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文化每一次里程碑式的以展都会定格于中国大地不同的地域，而17世纪时定格在了桐城。这一次停留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坛两百多年，而于于桐城的影响则成为永恒。
桐城因其为桐城派的发源地而声名远播。作为桐城派的桐城，它包括今天的桐城市和枞阳县。桐城地处皖鄂赣交界的安徽西南部，这是一片空灵神奇的土地，“抵天柱而枕龙眠，牵大江而引枞川”，为江、山咸阳之地。盖古桐城春秋时附于楚，三国时隶属吴，后因其地又西邻湖北，东望江浙，便有“楚头吴尾”之称。
桐城物产丰富，山川亦“秀绝人寰”。明代理学家陈献章游桐城，写下《题王判府相桐乡深处》诗，为桐城写下了“十里溪流十里花，居民多在水之涯”，“僻静园林开栋宇，宽间田地种桑麻”，“天下原无此地佳”的诗句。
最能体现桐城“地佳”的，莫过于其境内之浮山。浮山突起于平川，三面环水。登临这“山浮水面水浮山”的浮山，人似乎要随山飘飞。春江水涨季节登山，鸟瞰浩淼的湖水，令人油然有“湖光荡漾欲飘天”的幻觉。浮山又以怪石、奇峰、幽涧著称。唐代诗人孟郊以“鬼斧何年开石室”称浮山之洞；宋代王安石游历浮山后，感悟到朱门的“翡翠鲛绡不值钱”。据说东汉道教丹鼎派创始人左慈曾隐居浮山，自后，浮山就成为历代朝廷官宦、方外高僧、文人墨客流连忘返之地。据现存山上483块摩崖石刻看，唐之白居易、孟郊，宋之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明代陈献章，公安、竟陵两大文学流派创始人袁宏道、袁宗道、钟惺，都曾游历过浮山，留下了石刻、诗篇。
生长于桐城的明代大哲方以智说，浮山的“石头壁立常伸指”。方氏得以有后来如是成就，恐与桐城“石头”时常“伸指”指点不无关系。而只有方以智，以至于桐城人，才能体悟到桐城“石头”的“伸指”。正是经此悟化，得使斯地与斯地的人一齐活了起来，终于在明清时孕育出了灿烂的桐城文化。
说桐城文化，首先得讲桐城文化的象征——桐城文庙。作为明清以来当地祭孔的礼制性建筑群，文庙雄踞老城中心，其南面临广场，东西北三面为名人故居集中的老街所环拥，有如众星拱月。文庙始建于元代仁宗延元年（公元1314年），明洪武初年移建于今址，后因兵火与风雨侵蚀，明清两代修葺达19次之多。如今的文庙依然格局堂皇，古朴典雅，颇有皇家建筑风范。
文庙建筑群以大成殿为中心，以“御道”为中轴线，主要建筑有门楼、宫墙、棂星门、泮池、泮桥、大成门、崇圣祠、土神祠、东西长庑等。门楼正中鎏金“文庙”二字，系赵朴初题书；红砖围墙上“万仞宫墙”四字据说是慈禧御笔。大成殿内供奉着一圣四贤十二哲的坐像。当年每至秋闱，这里便香烟缭绕，士子不绝。传闻“天启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百科全书” 式大哲学家方以智、“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以及桐城派鼻祖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等众多名臣硕儒，于成名前均从泮桥上步入大成殿祭孔，以致金榜题名，故誉“泮桥”为“状元桥”。迄今，人们仍视登此桥为吉祥如意之乐事。
不知是因为桐城浓厚的文化气息催生了文庙，还是因为文庙的兴建促成了此地的文风昌盛。总之，自有此文庙以来，桐城文化就开始崭露头角。桐城士子们似也从那一天起就不遗余力地为文庙增光添彩，因为他们的努力，一个驰骋中国两百多年的文学流派横空出世，终致“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的美誉。
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学界将他们连同追随他们的作家群统称为桐城派。桐城派绵延200余年，集作家1200多人，留下传世之作 2000余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时最长、参加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文派。近代国学大家马厚文有诗为赞：“黄舒山水古今奇，释氏衰微儒士追。何意高文归一县，遂令天下号宗师”。
从明中叶以来，桐城学术兴起，士人多结社讲学，“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桐城派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而渐大，至姚鼐而鼎盛。方、刘、姚为“桐城三祖”。方苞为学为文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为志向。又提出“义法”主张，“义”为言之有物，“法”谓言之有序。在任翰林院侍讲时，编成《古文约法》，为“义法”说提供了一部示范书。乾隆初年，该书成为钦定古文教材。“义法”理论由之受到士林普遍重视。刘大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他立足于仕途，一生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经刘大之力，桐城派开始具有全国性影响。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乾隆四十二年，他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亮出了桐城派的旗号。此后“桐城派”之名遂显于世。姚鼐为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兼备，其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至今仍被世人称为古文读本精赅之书。其弟子数以千计，弟子又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传人。至姚鼐，桐城派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形成了“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同时还形成众多桐城派的别支。有名的如以恽敬、张惠言等为代表的“阳湖派”，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乡派”，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侯官派”。
姚鼐之后，桐城派开始衰落。到了近代，又出现了一个天下士人以桐城派为正宗，从学者“如蓬从风，如川赴壑”的“中兴”局面。这不能不归功于桐城派士人为学为文的“近代转换”。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在为政为学为文方面，都为变法图强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政者如“桐城中兴”之主的曾国藩，为中国洋务运动的中流砥柱；如桐城派名士薛福成，其经世之文，被当时士林推为“首屈一指”，他对西学的研究和西方社会情势之了解，被黄遵宪誉为 “无逾先生”。“姚门四杰”之一的方东树，用古文言变法图强，革弊布新，被时人誉为“无不尽之意，无不达之辞，国朝名家无此境界”。对桐城派的近代使命最为自觉的当推吴汝纶。他认为其时文化的急务是翻译介绍西学，可当时天下士人崇尚的是八股文、考据之文、案牍之文，用这类文字翻译，既不能达西学之真谛，又不幸而陷入“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境地，自为“有识者方鄙夷而不顾”，其何能开启民智？于是他和弟子及同人，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收效巨大的现代应用转换。桐城派文风转换最为成功的代表当推林纾与严复。他们用桐城派简洁典雅通俗的古文，翻译西方的小说与学术著作，其著作风靡全国，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古文现代应用的典范。力主白话文，反对“桐城谬种”的胡适，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林纾、严复的古文应用，取得了“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种大的成绩”。
