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乃灵物，龙山善隐之。
古皖龙山有二：曰大龙、曰小龙。大龙山在怀宁境内，小龙山在桐城境内。虽然2005年安庆市调整区划，大、小龙山现都归入安庆市区范围，但桐城人对小龙山的热爱并未因此而稍减，实实在在来说，小龙山与桐城人文历史关系之深，也确非简简单单的区划调整所能割裂。那么，为了叙述方便，在这篇文章中，且让我站在明末清初的历史区间，还将小龙山当作江南安庆府桐城县的属地吧。
桐城西北多山，而小龙山则在南部。小龙山由大龙山脉绵延而来，面向长江，濒临菜子湖。小龙之小，当比大龙之大更显灵秀可爱吧。明朝末年，时局混乱，一批桐城闻人选择在此隐居，使小龙山更加钟灵毓秀，也使小龙山成为龙眠山、浮山之外的又一桐城隐逸文化蕴藏之地。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历来入仕与出仕并重。相对于以天下为己任而建功立业的大丈夫气慨，视功名如敝屣而逃遁于山林河泽的隐者逸士也同样被赞美和推重。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所谓“道不同，乘桴浮于海”，所谓“有道则显，无道则隐”。鲁迅先生在《隐士》这篇文章中说过一段经典的话，大意是：真的隐士是不为世人所知的。而为世人所知所推重的大约都是些“道不同，不相与谋”者，其隐也就显得并非天然情趣，实乃不得已而为之。
小龙山有个白鹿山庄，其中住着些从繁华闹市、宦海风云中退步抽身的隐者名士。而正因为其人之隐有不得已处，其名声之大也并非能隐，白鹿山庄并未能真正隐于小龙山中，其灵其光也如白鹿一般神奇灵异，从当时当地直至此时如今，非但未能隐于湖光山色，反而使小龙山更加摇曳生姿，灵光闪现。当年的青年才俊如钱澄之、周歧等几乎是抱着朝圣的心情去访白鹿山庄，如今虽然庄已不存、人已不再，我们站在小龙山巅、白鹿洞旁，放眼四望，仍然能够透过史料典籍的字里行间看到那哲人之姿，如白鹿般倏忽闪现。
（一）
白鹿山庄，是桐城一代大哲方以智家别业。时在天启四年（1624），方以智祖父方大镇从大理寺少卿高位上退下来，回到家乡桐城，隐居于小龙山中。早在天启二年，方大镇就置下了白鹿山下的这处产业，他在《归逸篇》中这样记载：“山本程氏鬻于他姓，今次第而得之，并得长河”。他当时买这块山地时是为了做归葬之地的：“戒吾子若孙异日必葬我白鹿，以吾配姚孺人附于山右焉”。这块山地面积应该很大，有山有地有河湖。他在文中还具体交待了山地的用途：除了建祠营墓之外，其他田地和湖面租给渔民佃户，“河地二租并田租三分之一供岁事修葺之需，其田租之二则给子孙佐诵读”。万历四十三年，方大镇因父丧回桐，本来已经作好归逸打算了。谁知天启二年，又被新皇征诏启用，临北上前，他写下了这篇文字，叮嘱儿孙后辈将来一定要将自己及老妻葬于白鹿山。谁知仅仅两年，他就返回桐城，真正归逸了。
天启四年是个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朝廷中东林人士与阉党之争白热化，最终阉党获胜，捏造出一份东林党人名单，东林即将遭到荼毒。方大镇的父亲方学渐一生致力于著书讲学，在桐城筑“桐川会馆”，开桐城讲学之先河，他还经常远赴各地游学讲座，也曾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交流。方大镇继其衣钵，与东林学派同气相求。东林书院有一副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这副对联中我们当能看出东林学人的理想抱负，也仿佛能够看到十七世纪的中国与西方世界新兴思潮接轨的曙光。然而随着东林党人的倒台，这曙光终于没有将昏沉沉的东方点亮。
