城的诸子之学也有相当的成就。方以智、钱澄之等为一代名家[56]。戴名世的史学在史学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戏曲文化黄梅戏在发展。
五四运动中新文化由沿江一带进而影响全省，出现新文化思潮。而我省的陈独秀、胡适在北京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影响着全国文化的发展。另外，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通伯)先生在经学、子学、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姚永朴、姚永概在北京大学主讲，同受聘于清史馆，与马氏名重当世。
一个世纪以来的海内外的皖籍学人，在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中，都相当活跃，硕果累累。在整个文化变动过程中，思考桐城文化特点的形成，是必要的。
（二）安徽地区文化特征
安徽地区文化与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特色文化。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幾点:
——兼容性。
所谓兼容性是指一个地区形成一定特色的文化，又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学派学者的成果。虽有争论，但无严重的门户之争。
先秦时代的道儒杂各家学术一直到了近代，各个学术流派的学术观点在安徽都有反映，皖学对邻近地区的文化善于吸收是一个特点。所以毫不奇怪，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在我省的文化发展中，都有它的影响。方以智、钱澄之都有这样的特点。方以智在学术上，“坐千古之智，折中其间”[57]，而且力主中外会通。钱澄之治《易》，汉宋兼采。桐城诸老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为一，而戴震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据之源。”[58]戴震与姚鼐既有差异，又相互服膺。这种学风一直保存到近代。姚永朴虽生长在桐城，诗文“格守姚氏家法，顾不以桐城张门户”，治学“兼汉宋古今，无门户之见。”[59]这种学术上的兼容性，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文化上的活力所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从司马迁到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学术都有这样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安徽地区文化的特色。吴孟复先生说:
皖学影响之深广，盖学术史上所罕见。推其所以冠绝一时，衣被数省，非特人才之多，实由学风之美。太炎(章太炎《国故论衡·清儒》)、任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之綦详，析而述之，约有数端:“综形名，任裁断”，有师承而无门户，一也;“博学于文，约守其例”(参见刘申叔《左庵外集·戴震传》)，由具体问题之研究，乡由绎而得其条理(规律)。方法冥合于科学，学术遂成为专门，二也;义理、考据、词章之合一，或即文学、史学、哲学之交融(何兹全先生语)，时至今日，趋势益明，三也。[60]
——兼通性。通百家之学。这里主要是指我省历史上很多学者，在学术的成就，既是专精，又通诸多方面学问。重视文史人文科学又重视自然科学的探讨。方以智在学术上，是“博涉多奇”，“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之属，无不析其旨趣。”[61]
——开拓性。古代的老庄及三曹文学，新安理学、桐城学术等都是开学术的风气与蹊径。《四库全书总目》谓桐城方以智学术影响深远，是开清代考据学风气的人物，“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途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62]从方氏的实学影响上来认识《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话，是有道理的。
——传承性。安徽地区文化通过教育与家学形成学术上的传承性，形成了地方的文化世
家。例如汉代皖北的桓氏、魏晋庐江的何氏等。明清皖中的桐城的学术传承不绝，一直到近代都有他们的学术代表人物。桐城学术的变动展现出家学传统，可以说，这一特点，在桐城学术史，表现特别明显。从桐城学术传承中，有方以智、钱澄之开先河，家学传承带动了学术的发展。从桐城四祖，到姚门四杰，到曾门四弟子。在传承中，桐城学术又播及其它地区，形成阳湖派、湘乡派，侯官派。所以，很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改作、撰写相关的《学案》[63]。一部《桐城耆旧传》，实际上是一部皖中地带的学术渊源人物传记，也可以说是一部皖中学案。梁启超说皖之桐(城)、歙(县)“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赓续不替”，也是表明安徽地区文化的传承性。
皖学如果以长江为界，有江之北与江之南的分别，两者相异亦相通，诚如，钱仲联先生的《吴山萝诗文录存·序》开篇所说：“清三百年间之治方术者多矣，而皖学为尊。南则休宁戴氏以考据著，北则桐城方、刘、姚，以文章雄。要其终，二者未尝不殊途而归。”所以说，“皖学”是皖北、皖中、皖南三者学术的统称。皖学研究应该有更为开阔的认识。桐城学术
的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本网首发，转载须注明出处）
[①]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册（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二十六章以60余页，专论方以智的学术，侯先生说：“方以智最为王夫之所敬”（第1122页）。如果说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高峰，那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也当是另一高峰。
[②]马（其昶）通伯先生，不但在经学上，如治费氏《易》上，是代表人物;其《庄子故》等，在子学上有相当高的成就;他是《清史稿》的总纂之一，担任《文苑传》等部分的修撰。其《桐城耆旧传》可以说是一部地方学术史，是列传式的学术史，把古代纪传体的儒林传、文苑传的写法，应用到地方史的撰写上。所论所述，颇得史迁之史法。章太炎在《马通伯先生像赞》中称之:“文章之寄，是唯极阳，公殿其行。圣泽斩矣，新学披昌，公能宪章。括囊《六艺》，大典洋洋，《三经》作纲。我瞻法象，既温从方，没齿不忘” 。
