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家，在有明一朝，真的是盛极一时。

需要说明的是：桐城方家有三。此文所说之方家乃是桂林方。桐城还有鲁谼方和会宫方，鲁谼方就是清代出了方东树、方宗诚，近当代出了方守敦、方令孺、方孝岳、方玮德、方管（舒芜）诸名家之方；会宫方也出过一些名人如方治等。梁实秋说“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方氏因之被誉为“中国第二大文化名门”，坊间历来有“话到桐城必数方”之说。然而外间大多数人是将三方混为一谈的，只三方自己却各自传承着各自的家族序列，并不愿混淆。

此文所说的方家父子，也非那大名鼎鼎广为人知的方以智父子，而是与其同时同代，共同一祖脉的明末另一著名方家——方孝标父子。

桐城桂林方家之鼎盛，可算得上与明朝共始终。延至清朝，虽出了方苞、方观承等名宦，然而其炽焰程度似与明朝无法比了。再到清末和民国，似乎又是鲁谼方占了上风，所以郭谦在《影响百年中国的文化世家》一书中所列举的方氏三代六大文化名人，其实就是鲁谼方家。我常常想，桂林方氏的凋落可能与清朝初年，方以智、方孝标等人屡屡罹祸有关，方氏族人或退隐山林，或罢官破家、千里流放，导致元气大伤。若非如此，以方以智、方孝标、方文等人才华，桂林方氏定会更加发扬光大。

闲话休提，还说桂林方氏，其高祖方德益宋元之际自休宁迁桐城，德益生秀实，秀实生谦，谦生圆，五传至方法，方法官至四川都指挥使司断事，在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方孝孺案”中殉难，法生懋，懋育五子：廷献、廷瑞、廷辅、廷实、廷章，分立房头依次为中一房、二房、三房、四房、六房。因这五兄弟中有二人相继蟾宫折桂：三房廷辅讳佑成进士、六房廷章讳瓘举于乡，二兄弟通过科举正途取得功名，成了国家干部，就有那管干部的官员（吏科给事中）王瑞要表彰其事，给方氏家族写了块门匾，写的就是“桂林”二字（蟾宫折桂，桂树成林），可巧的是，方佑后来居然又做了桂林知府，这“桂林方”遂大行其世。

桂林方家自五世祖方法扬名，至七世祖方佑显耀，此后各房头代有才人出，到方以智、方孝标已为第十四世，方以智出自中一房、方孝标出自中六房，后来还有些著名的方氏人物方苞、方观承皆出中六房，方东美则是中三房方佑之后。

这些寻根觅祖之事，仿如一团麻线一样难以理清，看官也未必对此感兴趣，只是笔者却不能不把这一棵大树的枝枝干干粗略画出，以便自己能有一个参照系。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本文传主乃是方孝标父子。

由方孝标上溯，其父方拱乾，祖父方大美。大美万历十四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大美生五子：体乾、承乾、应乾、象乾、拱乾，五子皆有功名，官最大的是拱乾。

方拱乾（1596-1666），字坦庵，一字肃之，晚年自号苏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后来明朝覆亡，清朝起用旧臣，方拱乾又被人举荐，做了宏文院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关于他的一生，七十岁时他写有一篇自寿文，颇是明白：“（苏）老人，冏（太仆寺）卿子。七岁能属文、为诗；长登进士，官翰林，至少詹事。娶相国女，至今犹共哺糜。生两女六男，亦皆掇科名，男女孙百几十人。老人所徼于造物者可谓厚矣。”

从这篇自寿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矜自喜处：出身阀阅名门、少年才高、功名早得、仕途进取、位极人臣，老婆是宰相女儿、相亲相爱、同登高寿，后代子嗣繁盛、学习进步、功名有成。对于造物主给予他的这些高恩厚德、种种好处他是额首称庆，充满感激的。

可是，在他的一生中，还遭遇过大大的挫折，他在自寿文里却没有提及。为什么不提呢？也许作为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历经了国破家亡的时代变迁，两朝为臣，终究是“三十功名尘与土”，将那白云苍狗的世事都看得透了，欲说还休，不说也罢。也许他所经历的事实在是暗藏着极大的蹊跷，无法说清也不能说清，只好忘它在九霄云外，想都不再去想，何况是写下来！