话说当东林士风盛时，不仅在无锡的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随着这群人到北京做官，也在京城创办了“首善书院”，与东林南北呼应。首善书院建于天启二年，正是一批与方大镇同时启用的朝臣们所倡设。这些心怀家国天下的学者官员们，退朝之后便云集书院，讲学论道，兼议时政。这是清流议政之地，方大镇的学问品格被同道们所推重，在此主坛讲习。然而好景不长，首善书院创设仅仅两年，便被捣毁。天启四年，随着东林学派的失势，朝廷下令在全国毁书院、禁止私下讲学。这无疑是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箝口行动。随之而来的天启五年，随着“六君子”的被害，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迫害全面展开。
天启四年，当首善书院被封时，方大镇即预感到一丝血腥气息。这位研《易》多年的哲人，为自己卜了一卦，筮得“同人于野”，于是辞官不做，返回家乡，隐居“白鹿山庄”，改号“野同翁”，专心著述和讲学。这是一次明智的抉择，否则在接下来的政治清洗中，很难想象方大镇的命运。
第二年，大规模迫害如期而来，“六君子”之一的桐城人左光斗被狱而死，方大镇之子方孔炤也被牵连夺职，方孔炤时任兵部主事，也是首善书院学人，被夺职后返回家乡。一直随父宦游的方以智也回到桐城。以智时年十五岁，回到桐城后拜白瑜先生为师。白瑜是方大镇的朋友，隐居在大龙山下的石塘湖边，人称石塘先生。
大小龙山有这些高人隐居，当然会引来许多人拜谒寻访，也就是在这样的拜访中，方以智结识了钱澄之、周歧等一批少年才俊，还有方文、孙临、吴道凝等年龄相若的亲族友好，也都在这样的参访学习中结为同学同志。
方大镇在白鹿山庄隐居六年后，于崇祯三年（1630）年去世，其子孔炤遵嘱将其安葬在白鹿山庄。方孔炤于崇祯元年已经重新启用，任兵部职方郎，父亲死后，他回家服丧，在白鹿山庄墓庐而居，专心治《易》。接下来，世道更乱了。崇祯七年，桐城民变，在城居住的大家世族纷纷移家外地，方以智也领着一家老小迁到南京。方孔炤则留在桐城帮助地方官员平息了民变，又抗拒了数次张献忠农民军的攻城。在明末那场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中，周边县城纷纷被攻陷，唯有桐城县城得以完整，时有“铁打铜（桐）城”之誉，这里面不能不说有方孔炤的功劳。
方孔炤作为兵部官员，指挥战事很有一套，崇祯十一年，他重回朝廷，任职湖广巡抚，在与张献忠部的作战中，屡屡取得战绩。但明朝气数已尽，靠几个忠臣能臣是不能挽江山于既倒的。崇祯十三年，方孔炤偶因战败被逮下狱，几乎论死。后因方以智考取进士，天天跪在午门外，手捧血书为父亲喊冤，终于感动了崇祯皇帝，才得以免死。后来，朝廷用人，又欲让他督军山东，然而还未成行，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攻进京师，坐了龙廷。
明朝彻底灭亡了，方孔炤也彻底归隐白鹿山庄。
（二）
白鹿山庄是空灵隐逸的，然而在这空灵隐逸中也弥漫着难以释怀的隐痛。随着聚集白鹿山庄的人越来越多，这隐痛的气息也越来越浓。
方其义，字直之。孔炤次子，方以智之弟。明亡后最早返归白鹿山庄者。
方家经过大镇、孔炤两代显宦，到以智辈已是赫赫声威。早在迁居南京时，以智就被誉为明季四公子之一，其义这位方家二公子当然也是声名了得，以智以曼公为别号，人便呼其义为次公。
这位方次公是个悲情人物。其性格豪迈，比乃兄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才情之高，比以智也未必逊色。《桐城县志•方其义传》载：“其兄愚者，诗名倾当世。其义出，遂与齐名。”他还“博洽多艺，临池篆刻，击剑弹棋，无所不工。里人宝其书法。”在南京期间，他交接群豪，谈武论文，对时事忧愤不已。他最相契的朋友是姐夫孙临，孙临号称武公，与次公常在南京街头戎装跃马，纵横驰骋。当时的政局，内有农民起义军横扫天下，外有大清兵马虎视眈眈，他们寄望于有朝一日，朝廷征召，当厮杀于战场。
然而朝廷已腐烂至极，直到农民军逼死了皇帝，坐了龙廷，再到大清兵乘乱入关，抢了天下。那些南逃的官员们仍在争权夺利，结党营私。方孔炤和方以智父子好不容易从北京逃到南京，复又被南京的小朝廷逼得亡命天涯。孙临投军去了，方其义孤身在南京，撑持着一个家，家中还有老祖母啊。即是如此，他在南京也呆不下去了，在朝中得势的阉党余孽逼走了他的父兄后，又要来抓他。他只好带着老祖母返回桐城，桐城也正乱着哩。城里是住不了的，幸好还有白鹿山庄。