[③] 列入安徽古籍丛书，为国家重点古籍图书，《钱澄之全集·田间易学》，黄山书社（精、平装本），1998年版。
[④] 《易经杂说》，（台北）考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2003年版），第251页。
[⑤]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载《吴山萝诗文录存》，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63页、64 页。
[⑥]参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993年第1期；《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史学——为《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而作》，《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安徽地区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文化资源的发掘》，载《奋进中的思考——纪念安徽建省330周年暨省情再认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田间易学·整理说明》（安徽古籍整理丛书本，1998年版）；《关于（方以智）“质测”与“通幾”的思维》，载《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思维卷》第二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 我省学人黄季耕、施立业等先生，对姚莹都有很好的研究。
[⑧]姚莹:《姚氏先德传》。
[⑨]《东溟文集》卷3《与张阮林论家学书》。
[⑩]见《东溟文集》卷6《先府君行略》。
[11]《东溟文集》卷3《上座师赵分巡书》。
[12]《桐城县志•人物志》。
[13]《东溟文集》卷3《复李按察书》。
[14]《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5]《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6]《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7]《康輶纪行》卷4《华人著外夷地理书》。
[18]《康輶纪行》卷12《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
[19]《康輶纪行•自叙》。
[20]《东溟文外集》卷2《陈息凡康邮小草序》。
[21]《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22]见《康輶纪行•自叙》。
[23]《东溟文后集)卷8《谢陈子农送重刻逊志斋集书》。
[24]《康輶纪行》卷16。
[25]《康輶纪行》卷120
[26]《晋书》卷56，(江统传)。
[27]《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28]《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29]《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30]《康輶纪行》卷5《外夷讲图书》。
[31]《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32]《寸阴丛录》卷4《天道》。
[33]《东溟文后集》卷1。
[34]《东溟文集)卷2《贻朱澹园序》。
[35]《东溟外集》卷1《覆黄又园书》。
[36]《中复堂遗稿》卷1《黄右爱:〈近思录集说序〉》
[37]《东溟文集)》卷2《与吴岳卿书》。
[38]《康輶纪行》卷5《外夷形势当考地图》。
[39]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册，第四编第八章第五节，第336—426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40]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41]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151页。
[42]侯外庐：《方以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43] 《物理小识·自序》。
[44]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45]《药地炮庄•天地》篇眉批。
[46]《药地炮庄》引《知言鉴》语)
[47]《通雅》卷三《文章薪火》。
[48]《东西均•扩信》。
[49]《物理小识•总论》。
[50]《易余目录》提要。
[51]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52]《东西均•扩信》。
[53]《东西均•疑信》。
[5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
[55] 《安徽古籍丛书·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56] 参见拙作:〔清〕钱澄之《田间易学·整理说明》。
[57] 参见《通推》卷首《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5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语序》。
[59] 吴孟复:《姚先生永朴赞弟永概传略》，载黄山书社版《论语解注合编·附录》。
[60] 吴孟复:《吴山萝诗文录存·〈语言学论文集序〉序》，第53一54页，黄山书社1991年版。
[61]《桐城耆旧传》卷八。
[6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通雅五十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1028页。
[63]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徐世昌所著的《清儒学案》（今人陈祖武兄点校本，值得重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七、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部而学风乃绝异?