他所遭遇的大挫折，或者可说是大冤案、大奇案、大疑案，即是清初历史上著名的“丁酉科场案”。

“丁酉科场案”起因非常简单，顺治14年（1657）乡试，先是顺天乡试被人揭发有舞弊现象，此案处理后又有人参江南乡试：“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玄成、亨咸、膏茂之弟，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尽管方拱乾拿出有力证据，证明自己与方猷并非同宗：“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但最后结果还是“举人方章钺等八人，各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而且此案最后竟演变成“是狱蔓延，几及全国”、“是满清一代的大狱，株连之广，死事之惨，为后世所难想像”的大案。

此案蹊跷处，一是由北转南，从顺天乡试转到江南乡试；二是皇帝亲自过问，定案；三是所参原因本不成立：二方并不同宗，但却照样立案。而且最后瓜蔓抄，诛连了一大批人士。

史学家认为此案其实是南派、北派之争，沿袭了明朝南、北派的矛盾，此一案是北派借助八旗势力成功打击报复了南派。那么八旗为何要打击南派呢？原因是南派士子中反清情结严重。说到南派士子的反清情结，实不是这篇文章能够概括。内中种种事由怕是要写一部中篇也不够，因此我这个桐城历史人物系列写到方孝标父子时，几次动笔，几次停顿，一是资料太多，头绪太多，二是资料太虚，能够得出板上钉钉结论的资料太少。

可我又舍不下这家父子，几写几顿，今天捉笔写到此处，仍觉写不下去。只好废了此文，仅罗列几条孝标父子事迹，以期发微探幽，彰显其不凡于一二。

一、丁酉科场案与董小宛入宫之谜中的方家父子

丁酉科场案与董小宛入宫乃清初两大疑案，此二案相互纠缠，而孝标父子深陷此二案中，导致父子兄弟一门罹祸，罢官破家，发配黑龙江蛮荒之地。

方拱乾，明崇祯、清顺治二朝詹事府詹事，詹事府是管理皇家东宫事务的，他因而清楚这两朝皇家太子机密，这机密包括南明弘光朝的“假太子案”和清顺治朝的董鄂妃究属何人。历史上顺治宠妃董鄂妃是否是秦淮名妓、冒辟疆宠妾董小宛，一直没有定论，台湾史学家高阳是主张二董为同一人的，为此他有很长的考证文字，而在他的考证里，方拱乾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方拱乾与冒辟疆之父冒起宗是好朋友，乡试、会试两榜同年，两家好得像一家一样，好到两家为儿子取名都相约用文头武脚：冒家兄弟曰襄、曰褒，方家兄弟曰玄成、亨咸、育盛、膏茂、章铖、奕箴，看看是不是都用的“亠”头“弋”脚。为此还有个公案，说的是当年孝标父子在朝时极得顺治宠信，当顺治皇帝听了他们名字的来历后，开玩笑说了句“於戏哀哉也是文头武脚呵”，待到方家父子罹祸时，人们想起这话，直觉得像是谶语。

回过头来还说方冒两家关系，可谓是通家之好，两家父辈是八拜之交，儿子辈也是亲如兄弟，方孝标和冒辟疆的关系维系终生，这有二人大量的诗文可作证明（世人皆知冒辟疆和方以智是明季四公子之二，却不知方孝标与冒辟疆的关系比方以智还铁）。最重要的一点是，明亡后的一段逃难时期，也即冒辟疆九死一生、董小宛侍候汤药时期，两家甚至是在一起度过的。方孝标父子对于冒董二人的风花雪月乃至生死纠缠当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那么对于董小宛是否入宫，没有比孝标父子更知情的人了。可因为小宛入宫乃是皇家机密，外界一传再传，冒家只能对外说是小宛死了。小宛之死疑点极多，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小宛死后，冒辟疆写出了字字血、声声泪的怀念长文《影梅庵忆语》，分赠友人，而友人们写的悼念诗文每写到小宛之死却语言极其隐晦。高阳还特别指出方孝标父子兄弟未就此事留下一诗半文，这是极不正常的。配合民间关于小宛被掠入宫中的说法，不能不让人浮想连翩。我在读到方孝标给冒辟疆之母的祝寿文《冒母马太夫人八十寿序》和给冒辟疆的贺寿诗《赠冒辟疆六十双寿》时，也读到了一些隐晦的句子，让人不得不相信冒辟疆身上是负了很大屈辱的，如“冒子固是先朝哲，先朝之事吾能说。十年蠖伏知雄雌，唾面宁甘竖子嗤。人言君志与时违，我识君心在千古”（《赠冒辟疆六十双寿》）“辟疆或忍之至不能忍，太恭人必训之曰或劝之求胜，太恭人曰：‘是知胜之为胜，而不知不胜为胜也。胜之胜，人见之；不胜之胜，天见之。’”（《冒母马太夫人八十寿序》）等等，辟疆为何事“忍之至不能忍”，又为什么“唾面宁甘竖子嗤”，难道没有令人疑惑处么？