返回白鹿山庄的方其义，日日忧心如焚，忧父兄更忧家国天下。传来的消息都是噩耗，从南京四散回乡的朋友们在各地组织兵民抗清，然而旋起旋败。陈子龙死了，吴应箕死了，好友兼姐夫孙临也死了。清兵在各地烧杀淫虏，正用武力逼迫汉人俯首为奴。顺治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将汉人奴役到及至，不知躲在白鹿山庄的方其义有没有逃过此劫。我以为他是没有剃发异服的，因为他一直以前明处士自居。以他的才情，若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功名二字当如探囊取物。他却不改衣冠，宁做一个明朝的白衣处士。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迭，其反抗之惨烈，莫过于元朝和清朝，盖因这两朝并非简简单单改朝换代，而是外族入侵。想一想二战时的抗日战争，我们不难体会清兵入关后汉族民众的反清抗清情绪。
正当顺治初年，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躲在白鹿山庄的方其义不能慷慨赴死，只能忍辱偷生。这岂是他的性格！忧愤之下他终于病倒了，于顺治六年弃世，年仅三十岁。钱澄之在为其撰写的《前处士方次公直之墓表》中说他是“终年悒郁，侘憏以死。”
（三）
方其义在白鹿山庄的日子，其实是不能用隐痛来形容的，他内心承受的是剧痛、惨痛。同样的，方孔炤在白鹿山庄的日子里，内心所承受的煎熬也不能用隐痛来淡化。只是他毕竟已是耳顺之年，经历过的事多了，能够将一些情绪内敛、转化。
南京的福王朝廷只维持了不到一年，就烟消云散。多少明朝官员改弦更张，换过朝服顶戴，继续做官。方孔炤没有选择这样的道路，他逃回了白鹿山庄。
山庄已经破败，田产地租早已不能如期收取，明末那场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破坏了所有既定的规矩，他们这些逃回来的人惶惶如丧家之犬，何况方家因方以智的关系一直被地方当局纠缠不休。
纠缠不休的原因，首先是方以智一直在南方进行抗清活动，这是公然与新朝作对，是通缉犯。后来又被清廷逮捕，软禁在广西梧州。好不容易逃回桐城，又被逼无奈，出家为僧。对于他的行为，并不是人人理解，亲族乡里不乏图谋荣华富贵者，这些人对方以智交口指谪。但方孔炤不这样想，他说“噫！大报恩者，是出家儿！”
他宁愿忍受亲族指责，乡邻欺侮，也要成全儿子誓不降清的大节。
他还要承受老年丧子，白头人哭黑头人的悲怆。方其义死后，钱澄之去白鹿山庄，孔炤谈起他的小儿子，大恸：“吾子有豪杰姿，能开五石弓，作尺许大字，不珍惜以死，岂不痛哉！”（钱澄之《前处士方公次公直之墓表》）
除了要忍爱丧子之痛，他还要承受丧母之哀。几乎就在同年，方孔炤八十多岁的老母去世。他葬老母于父亲坟侧，仍依古礼墓庐守孝。
这些悲痛他是如何来化解的呢？幸好他研《易》多年，当年为父墓庐时，他就开始写他的易学著作。如今，他更是沉浸在易学的海洋里，将人生遭际、世事变迁，一一用“易”的哲理来分析、研究，得出结论。
一部《易经》，包罗万象，天下大势，无穷物理，常演常新。《易》之至理，《易》之时用，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其指导意义。
方家自方学渐起，数代治《易》，家学渊源，自成一体，至方以智而集大成，成为一代哲学大师。
方孔炤在白鹿山庄隐忍数年，唯一的乐趣是著述《周易时论》，顺治十一年（1654）冬天，他将《周易时论》著成后寄给在南京闭关修行的方以智，第二年秋天即撒手尘寰，年仅六十五岁。
方以智破关奔丧，在父亲墓旁结庐三年，重编《周易时论》，这部父子合著的著作在《易》学界享有极高声誉。同时，他还将自己关于《易》学及象数之学传授给次子方中通。
文王困羑里而演周易，方家数代人隐居小龙山时，都在演周易。这隐，其实也即是困。正是因为时局不利，逼得他们不能以经世之学服务社会，只能“退藏于密”，以文化的方式来传承思想。