八、何故文化愈盛之省份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
九、何故同一省中文化截然殊致—如江苏之徐海一带，安徽之淮泗一带，可述者远逊他耶?
十、何故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赓续不替?如皖之桐、歙，苏之常、扬……等。
精读吾文者，凭藉所护列事实，可以发生大大小小问题，如此类问题盖不下数十。能一一求其故而解答之，则我国近代文化一部分之性质及其来历可以明了，此史家之责也。[54]
梁启超肯定安徽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又说明安徽地区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安徽文化，各个地区也存在地区的差别。近代的安徽皖北与皖中、皖南发展很不一样。同时，安徽文化中还有值得重视的现象，如皖中的桐城、皖南的歙县，从行政地区上说，只是一个县，但文化的特色非常突出。梁氏从地理环境上思考这些文化现象，提出了问题，开启文化探索上的新径，但他是从人的心理去寻求文化差异的原因，没有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大变动中去寻求答案，因此他也就没有可能对这类文化现象给予正确的阐释。
这是就近代文化说，如果把几千年的安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第一、安徽文化地位十分重要，不只是在近代，在古代也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历史悠久，典籍丰富。我省地处南北之交，学术尤擅其盛。数千年来，哲学、史学、文学、艺术、语言、科学科技，作者辈出，著述如林，或自成一家，或蔚然成派，多为中华民族文化之著华，有裨社会主义文化之建设”[55]。
第二、皖北与皖中、皖南都有过自己的辉煌时期，不能以局限在一个时期讨论文化问题。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安徽文化在全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也在发生不断变动。
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使得安徽文化在波动中向南转移。
第三、古代文化中经、史、子、集各个部门都有重要的成就。近代，特别是20世纪，随着传统经学、子学的转型，哲学、史学与文学各个新的部门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讨论安徽文化变动过程中，思考桐城文化的出现，是有意义的。
（一）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桐城学术
在我国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安徽地区形成了和全国有联系但又有自己特点的文化，这
一文化既是本地区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是本地区复杂的历史的积淀，也是与邻近地区文化
交融的产物。齐鲁文化、中州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
安徽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文化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皖北向皖中、皖南转移，
进而形成了三个文化带，这就是相互联系的皖北、皖中与皖南三个文化地带，从而构成我省特色的文化。从历史上看，安徽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震荡，逐渐成为全国文化重点地区之一。
南宋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理学勃起，这些对安徽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安徽的皖北、皖中、皖南三个文化地带基本形成。
明清时期我省两大文化的重心形成，也就是所谓的皖江南北之学。
皖中的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地区包括舒城、庐江及怀宁一带。所谓桐城派，不只是为文派，也是学派。桐城的文学成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对这一地区的学术上的成就，往往被人忽视。朱彝尊的《经义考》中，这一地区的经学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桐城的诸子之学也有相当的成就。方以智、钱澄之等为一代名家[56]。戴名世的史学在史学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戏曲文化黄梅戏在发展。
五四运动中新文化由沿江一带进而影响全省，出现新文化思潮。而我省的陈独秀、胡适在北京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影响着全国文化的发展。另外，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通伯)先生在经学、子学、史学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姚永朴、姚永概在北京大学主讲，同受聘于清史馆，与马氏名重当世。
一个世纪以来的海内外的皖籍学人，在海内外的文化交流中，都相当活跃，硕果累累。在整个文化变动过程中，思考桐城文化特点的形成，是必要的。
（二）安徽地区文化特征