据高阳考证，董小宛不仅入宫，冒辟疆还曾北上进京谋见董面，其中的穿线人就是方孝标，因为那时方孝标是顺治和孝庄面前的红人，是能够通过太后和董鄂妃说上话的人。而对于董小宛被清兵掳入宫中，后来竟当了宠妃之事，高阳更大胆地认为“此中还包含着遗民志士极大的一个计划在内，西施沼吴差足比拟”（高阳《清朝的皇帝•世宗顺治》）。也就是说在遗民志士的种种复国计划中，董小宛被赋予了西施灭吴般的使命。

董小宛是否为董鄂妃史上一直争论不休，是派非派各各举证，然而清宫档案在乾隆朝有过一次大删节，许多不利于“皇家声誉”的事实都被毁去，以至形成野史正史各执一词，比如皇太后孝庄是否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再如顺治宠妃董鄂是否冒辟疆宠妾董小宛，这两桩公案在野史中有大量演绎，而正史却板着一副面孔坚决予以否认。

我是不敢完全相信官方正史的，原因是太史书、董狐笔越来越少了，毕竟秉笔直书是有极大风险的，有时甚至是杀头的代价。我也是不敢轻视民间野史的，原因是太史公当年写史记时也曾经遍访民间，求诸野老之口，而明末清初那些野史作者也大都是以太史公为己任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写作品不敢署名，也不能公诸于世，可谓无名又无利，若非本着一颗史官公心（当然这史官是自封的），又何必做这吃力不讨好的事？

鉴于以上认识，对于董小宛入宫案我是信高阳之说的，有高阳之说做基础，才能解释方家父子罹祸原因。前面说了，“丁酉科场案”本是个简单的案子，即使涉及科场舞弊，也不过是处分个把考官、罢去几名举人之事，何以演变成正副主考及十六旁考遭斩弃市，方章铖等八人受杖刑、夺去举子功名、“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的千古奇狱？而在这场最终由皇帝亲审的案子里，董鄂妃又为何多方施以援手？董鄂妃若非董小宛，而如正史所载是旗人鄂硕之女的话，她又何必冒着后妃干政的罪名来救与她毫不相干的汉族士子呢？而董鄂妃若是董小宛，则她的冒死相救就是理所当然了，要知道，冒辟疆父子本就是南派名士啊！这些受难者都是他同气连声的江湖兄弟啊！再者说了，董小宛尚为秦淮名妓时，不就是南派的粉丝吗？

然而，即使有董小宛相救，定案仍如此惨烈，足可见此案绝不仅仅是科场案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反清复明的政治危机。且看那几年清廷政局：“顺治十一年以后，既以方孝孺等江南世家子弟，作为文华侍从，出入必偕；复又得小宛为妃，彻底汉化，而实为彻底江南化。饮食服御、园林车马，无不极端讲究；声色狗马，四字俱全，复又佞佛，以致糜费无度。”高阳在《清朝的皇帝•顺治》中是这样描述的，其中“出入必偕”的“文华侍从”中就有方孝标。

方孝标（1617—1696），初名玄成，后避圣祖（玄烨）讳，改名元成，号楼冈，又号钝斋。方拱乾长子，顺治三年（1646）举于乡，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任内弘文院侍读学士。两充会试同考官。

顺治十一年，方家父子在宫中鸿运当头，方拱乾补内翰林院侍讲学士，不久升任詹士府少詹士，参与《顺治大训》、《内政揖要》编撰。方孝标升弘文院侍讲学士，充经筵日讲，侍帷幄备顾问。顺治皇帝与方孝标关系亲密到什么程度：“世祖尝呼楼冈而不名”，不似君臣而像密友了。顺治皇帝还说过“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估计若不是丁酉科场案发，方孝标很有可能当上吏部尚书，那可是掌管朝廷命官的组织部长啊！