方以智在白鹿山庄一直都是短暂停留，三年后，他墓庐期满，再度离开桐城，开始了他以出家人身份行反清复明事业的悲壮晚年。
（四）
在白鹿山庄居住的人中，真正心怀隐痛的应是那些女人们。
方家女人，个个都是赫赫有名者，却也个个都有一部血泪心酸史。
首先是方大镇之妻，方孔炤之母。这位夫人是桐城另一大豪门姚氏之女，她与丈夫方大镇相伴终身，寿享八十有三。在那纳妾成风的社会，身居高官显位的方大镇一生笃守着姚夫人一人，死后还留下遗嘱葬在一起，按说这位姚夫人是很幸福的了。
她的不幸在于丈夫死后。由于时局动荡，她以七十高龄逃难它乡，举家迁往南京。此后她一直处在担惊受怕中：长女方孟式夫妇于济南战役中殉难；儿子方孔炤一直在带兵打战，后又被诬入狱，几乎论死；长孙方以智一家流离失所、四处逃亡；孙女婿孙临战死沙场，孙女及重孙们流落异乡，生死不明；最小的孙子方其义一直承欢膝下，却年仅三十悒郁而亡……这个老人对于白鹿山庄的记忆是复杂的：前半截多么温馨甜蜜：与丈夫厮守在一起，每日湖光山色，虽是桑榆晚景，却是红霞满天；后半截多么黯淡凄凉：山庄残败，人丁四散，国破家亡……她心中的隐痛定会伴着生命的消逝，呈现出无可奈何的悲凉。
接下来有个不幸的女人方维仪，我以为她应与白鹿山庄有着不解的缘分。这个方家才情最高的女子，命运却最不济。十七岁成婚，不足一年，丈夫去世，又一年，遗腹女也夭殇。她这么个年青的未亡人只好返回娘家，依父兄度日。他随他们一道逃难南京，一定也会随他们一道返回白鹿山庄。她也活了八十多岁，写诗作画，课侄教孙。她的才华和不幸都决定了她一定是个敏感的人。对于天下大势和家中亲人所遭受的种种灾祸她一定感同身受。只恨自己是个女流，否则她一定也会和兄弟子侄们一样披肝沥胆，报效家国。虽然作为女流她没有被胁迫强征入朝之忧，但我想以她的个性，一定也是个不食周粟的。我想象她晚年隐居白鹿山庄，一定会布衣荆钗，着明朝服饰，以遗民自命。
再就是潘夫人了。潘夫人名濯，是方以智之妻。潘夫人小丈夫两岁，年方十五嫁与方以智为妻。那时以智少年才气，常年在外游学交友，后来举家迁往南京，虽是夫妻团聚，可方以智在秦淮河浪迹，出入烟花，不知潘夫人内心作何感想。再后来丈夫去北京做官，虽也接了夫人同住，毕竟又娶了一房姬妾周氏，潘夫人想必是贤惠的，都一一受了。可没等他们真正在北京安定下来，国难来了，方以智被农民军抓获后逃亡，根本顾不了家小。此后的日子方以智一直在逃亡中，潘夫人带着孩子一直追踪着丈夫的消息，间或相聚，旋即又分离。直到方以智最后逃回白鹿山庄，潘夫人也在稍早些时回来了。在白鹿山庄的聚首又是多么短暂，方以智终于彻底脱了红尘，奔往南京天界寺出家。从此世内世外，永相隔绝！据钱澄之《方太史夫人潘太君七十初度序》载，潘夫人在方以智出家后也是长斋念佛，也算是与丈夫遥相呼应吧。潘夫人寿享八十二岁，方以智出家时，潘夫人还不到四十岁，此后的漫漫岁月，潘夫人在白鹿山庄，其心戚然，其情凄然。她当然知道丈夫不仅仅是出家那么简单，丈夫所从事的事业是极危险的，三个儿子往来父母之间，肯定会带来父亲的消息，可哪一条消息不让潘夫人更加地牵肠挂肚乃至忧心如焚呢？果然有一天，丈夫和儿子都被捕了，最终丈夫自沉于江，为营救他们父子，家中也是倾家荡产。潘夫人出身华胄世族，嫁得天才丈夫，若非天下大势非常，她本可安享荣华、尊贵至极。可贵的是，这样一个阀阅女子，甘心弃荣华富贵于不顾，无条件地成全着丈夫的大志大节。她心中的凄苦是一种高贵的凄苦，她心中的隐痛是一种神圣的隐痛。
说到潘夫人，我又不能不想到方以智的两个妾，一位是北方人氏姓周，纳于北京；一位是本乡人氏，邂逅于广西。这两个妾我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不知她们最后的结局。设若她们也回到了白鹿山庄，其内心的痛苦应与潘夫人同。
（五）
白鹿山庄后来的主人是方中发。
方中发，字有怀，号鹿湖，方其义之子。方其义死时，方中发年才十二岁，他的母亲先父亲而逝。少年方中发带着妹妹守在祖父身边，后来潘夫人回到白鹿山庄，视中发如子。中发的三个堂兄更多的时候是在外奔走，中发便替他们守在潘夫人身边尽孝。