然而让桐城人津津乐道的远不止这一群名载千秋的大文学家，更有历史上著名的“父子双宰相”张英和张廷玉。
张英是清初理学名臣，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他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
此巷位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其时，相府家人与吴氏因地界发生纠纷。家人遂驰书京城，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诗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诗，旋即拆让三尺，吴氏深为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据说1956年中苏两党出现分歧，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还曾吟咏此诗。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感觉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试想以首辅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桐城人在这样一种礼让之风里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了。
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在中国历史上，张廷玉并非著名宰相，但却是中国历史上连任二十四年、任期最长的一位宰相。任上深得雍正、乾隆两代皇帝的信任。雍正生性多疑，但独独相信张廷玉，二人甚至 “名曰君臣，情同契友”，这一点与张廷玉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良好的家风使他养成了为人谨慎、不事张扬的性格，他有一句名言叫“万言万当，不如一默”；雍正也称他“外和平而内方正”。及至乾隆朝，汉臣的比重逐渐上升。当时讷亲被称为“满洲泰山”，而张廷玉则为汉臣众望所归，称为“汉江砥柱”。乾隆皇帝对这位三朝元老也敬重有加，当时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封至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死后，乾隆下诏以皇族礼仪厚葬，加谥“文和”，配享太庙，成为汉臣配享太庙第一人，并开清代文臣封伯侯之先例。所以他的墓园也叫“文和园”，位于风景秀美的龙眠山麓，墓道旁排列着形态各异的神兽和石刻，颇有皇家气派。墓园里还有两块雍正亲题御碑，称他为“赞猷硕辅”、“调梅良弼”。
桐城文化如此兴盛与桐城人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桐城私塾起源很早，到明代已遍布城乡，明清时期桐城“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许多贤达智者，淡泊名利，乐于乡里开办教育。方学渐便是“以布衣振风教”的典型。桐城派的大儒们首先也都是大教育家。明清两代，县学和私塾为桐城培养的进士达265人，举人589人，其人数之多，实为罕见，以至时有“三里一进士，隔河两壮元”和“满朝进士半桐城”之说。
及至近代，新学兴起。传统教育发达完善的桐城，面对新事物亦不甘落后。从文庙向西北去不远，便是著名的桐城中学，其创始人即是被誉为“近代教育先驱”的吴汝纶。这位吴先生曾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办起中等教育来游刃有余。1902年吴汝纶游历日本，有感于日本近代教育的发达，回国后便着手创办桐城中学，成为安徽最早的三所中学堂之一。“桐中”的校址当年曾是桐城派文人聚会讲学的地方。走进校园，一股浓厚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众多石刻点缀于林阴之中，一不留神便与名人撞个满怀。校园里有一棵参天银杏，相传是姚鼐亲手所植，人称“惜抱轩银杏”。“桐中”的校歌借词入谱，记载了吴先生等先辈创业的辛劳，洋溢着“桐中”人对这位“校父”级人物的崇仰和爱戴之情。桐中的学子们也丝毫没有辜负吴先生“代起人豪”的期许和“勉成国器”（校训）的嘱托，章伯钧、朱光潜、慈云桂等彪炳中华近现代史册的人物就是“桐中”学子的佼佼者。
章伯钧少时就读于桐城中学。1922年，与朱德、孙炳文等一起赴德留学。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抗战胜利后，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他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两大民主党派的创始人之一。
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16岁入桐城中学，他先后在英国和法国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通晓多国语言，是中国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美学经典著作的第一人。他于60年代撰写的《西方美学史》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他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培养和扶助新人花费了许多精力。身为美学界名副其实的老前辈和权威，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却是：“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
被誉为“中国计算机之父”的慈云桂，18岁毕业于桐城中学，其后在湖南大学和清华大学就读。1958年，在艰苦的环境下，研制成功了晶体管计算机。1977年，他任“银河”亿次计算机研制的技术总指挥和总设计师，经过6个春秋的奋斗，终于研制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巨型计算机，为推进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桐城的教育还造就了一大批当代著名学者和作家，诸如方东美、方孝岳、方令孺、马茂元、舒芜等。在桐城，教育与文化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一方面桐城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誉满文坛的大儒，另一方面桐城的文人们活跃在全国各地，又主要从事教育工作，使得桐城文化很快向全国乃至海外传播扩散。著名文史学家罗哲文在考察桐城时写道：“想过去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看今朝人文重崛起，再度领风骚”。文都桐城，代有传人，也就有写不尽的桐城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