丁酉年为顺治十四年，短短四年时间，孝标父子从侍讲学士到朝廷罪人、从皇帝内室到北部边关，真是天上地下，换了人间。

再看董小宛经历：董小宛顺治八年被多尔衮掳入王府，后被顺治看上，顺治十三年八月封贤妃、十二月封贵妃，十四年十月生一子，生四月而殇。十五年废皇后，立董妃为后。十七年八月皇后死，十八年正月顺治薨。就如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董小宛是否董鄂妃一样，顺治是否死于十八年也是个谜，有一种说法是逊位出家，当了和尚。不管他是否逊位，他宠爱董妃，董死后要死要活要出家是事实。

若将以上种种迷团都按野史来解，则可得出结论：清兵入关后，南明小朝廷还在苦苦支撑，明遗臣们各怀心思，企图复国，其中有一部分人入清为官，却负有间谍使命，他们与在外的反清复明武装力量互通有无，像钱兼益就与陈子龙等人有暗中联络。但他们的“阴谋”也常常败露，招致打击报复，钱兼益就是个例子。顺治二年南京城破时，钱氏率明朝旧臣归顺清朝，引来多少人的讥讽谩骂，以为降节求荣之辈。当年这一队人马在清兵押送下前往京城时，柳如是身穿朱红衣裙前来送行，人都以为柳氏此举是讽刺这些降节者，然而不到两年，钱氏便陷入黄毓祺起义案，被逮入狱，柳如是变卖家产进京营救，九死一生，将钱兼益从刀头救下。这时再回想穿红衣之举，难道不能说是为钱氏等人壮行？想当初清兵攻城时，柳如是本是要与钱兼益一齐投水死节的，这样一个敢爱敢恨、敢作敢当的烈性女子，如果不是钱兼益另有图谋，她又怎么会来为其送行？联系后来钱兼益与抗清人士联络的事实，难道我们不能这样假设：钱氏等人是负有复国使命而假意降清！只是民间抗清力量并未能挽回朱明江山，待到外间武装力量渐渐被剿灭，这些人又力图保护汉统，不使几千年中华文明被异族所灭。如此他们便影响皇帝，力图使满清汉化。董小宛入宫后，也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她施展手段，深得宠信，待产下皇子，顺治本要立为太子的，可惜四个月就死了，若此皇子长成，真的做了皇帝，那清朝的江山岂不血统不纯，岂不又回归汉族了？如此说来，那皇子究竟是病死，还是被人害死也就值得存疑了。皇子死后，皇后被废，接着小宛病死，顺治出家。只能说是满清贵族不能眼睁睁看着刚刚到手的江山还归汉人，所以害死了皇子，逼死了小宛，顺治心灰意懒，出家为僧。

如此，丁酉科场案也不过是个导火索，为了清除这些汉臣间谍的一个借口而已。所以，虽然方章铖与方犹同宗之事子虚乌有，方家仍遭大祸。方犹也仍然要斩首。而且一大批官员牵连其中，斩的斩，流的流，这是反清人士的一次大清洗。否则何以解释顺治皇帝与孝标父子那么亲密的关系，竟为这一点小事而获此大罪，何况就这一点小事也是明摆着的诬陷。这也就能说明为什么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方家财产入官，方拱乾夫妻、方孝标兄弟全部流放宁古塔，多少人为他们鸣不平，可他们却“口不言冤，怡然就道”。本来就是反清复国的大事啊，大理想、大胸襟，受此罪此罚，理所当然。当然也是可以慨当以慷，怡然就道的。

话说丁酉科场案定罪后，董小宛仍在宫中，仍对顺治起着作用。丁酉科场案十四年案发，十五年定罪，十六年杀的杀、流的流，包括方家在内的一大批南士遭荼毒。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是北派人士刘正宗，十七年，皇帝又找了个理由，将刘正宗治罪。

