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平谷老城，有条仁义胡同。

　　相传明朝时，金尚书、倪尚书的亲戚住这里，两家只一墙之隔。一年夏天大雨，泡倒了院墙。修墙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各不相让，就都想到了京城做官的亲戚，各自修书，请为自己撑腰。二位尚书接到书信，便马上回复，不曾想内容竟然一样：

　　百里捎书为堵墙，让他一墙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两家人见信都觉十分惭愧，主动道歉，握手和好。修墙时，各自主动让出一墙之地，于是形成这条五尺宽的胡同，行走至今。而邻里见状，无不称赞，从此把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其礼让行为，一直仁义着乡里。

　　这则故事不知口口相传多少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地方征集整理民间集成，就收录了这个故事。前不久，我从这条胡同走过，见大多是近年才盖的砖瓦房，只有最后一座，显得很陈旧，不但有前院，还有一不甚宽绰的后院，两层很大的青石垒砌后墙基础，墙上竖嵌一方小碑，镌刻楷书“泰山石敢当”字样。胡同里，散落着一些大小条石等物。从这些遗物遗迹看，这里过去一定住着大户人家，世事沧桑，大概早面目全非了。当我问及胡同旁纳凉者：哪是仁义胡同？一中年妇女起初一愣，后随手一指：就那个，我家婆婆在时跟我叨咕过，说早先没有胡同，是两家让出来的。

　　我慢慢走进胡同里。胡同不是很深，可两边不是两家，起码几十家了，每家门前钉一红色门牌，写着“北门街”。胡同仅四五尺宽窄，怎么叫街了呢？我朝北望去，一较为宽阔的街道，不远处，就是老县城北门。街与胡同贯通一起，名字也随口“贯通”了。

　　想平谷西汉初年置县，老城原为土城，于明成化年间始修砖城，并建四门。北门称“威远门”，至今北门楼上的巨大匾额还在。而北门外有倪光荐墓，旧有石人石马，最近发现一尊文官像，已运至文物部门保护。翻开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对倪光荐多有记述：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万历十四年八月卒于官。神宗（万历皇帝）悼伤，特赠太子少保。两次遣官谕祭：“惟尔性资端重，志行雅淳，奋迹循良，蜚声谏议。荐跻九列，历事三朝。”“惟尔素持廉慎，荐历清华。守身之义不渝，纳言之司克称。”“轸念往劳，载颁谕祭。”可谓三朝元老，深受皇恩，而身后礼遇优隆了。

　　因此，“仁义胡同”所说倪尚书，无疑就是倪光荐。与倪尚书前后也在朝里为官的平谷人有金纯、金濂，倪、金二家至今尚有后代生活于区内。

　　就在我写此文时，见有文谈“六尺巷”。说安徽桐城有一长百余米宽两米的小巷，名“六尺巷”。桐城，清代“桐城派”文学发源地，以“文以载道”为主旨，号称“文都”。在康熙四十年，这里发生一邻里纠纷。《桐城县志略》等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所谓张文端公，即张英，清代名臣，桐城人。官累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高官显贵人家！谁知张公并不以势欺人，而是劝自家退让，成为美谈。

　　两则故事，流传一在北方，一在南方，都是讲要谦逊礼让，与人为善，与邻为善。这种传统美德，当今很值得继续提倡和发扬。谦逊礼让友善，其实就是一种和谐。如果能够上下和谐，邻里和谐，何愁国家社会不和谐！而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曾巧妙引用这后半首诗，意在谈中苏关系，也就是希望国与国间的“和谐”了。

　　这两则故事如出一辙，大同小异，仅个别词句稍有变化而已。谁又是故事初始流传地？各在一方流传已久，恐怕很难说清了。我想也就无须说了，没见前人已做出“礼让”楷模，今人何不效而一仿？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