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9年8月18日，方苞在江宁去世，享年82岁。这一年春，19岁的姚鼐在安庆通过了府试(秀才考试)。第二年，20岁的姚鼐第一次去江宁参加江南乡试，一举登第。60年后，80岁的姚鼐写《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说：“然先生居江宁，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乡试，一至江宁，未及谒先生。其后遂入都，又数年先生没，遂至今以不见先生为恨矣。”姚鼐年龄大了了，误以为方苞1750年尚在世，而不知方苞当时已去世一年了。

姚鼐小时常听前辈姚范、刘大櫆等谈方苞的故事，在文中偶尔会提到。1774年十月，刑部郎中姚鼐请假归里前，为一起编《四库全书的》的郑大章的已去世14年的哥哥写墓表。姚鼐写道：“昔吾乡方望溪宗伯与兄百川先生至友爱，百川死而宗伯贵。吾乡前辈皆告余：宗伯与人言，一及百川，未尝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异是?”(《惜抱轩诗文集》，第160-162页)

1790年六月七日，60岁的姚鼐在江宁给弟子陈石士写信，谈到方苞的学问：“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但梅崖并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惜抱先生尺牍卷五》，第7-8页)

“震川”即归有光，方苞在谈戴名世的朋友杨三炯的文章时，将归有光与杨三炯等并论，未突出归有光，故姚鼐说方苞没有看到归有光论文的“深处”。姚鼐熟读《史记》，认为方苞读《史记》，只强调“义法”一端，是其不足。另一方面，姚鼐肯定方苞在本朝诸贤中，所得最深。“梅崖”是朱梅崖，字斐瞻，建宁人，著有《梅崖文集》，是陈石士亲戚鲁鸿的老师。在姚鼐看来，朱梅崖的水平远不及方苞了。“不能细受绳墨”，指朱梅崖对文章的理解不精。

1796年7月，久旱的江宁终于下雨，不至大荒了。一个月前患痢病的姚鼐刚好，但脾气未复元，精神疲惫，不能出门，全靠长子持衡在身边照顾。不料七月初三之夜，一个窃贼光顾，偷去摆在家中的250金，叫姚鼐大窘。姚鼐任钟山书院山长，年薪不高，养了一大家人，还有许多迎来送往的应酬。因此，无论给谁写文，都收一点润笔费，以补家用，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近期，弟子郭频伽为常熟一位姓蒋的求写一文字，未有提到润笔费，叫姚鼐很为难。向弟子开口吧，君子不言利，也丢老师的面子，不开口吧，此文写还是不写呢?无奈之下，姚鼐给亲戚马春田(号雨耕)写信，说：“往时望溪宗伯作文，不受人谢，鼐殊愧不能如之，望为语频伽也!”(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二》，第6-7页。)从前，方苞为人写文，不收润笔费，姚鼐因家庭困难，已做不到了。

1805年岁暮，75岁的姚鼐給弟子管同写信，谈到方苞不该推重《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伪，此已是天下定论，望溪虽学者，而其人敦厚而识滞，又似未见阎百诗之《古文疏证》，固执其误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轻弃古文，乃慎重遗经，其理非谬。若生此时，经阎百诗及鼐等考论大明之后，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谬矣!”(海源阁丛书：《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22页。)

姚鼐的意思，《古文尚书》是后人伪托的，方苞是学者，但他老实，见识不敏，似未见到阎百诗写的《古文疏证》，因此固执其误。这是因他尊重古文，不肯轻易否定前人的著作，这么做没有错。但今天，经过阎百诗及姚鼐等人考论大明之后，仍推崇《古文尚书》，就是愚而谬了。

方苞年轻时，写了一组读《尚书》偶笔，推重《古文尚书》。姚鼐说他“识滞”，应该是指方苞年轻时读书不多。当然，阎若璩否定《古文尚书》，学界有争论，换句话说，方苞未必就错。此处不展开。

1809年夏天，79岁的姚鼐给弟子管同写信，谈到时文与古文的区别。姚鼐认为，东汉、六朝的墓志铭及唐人的赠序本是时文，若韩愈来写，就是古文。明代的经义寿序本是时文，若归有光来写，就是古文。作古文的人，不懂经义，是缺陷。他说：“本朝如李安溪，所见不出时文，其评论熙甫，可谓满口乱道也!望溪则胜之矣!然于古文时文界限，犹有未清处。”

姚鼐的意思，安溪人李光地的目光超不出时文，方苞要胜过李光地。但方苞也有不足，因为有“未清处”。在姚鼐看来，区别时文与古文的关键，是懂经义。(海源阁丛书：《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24页)