我常常想，顺治皇帝登基时年方六岁，是靠着母亲和多尔衮的势力做的皇帝，他入宫后，清兵在中原各地烧杀淫掳，剃发异服，而汉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一个小小孩子，心灵真能承受得住这些血腥？还有满清贵族间的争权夺利。十四岁亲政，他身边有那么多的汉大臣，会灌输给他什么？还有那么多出家人，教他佞佛，教他怜天下苍生，所以在金庸的小说里，他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一再告诫儿子康熙要爱民，要轻徭减税。脱下皇帝的外衣，顺治其实是个多情的人，他在位十七年，离位时才二十四岁，基本上是个孩子。身为外族入侵者，面对汉人的不屈反抗，面对无休无止的宫廷黑幕，他的内心一定是痛苦的。孝标离京之日，他还念念不忘，对身边人唠叨：“某今日行矣，良苦。”过了一会又说：“法者天下之平，奈何！”孝标在东北时，还听人说顺治皇帝在宫中每每拿着他的旧讲章，说他有才，说他“博学而小心”。刘正宗治罪后，方孝标父子有了转机，顺治十八年释归。“及蒙恩诏还，方幸得再觐天颜，而鼎湖遽升，已不可得见。”方孝标如此感慨，是因为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逊位，对外当然说是驾崩了，康熙继位，当然也是个小皇帝，实际权力掌握在顾命大臣手中。

至此，孝标父子兄弟返回南方，再未出仕。如果顺治仍在帝位，孝标父子会不会再复官？我常常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与对顺治的怀念之情不同，方孝标对康熙没有一句赞美之词。读他的文集和诗集，充满着对康熙初年政局的批判，他的诗文，哀民生之多艰，揭露和批判意识极强。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他虽然曾经在清朝为官，其实骨子里是有反清志向的。

二、方孝标与南山集案

除了“丁酉科场案”，方孝标还与清朝另一大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有染。在“南山集案”中被砍了头的戴名世，罪名之一就是在《与余生书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记闻》中观点，认为在清朝定鼎之后的若干年里，南明的弘光、永历等王朝应承认其存在的事实，所以他在写《滇黔记闻》时，就写了很多永历朝中之事。

南山集案的起因似乎也很简单，康熙五十年，御史赵申乔弹劾戴名世，说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又说他在《南山集》中“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赵的弹劾奏章原本极其简单，并未提到方孝标的名字。谁知立案之后，此事牵瓜扯藤连累了一大批人。其中最惨的是方孝标家族，虽然方孝标已于康熙三十五年死去。因为戴名世供称他集中所谓南明史事、永历年号，都是引自方孝标的《滇黔记闻》。谁知康熙一听方孝标的名字，立刻联想到当年吴三桂反叛之事，说“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又谕“方登峄之父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留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吴三桂反叛已过去三十多年，朝中大臣许多人并未参与其事，对当时情事所知了了，而康熙皇帝却对当年之事耿耿于怀，那是他少年即位后遇到的一大政治危机，从十二年到十九年，整整打了八年，才将江山稳固下来。所以，康熙对当年那些参与叛乱的人可谓是恨之入骨。有了康熙这样的指示，方氏族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方孝标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孙子都被捉拿到案。经过二年多的调查取证，此案最后由刑部会审定罪：戴名世凌迟、方孝标剉骨，方、戴二家族人男丁十六岁以上斩首，十六岁以下男丁及女眷给功臣家为奴，所有给《南山集》作序及刊刻等有关人员，一律处斩。会审结果上报康熙，也许是经过了二年多时间，康熙已经冷静下来了，最后的恩旨倒也宽免得很：“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

一场惊动朝野的大案，最初牵连二百余人，最后仅斩了主犯戴名世一人，除此而外，就数方家最惨了，方孝标剉骨扬灰，其子、孙、曾孙乃至族人共株连七十七人，或流犯宁古塔，可隶旗籍。而且康熙死后，雍正即位，大赦天下，将《南山集》案中充入旗籍人员全部赦免还籍，唯独方家涉案人员不得赦免。

南山集案无疑是一起文字狱，因言获罪，这样来定义戴名世是可以的，但方孝标又不是那么简单。他除了文字中的干禁，实在还有着反抗朝廷的实际举措。就康熙的说法：吴三桂反叛他参与其中，朱三太子案也有其名。