安徽地区文化与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定的特色文化。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幾点:
——兼容性。
所谓兼容性是指一个地区形成一定特色的文化，又同时注意吸收其他学派学者的成果。虽有争论，但无严重的门户之争。
先秦时代的道儒杂各家学术一直到了近代，各个学术流派的学术观点在安徽都有反映，皖学对邻近地区的文化善于吸收是一个特点。所以毫不奇怪，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在我省的文化发展中，都有它的影响。方以智、钱澄之都有这样的特点。方以智在学术上，“坐千古之智，折中其间”[57]，而且力主中外会通。钱澄之治《易》，汉宋兼采。桐城诸老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为一，而戴震谓:“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据之源。”[58]戴震与姚鼐既有差异，又相互服膺。这种学风一直保存到近代。姚永朴虽生长在桐城，诗文“格守姚氏家法，顾不以桐城张门户”，治学“兼汉宋古今，无门户之见。”[59]这种学术上的兼容性，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文化上的活力所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从司马迁到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学术都有这样的优良传统。这也是安徽地区文化的特色。吴孟复先生说:
皖学影响之深广，盖学术史上所罕见。推其所以冠绝一时，衣被数省，非特人才之多，实由学风之美。太炎(章太炎《国故论衡·清儒》)、任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言之綦详，析而述之，约有数端:“综形名，任裁断”，有师承而无门户，一也;“博学于文，约守其例”(参见刘申叔《左庵外集·戴震传》)，由具体问题之研究，乡由绎而得其条理(规律)。方法冥合于科学，学术遂成为专门，二也;义理、考据、词章之合一，或即文学、史学、哲学之交融(何兹全先生语)，时至今日，趋势益明，三也。[60]
——兼通性。通百家之学。这里主要是指我省历史上很多学者，在学术的成就，既是专精，又通诸多方面学问。重视文史人文科学又重视自然科学的探讨。方以智在学术上，是“博涉多奇”，“凡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下逮琴剑、技勇之属，无不析其旨趣。”[61]
——开拓性。古代的老庄及三曹文学，新安理学、桐城学术等都是开学术的风气与蹊径。《四库全书总目》谓桐城方以智学术影响深远，是开清代考据学风气的人物，“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途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虽其中千虑一失，或所不免，而穷源溯委，词必有徵，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62]从方氏的实学影响上来认识《四库全书总目》作者的话，是有道理的。
——传承性。安徽地区文化通过教育与家学形成学术上的传承性，形成了地方的文化世
家。例如汉代皖北的桓氏、魏晋庐江的何氏等。明清皖中的桐城的学术传承不绝，一直到近代都有他们的学术代表人物。桐城学术的变动展现出家学传统，可以说，这一特点，在桐城学术史，表现特别明显。从桐城学术传承中，有方以智、钱澄之开先河，家学传承带动了学术的发展。从桐城四祖，到姚门四杰，到曾门四弟子。在传承中，桐城学术又播及其它地区，形成阳湖派、湘乡派，侯官派。所以，很有必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改作、撰写相关的《学案》[63]。一部《桐城耆旧传》，实际上是一部皖中地带的学术渊源人物传记，也可以说是一部皖中学案。梁启超说皖之桐(城)、歙(县)“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赓续不替”，也是表明安徽地区文化的传承性。
皖学如果以长江为界，有江之北与江之南的分别，两者相异亦相通，诚如，钱仲联先生的《吴山萝诗文录存·序》开篇所说：“清三百年间之治方术者多矣，而皖学为尊。南则休宁戴氏以考据著，北则桐城方、刘、姚，以文章雄。要其终，二者未尝不殊途而归。”所以说，“皖学”是皖北、皖中、皖南三者学术的统称。皖学研究应该有更为开阔的认识。桐城学术
的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本网首发，转载须注明出处）
[①]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册（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二十六章以60余页，专论方以智的学术，侯先生说：“方以智最为王夫之所敬”（第1122页）。如果说王夫之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高峰，那方以智的学术思想也当是另一高峰。
[②]马（其昶）通伯先生，不但在经学上，如治费氏《易》上，是代表人物;其《庄子故》等，在子学上有相当高的成就;他是《清史稿》的总纂之一，担任《文苑传》等部分的修撰。其《桐城耆旧传》可以说是一部地方学术史，是列传式的学术史，把古代纪传体的儒林传、文苑传的写法，应用到地方史的撰写上。所论所述，颇得史迁之史法。章太炎在《马通伯先生像赞》中称之:“文章之寄，是唯极阳，公殿其行。圣泽斩矣，新学披昌，公能宪章。括囊《六艺》，大典洋洋，《三经》作纲。我瞻法象，既温从方，没齿不忘” 。
[③] 列入安徽古籍丛书，为国家重点古籍图书，《钱澄之全集·田间易学》，黄山书社（精、平装本），1998年版。
[④] 《易经杂说》，（台北）考古文化事业公司出版（2003年版），第251页。
