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家方孝岳先生曾两度任教于中山大学，前后达30余年，是中文系二级教授。

方老生于1897年9月17日，是桐城文派初祖方苞的后裔，文史造诣极深。及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方老积极投入，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之改良文学观》，深得陈独秀赞赏。由于学养深广，眼界开阔，用功甚勤，方老青年时代的学术研究一路高奏凯歌。他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期间，于1921年、1923年编译出版《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下册。当时学界反响甚佳，30年代已先后再版三次。初次出版80年后，因为该书不仅有“考证史料的功效”，而且对完善我国法律学理论“具有借鉴意义”，又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收入《中国近代法学译丛》，在2004年4月再版。1932年至1938年，方老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国文教授，其间应刘麟生先生之约，撰写了《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两部著作，收入刘氏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于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40年代再版。初次出版52年后，应学术界要求，北京三联书店在1986年12月将《中国文学批评》重印出版。资深学者评曰：“此书不以材料胜，而以见解胜，以内行胜。”又过了20年，三联书店再将《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散文概论》两书合编，于2007年1月重印出版。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著作大浪淘沙，方老这几部书稿却历久弥新，被学界粉丝追捧，真可谓精品力作了。

1954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王力、岑麒祥等语言学大师离穗北上，中文系语言课教学力量急需补充。此时方老的研究方向已从文学扩展至经学，先后出版了《春秋三传考证》《左传通论》两部著作。在《中山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屈原〈天问〉》长篇论文。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蜚声海内，假如方老沿着这个方向探索下去，轻车熟路，必定事半功倍。但因为教学需要，他在年近六旬之际迈上一条新路，转攻汉语史研究，以承担古代汉语、训诂学、汉语语音史、广韵研究等新课程的教学任务。方老这种胸怀大局勇于探索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经过多年努力，方老陆续发表了《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略论汉语历史上共同语语音和方音的关系》《跋陈澧〈切韵考〉原稿残卷》等多篇学术论文。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尚书今语》等专著。此外，他还在1962年编成《汉语语音史概要》和《广韵韵图》两部书稿。前书以马克思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把传统音韵学与现代语音学融为一炉，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目的、任务、方法、资料及名词术语作出科学解释，简明扼要地论述上古、中古、近古、现代普通话各时代的语音大系和发展趋势，是学习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优良读本。后书将“广韵学”与“等韵学”结合，将中国古代语音学与西方现代语音学结合，编成科学性强、方便查阅的韵图，为继承传统文化，普及语音教育作出贡献。

1961年秋，学校分配一些青年教师当老教授的助手，学习老教师的专长，当时指派我担任方先生的助教，向他学习音韵学。我当时虽已毕业两年，但负责社会工作多，进修业务的时间少，而音韵学著作卷帙浩繁，晦涩难懂。接到任命，心存疑虑，不知我的水平是否配当助手，能否学有所成。拜访方老后，受到热诚接待，经他循循善诱，耐心指点，疑虑全消。方老告诚我为学必须专心致志，先打好基础，不能好高骛远。第一步是读通《广韵》，抄读《广韵》反切，3800多个小韵及其反切用字，一个一个地读，一个一个地抄。然后再精读陈澧《切韵考》。我一年内完成此项作业，整理出《广韵》音节表，并写作论文《略论过去音韵学上一些审音的问题——有关〈切韵〉的“重纽”问题及其他》。所论虽很粗浅，方老却加以肯定。进修的第二步是精读瑞典学者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西方现代语音研究方法分析古音，弄清《切韵》的性质，深入分析《广韵》的声类，写作《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关于〈切韵〉“又音”的类隔》两篇文章。回忆当时，从论文的选题、论证材料的运用、初稿的修改，方老一一指点。通过论文写作，他无私地传授自己的治学经验，引导我步入音韵学的门径。

方老虽才华横溢，在民国时期却经历坎坷，为求得一教席，北上南下，辗转奔波，先后在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圣约翰大学任教。1948年方老重返中山大学任教时，兼任吴康教授办的私立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广州解放前夕，吴康决定将文化大学迁往香港，力邀方老随迁，方老谢绝，决心留在广州迎接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山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对方老十分尊重，先后推荐他担任海珠区人大代表和广东省人大代表。1963年冬，我陪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曾桂友探望方老，为他联系出版《汉语语音史概要》，并祝贺他当选广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方老感谢党的关怀，风趣地说:“这是‘化腐朽为神奇’。”此话十分幽默，但却是方老的肺腑之言。中文系领导让我当方老助教时也特地交代说，方老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宽广，不但要努力向他学习，还要在生活上关心他。考虑到他年老乏人照顾，学校组织部门与有关单位联系，把他的小女儿从湖北调来广州。对党的信任和领导的关怀，方老感铭在心，以出色的教学科研成绩回报。

方老性格随和宽厚，谨言慎行，谦谦君子也，从不以名望地位骄人。系里决定让他首先招收语音史研究生，他认为培养目标不能太窄，主动邀请汉语方言学教师协助指导。1956年评定教授级别时，方老只被评为三级。据了解，当时校领导说，以方老的资历和学术成就本应被评为二级，但限于指标，暂被评为三级，以后有机会再提。方老处之泰然，并不争辩。1963年，方老被提为二级。

方老住所在文明路旧中山大学校园，平房简陋，但毗邻钟楼，环境清幽，庭园有方老手植的老来红。晨曦初现，方老常在钟楼前打太极。我当助手的那三年，每周都去看望他，一来汇报进修心得，请他解答疑难；二来带去学校发给高级知识分子的香烟、食油等购物券，替他办些生活琐事。每次见面，谈到学术问题，方老往往一语中的，简明扼要，旁及其他，则时发幽默风趣之言。有次我问到论文写作要领，他不假思索答曰:“清真雅正。”又曰:“多读《东莱博议》。”《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一文发表，我向他致贺，他微笑道：“抱残守缺。”偶尔兴起，他会邀我散步到昌兴街吃云吞面。某日，他回校上课，与听课的黄家教老师交谈甚欢，遂力邀黄老师和我乘公共汽车到北园酒家吃午饭。有一回我母亲跌伤脚，他在学校开完会后，执意要我陪他到小港新村看望我母亲。1964年10月，我被派往佛山参加“四清”，告别时方老送我到中山四路宁昌饭店共进晚餐。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宁昌饭店是广州有名的老字号，善制东江盐焗鸡。

我当方老助手仅三年，参加“四清”之后是“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干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既打断了我的业务进修，也中断了我与方老的联系。而方老因小女儿被调回湖北荆州，在广州无人照料，只好于1971年办理退休后告别羊城。一别八年，直到1972年我和方老才恢复通讯。方老多次在信中提到要重回广州再执教鞭，并于1973年8月将《汉语语音史概要》和《广韵韵图》两部书稿寄来，委托我联系出版。遗憾的是壮志未酬，他竟于四个月后撒手人寰，从此幽明永隔。聊可告慰方老在天之灵的，是他的两部书稿终于在1979年和1988年先后出版。而我在1984年也重新开设《广韵研究》课，根据方老当年的讲授提纲并汇集我的一些研究资料编成教材，以方老与我联名，于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以此书表达我对方老无限的敬仰和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