而在后来的一些文字中，人们总是要这样来辩解。说是参与吴三桂反叛的方家乃是歙县方光琛及其三子，方光琛为吴三桂伪宰相，其子方学诗、学礼等也在吴三桂朝中为官，三桂后败后，方光琛、方学礼都被正法，而方学诗却不知逃往何处。康熙皇帝错把方孝标当成方学诗了，因为戴名世《与余生书》中写的是“吾乡方学士所作《滇黔记闻》”，北方“诗”“士”同音，清书又同为一字，所以有此误解。此说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方登峄的供词中明确供述：“我出生后，父亲方孝标将我继与族叔方章戟为子。我生父方孝标系顺治六年进士，曾任翰林。十四年我叔方章钺中举后，与考试官方犹认了族亲，被监察御史金景杰参劾革职，我父一并流放宁古塔。康熙元年，为赎罪修建城楼，而后归籍。十一年二月赴黔后未归，任吴三桂伪翰林承值官。十七年于宝庆军前归附。”有人认为方登峄过继给叔父为子，对生父方孝标的行踪不甚了解，糊乱供述的。例如供词中说到当年的丁酉科场案就与事实不符，方拱乾明明辩称“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齿录可据。”方登峄却说方章钺与方犹认了族亲。其实细细想来，方登峄也有情非得已处，那个案子本来就是糊涂案，虽经辩解，最后还是定案获罪了，你不这样说，还想推翻朝廷的定论么？何况他说“认了族亲”，而不是“真的族亲”，也是留有破绽的。要知道方登峄并非边地小民，他时任工部主事，当然知道吴三桂逆案的罪责轻重，怎么会信口乱说呢？何况他是孝标亲子，虽然过继到叔父家生活，可对于生父长达六七年的行踪又怎么会不知道呢？要说他供词中有何错误，只是记错了时间，方孝标不是十一年赴黔，而是十二年。

再者说，南山集案审理二年，并非仓促定案，方家有那么多朋友，难道他们不会想方设法营救，会让方学诗与方学士的错误都弄不清楚？何况康熙并不是个昏君，历史上像康熙那样清醒和励精图治的君主并不多见，说他那样草率糊涂岂不是对他的侮辱。他不但没有把方孝标与方学诗弄错，而且明确指出“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氏族人若留本处则为乱阶也”。我想康熙可能想起了方以智，除了方以智，方氏族人中还有一个叫方授的，也是以智、孝标的同辈兄弟，他就在顺治初年参与黄宗羲等人的密谋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辗转各地参与武装抗清，直至被捕破家。康熙还说到“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这可地地到到是说的方孝标了。因为朱三太子案是清初又一糊涂案，案中关键人物是孝标之父方拱乾。说的是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三个太子也各各遇害。但传说三太子逃了出来，后来在南京弘光朝就有过一次朱三太子之争，当时无人能识太子真假，只有方拱乾见过太子，可方拱乾不说真假，让此案不得定论。按方孝标后来的文章论述，当年弘光朝的太子定是假的，因为真的太子确实被杀了。但方拱乾明知是假，却不指认，按高阳的说法，他是为了当时的大局考虑，也希望给大家留下一个朱明王朝还有遗脉的希望。后来吴三桂反叛时，也打出了朱三太子的旗号，那么谁来证明太子的真假呢？方拱乾死了，当然方孝标可以指认。可见康熙说的方孝标与朱三太子一案有染，绝非空穴来风。

那么为什么许多学者都相信方孝标没有参与吴三桂反叛呢？因为南山集案后，方孝标的所有文字被搜缴销毁。清朝文网森严，明末清初桐城人的著作大多属于禁毁之列，但没有一个人的书像方孝标的禁得那么彻底。戴名世、方以智、钱澄之的著作都还有小范围的流传，唯独方孝标的诗集、文集皆绝迹不见，终清之世，方孝标的诗文不见影踪。这也可见方孝标在当朝是个多么敏感的人。而表面上因为他曾在顺治朝为官，被人看作是顺民，而忽略了他的遗民本质。

历史终不忍精魂埋没，直到民国初年年，湖北周退舟先生偶于书肆中觅得《钝斋诗选》，其后抄录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及安庆图书馆，1996年黄山书社出版了该书，仅印2000册。而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钝斋文集》才被发现藏于某中学校内，2007年黄山书社复出版此书，印数也仅2000册。如今，方孝标诗、文集都与世人见面了，他的人格和生平事迹亦应有所结论。比如南山集案中所提《滇黔记闻》明明白白记述了他的云贵之行，而他诗集中《上祝平西王一百韵》，又说明了他去云南实是应吴三桂之邀前去祝寿，而吴三桂六十大寿时遍招天下名士，他的图谋不轨之心就是那时让康熙皇帝看出来的。而且在去云南之前，方孝标还曾去福建，有《上靖南王四十八韵》、《赠靖南王世子四十韵》、《投赠刘开府五十韵》为证。在《滇黔记闻》中，他一路由江苏、安徽、湖南、湖北、贵州至云南，一路与地方官员会晤盘桓，他第一次去云南是康熙九年，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叛，云、贵、湘、赣群起呼应。联系康熙所说“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的话，难道不值得费思量吗？