按说到了方中发这一代，已经是自小在清朝长大的了，明朝灭亡时他才五岁，遗民的思想包袱应该不必再背，可是方中发却终身隐居白鹿山庄，五十年不近城市。
他活了八十二岁，诗酒自娱，在小龙山与一群同气求声的朋友们往还，仿佛无论魏晋，不知有汉。当然这也是假相，真正内心里的抗拒是从长辈身上继承了来的。钱澄之是他父辈朋友，后来却与他成了忘年交，经常来白鹿山庄相会。钱有一首《雪夜寄方有怀》：“雪里闭门早，遥怜白鹿庄。/山昏增岭势，泽冻认湖光。/腊酒深房窨，遗书复壁藏。/把来同过夜，一卷一呼觞。”这“遗书复壁藏”难道不是大有深意？钱是资深遗民，方有怀与他情谊浓厚，他们“把来同过夜，一卷一呼觞”，所读所谈的是什么内容，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所以，方中发不入城市不做官，生生把自己当成了个山野之人。他专心经营着白鹿山庄，使白鹿山庄的气象重新振作起来，他把这里当作自己和朋友们的乌托邦、桃花源。恶政之时，不合作即是一种态度！纵使到了康熙中兴时期，所谓国泰民安的和谐盛世，方中发的内心都不会真正认同。这是一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反叛或者说是疏离，毕竟父祖辈的血不能白流，何况清王朝无论如何粉饰，自始至终对汉族士子都怀着畏惧之心，这畏惧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狱，无非是要诛心，诛汉人士子之心。
然而诛人易，诛心难！方家后代不独方中发，这一辈人都未做官。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莫不如是。这三兄弟在父亲死后，专心于学问，分父亲之学而治之：中德继承了父亲的史学，著有《古事比》等史学著作；中通精研易学象数，著有《数度衍》等科学著作多部；中履喜博雅、工考辨，著有《古今释疑》等。
除了这些学术著作，方氏子弟当然个个都是诗家。我最喜读方中通的《陪诗》，那都是他陪侍父亲方以智身边的记事诗，情感充沛，情景交融，因为方以智身世的非同凡响，《陪诗》的意义也非同凡响，因为方以智的内心血泪交集，《陪诗》的字字句句也是血泪交集。言志、缘情、信史，都在其中。
白鹿山庄今已不存，究竟是什么时候起，方家舍弃了这份产业呢？
方以智的后代从孙辈起，陆续有些人做了官，但都未做大做久，终清之世，他们都好象失去了政治热情，转而去攻学术。其实我有时想，方以智家自方大镇起甚至可以追溯到方学渐，学术思想及政治理想就趋向于开明、开放。方孔炤、方以智、方中通都热衷于学习西方科学理论，在明末清初进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除了宗教之外，还负有传播现代科学的使命，方家三代与这些人都有交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他们在讨论学术的过程中肯定也要讨论宗教、政体等等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的内阁制已经削弱了皇权，接近于君主立宪了，是清朝入关后加强了封建统治，使中国的历史进程被扭转倒退了，从而与整个世界民主政治潮流拉开了距离。我认为方家人政治热情的减退与此有关，方家人的开明头脑决定了他们需要进步，进步的科学、进步的文化、进步的政治。
如今几经变革，世事变迁，社会早已不是当年之社会，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白鹿山庄永远存在呢？
然而，此时不存在不代表彼时不存在，历史与现实，空间与时间，总在我们记忆和情感里相互交错。恍兮惚兮，我出入于白鹿山庄，是来求学问教的士子？是来煮酒论诗的友朋？抑或就是小龙山下的一个牧童、一个村姑，信步走到白鹿山庄来放牛、采桑。
可是不管我以什么身份走近白鹿山庄，都能从那空灵隐逸的气氛中感觉到一丝隐隐约约的痛……白鹿从我的心头闪过，一个又一个方家人从我的心头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