[⑤]吴孟复：《〈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序》，载《吴山萝诗文录存》，黄山书社1991年版，第63页、64 页。
[⑥]参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l993年第1期；《安徽地区文化变迁与史学——为《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而作》，《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安徽地区文化特征的形成与文化资源的发掘》，载《奋进中的思考——纪念安徽建省330周年暨省情再认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田间易学·整理说明》（安徽古籍整理丛书本，1998年版）；《关于（方以智）“质测”与“通幾”的思维》，载《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思维卷》第二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⑦] 我省学人黄季耕、施立业等先生，对姚莹都有很好的研究。
[⑧]姚莹:《姚氏先德传》。
[⑨]《东溟文集》卷3《与张阮林论家学书》。
[⑩]见《东溟文集》卷6《先府君行略》。
[11]《东溟文集》卷3《上座师赵分巡书》。
[12]《桐城县志•人物志》。
[13]《东溟文集》卷3《复李按察书》。
[14]《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5]《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6]《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17]《康輶纪行》卷4《华人著外夷地理书》。
[18]《康輶纪行》卷12《商贾说外夷有裨正史》。
[19]《康輶纪行•自叙》。
[20]《东溟文外集》卷2《陈息凡康邮小草序》。
[21]《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22]见《康輶纪行•自叙》。
[23]《东溟文后集)卷8《谢陈子农送重刻逊志斋集书》。
[24]《康輶纪行》卷16。
[25]《康輶纪行》卷120
[26]《晋书》卷56，(江统传)。
[27]《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28]《东溟文后集》卷8《与余小坡言西事书》。
[29]《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30]《康輶纪行》卷5《外夷讲图书》。
[31]《东溟文后集》卷8《复光律原书》。
[32]《寸阴丛录》卷4《天道》。
[33]《东溟文后集》卷1。
[34]《东溟文集)卷2《贻朱澹园序》。
[35]《东溟外集》卷1《覆黄又园书》。
[36]《中复堂遗稿》卷1《黄右爱:〈近思录集说序〉》
[37]《东溟文集)》卷2《与吴岳卿书》。
[38]《康輶纪行》卷5《外夷形势当考地图》。
[39]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册，第四编第八章第五节，第336—426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40]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三册，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41]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第1151页。
[42]侯外庐：《方以智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见《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0页。
[43] 《物理小识·自序》。
[44]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45]《药地炮庄•天地》篇眉批。
[46]《药地炮庄》引《知言鉴》语)
[47]《通雅》卷三《文章薪火》。
[48]《东西均•扩信》。
[49]《物理小识•总论》。
[50]《易余目录》提要。
[51]王茂、蒋国保等：《清代哲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页
[52]《东西均•扩信》。
[53]《东西均•疑信》。
[5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
[55] 《安徽古籍丛书·安徽古籍丛书编印缘起》。
[56] 参见拙作:〔清〕钱澄之《田间易学·整理说明》。
[57] 参见《通推》卷首《物理小识编录缘起》。
[58]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语序》。
[59] 吴孟复:《姚先生永朴赞弟永概传略》，载黄山书社版《论语解注合编·附录》。
[60] 吴孟复:《吴山萝诗文录存·〈语言学论文集序〉序》，第53一54页，黄山书社1991年版。
[61]《桐城耆旧传》卷八。
[62]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通雅五十二卷”，中华书局1965年版，上册，第1028页。
[63]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徐世昌所著的《清儒学案》（今人陈祖武兄点校本，值得重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