1810年重阳节，80岁的姚鼐受方苞曾孙之请，写了《望溪先生集外文序》。姚鼐认为，方望溪先生的古文，为清代一百余年文章之冠，这是没有异议的。自己作为方苞同邑弟子，小时诵其文就仰慕他了。

回忆第一次(1750)到江宁，已经60年过去了。方苞的曾孙拿了曾祖的《集外文》给姚鼐看。在姚鼐看来，方苞立言必本义法，文气高古深厚，他写的文章，别人是模仿不了的。姚鼐阅读的《集外文》中文章，诚然出自方苞手笔。方苞的《望溪集》是他亲手删定的，此集恰好是他删去不想存世的。但后世读者阅此芟去之文，也是不可及的了。姚鼐写道：“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严而憬然增悟的了。然则其再镌刻附之集后是可以的。至其所以芟之之理，姚鼐浅学，恐妄度未必当先生之意，故不敢遽有论，将以待后有读者自得之了。”(《惜抱轩诗文集》，第267页)

姚鼐的意思，方苞为什么删去这些文章，自己浅学，不敢妄测。但从他给弟子陈石士、管同等人的信看，姚鼐是清楚方苞为什么删去这些文章的，“用意深严而憬然增悟”“待后有读者自得之”，其含义不言自明，即方苞知其所删文字之所短，其实，姚鼐也知其所删文字之所短。但在方苞后人面前，姚鼐说自己“浅学”而回避不谈，是他对家乡先贤的尊重，也是写“序”及做人的礼数。

1811年5月26日，81岁的姚鼐写《跋方望溪先生与鄂张两相国书稿后》。方苞给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国写信，谈制准夷之事。姚鼐认为，乾隆年间，平定了准噶尔汗国(蒙古的一部分)，不仅是乾隆智勇非常，还有天之保佑。雍正时，准噶尔势力犹完，不能一下子破敌。姚鼐写道：“方望溪宗伯此信，主张严军屯守，抚士蓄力，以待可胜之虏，不要轻举深入，以邀难必之功。未知两相国见此书后，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忧国忠友之情，则皆可以谓至矣。”(《惜抱轩诗文集》，第286页)方望溪自定文集，未载此信，此信作为手稿，藏在家里。这次，方苞曾孙编曾祖的《集外文》，姚鼐才看到此信。姚鼐认为，此信对于了解方苞的平生风义，是一个重要信件，将来刻方望溪集的人，应该收入此篇。

方苞的信写于1732年(雍正十年)春，内容是谈如何对付准噶尔汗国事宜。该信数千言，不无真知灼见。鄂尔泰相国见到后，将方苞的信摘要转呈给雍正，雍正即派鄂尔泰驰往军前，传谕大将军。1732年12月，鄂尔泰奏请边地屯田事宜五条，其间多采方苞之论，奉诏从之。说明方苞这封信，当年被雍正采纳，对安定边陲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姚鼐不知道方苞此信当年即被雍正所采纳，故有“未知两相国见此书后，所以入告者何如”之疑问。而对于方苞此信意义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公之忧国忠友之情”了。可告慰的是，方苞此信因姚鼐的推重，已流传于世。

姚鼐对于先贤方苞十分尊敬，言必称宗伯、先生，而为方苞遗文写序，必称同里后学。在姚鼐心目中，方苞是一个讲孝悌的人，一个为文不收费的人，一个忧国忠友、义行可风的人。他的古文，为清代一百年文章之冠。可见，在当朝文人中，方苞是姚鼐雅重之第一人，也是姚鼐一生想见而未见之人。姚鼐很少称自己“浅学”，在谈方苞文章时如此自谦，是个例外。

另一方面，姚鼐晚年在给弟子和友人的书信中，对方苞论归有光、《古文尚书》《汉书》等学术观点，坦言自己的不同意见，叫人想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叫人想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对蔡元培“影射”派的批评。即便如此，姚鼐对于方苞的批评，是私下的，是包容的，是含蓄委婉的，并不影响方苞古文在清朝第一的地位。

方苞讲古文义法，遂有司马迁、韩愈、归有光等一线下牵。他精于礼学，恭自践行，学以致用，为国建言，自有其桐城派开山祖地位。姚鼐博学多才，因人施教，将方苞古文义法发扬光大。他对方苞的评点，是大师对大师的评点，让人既感受到清代大师尊敬先哲的高风，又能感受其追求真理、穷通学理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