自康熙十二年去滇后直至十七年，方孝标的行踪是个迷。诗、文中都找不到痕迹，这是一个非正常现象，作为文人诗家，他在每个时期都留下了作品，唯独那几年是空白，若他那几年真的在吴三桂朝中作官，一则忙于战事没空写作，更多的可能是在他编定文集时，有意将那些有干大逆的诗文删去。他在诗集自序中就说：“删者七八，存者二三。”而且他的诗集按诗体而不按年月编排，也让人无法界定写作年月，他或许是有意识这样编排的吧。然而即使是“删者七八”，那存下来的“二三”之中，仍能看出他的怀念、不合作和对现实的批判。要知道他身处的时代是康熙初年，战祸年年，民不聊生，他没有理由爱这样一个异族政权。我们不能仅仅从“我朝大军”这样的表述性文字来断定他就是臣服者，那不过是表面的、也是必须的掩饰。

三、方孝标与方以智

方以智被许多人研究着，他的生平交往都是人们研究的对象，人们力图从他的人际交往中还原历史真相。然而作为宗族兄弟的方孝标却一直未在他的交际圈中出现，可以说，在桐城人物研究中，方孝标父子兄弟是被忽略了的，只在戴名世南山集案中看到过他的名字，而且也就一带而过。我是为写《父子宰相》去看高阳的《清朝的皇帝》的，可待到我看到方孝标父子与冒辟疆父子的交情，以及在明末清初那段历史时期方拱乾与方孝标在朝中的地位时，不禁大吃一惊！桐城人是喜欢宣扬乡贤事迹的，何以对这样一门高官视而不见？而且方以智与冒辟疆交情世人皆知，何以方孝标竟似与方以智毫无瓜葛？难道这兄弟之间失和？难道真的因为政见不同？那就太可惜了！我对明末清初那腥风血雨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有所偏爱，而我家乡先贤们在那特定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和人格格外令我感动，方氏家族又是我喜欢中的喜欢，偏爱中的偏爱。我真的不希望在这样的家族中有什么不团结不和谐的局面出现。待到我在方孝标文集中看到他们交往的证据时，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方孝标文才之高，不在方以智、冒辟疆之下，何以当年秦淮河畔的公子哥们游戏中没有孝标的影子？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疑惑。后来想想，崇祯六年，桐城民变，世家大族纷纷移家，逃出桐城，方以智、孙临、方文、钱澄之并方孝标家都迁往南京居住，然而方孝标比方以智小了六七岁，当时年方十七八，而且方孝标是和父亲住在一起的，可能家教比较严，方孝标兄弟并无狎妓方面的浪迹，也就没有那些花边新闻来增加知名度。再有一点就是方孝标在清初一再被祸，他的文集被毁迹最重，周退舟先生在发现《钝斋诗选》后这样感叹：“昔戴褐夫之被祸也，《南山》一集虽经禁毁，不绝流传独方氏文集一经毁弃，只字无存。”所以人们无法找到他的行踪，以至于将这样一个赫赫人物忘却在历史的背面。如今方氏诗文皆面世，虽然在那文网森严的康熙年间，他编定诗选和文集时已是慎之又慎，但我们毕竟可以从中发微显幽，找出些痕迹来。比如他与方以智的关系。

《钝斋诗选》有方以智序言一篇，开篇即是“与吾弟楼冈别二十四年而遇于芝城，又遇于乌石，得尽读其钝斋诗。”考方以智行踪，康熙六年闰四月至孟冬月，方以智往福建一带，其年方孝标也往福建，不仅方孝标，还有桐城人钱澄之、江皋、姚文燮都在福建。钱澄之《田间诗集》和方孝标《钝斋诗选》里都有记游诗作，清楚的写出了行踪。他们齐聚到福建干嘛？方以智的理由是为永觉和尚扫塔，在福建各地都有人请他去游玩讲学。方孝标来福建拜谒了靖南王耿精忠父子和福建高官，有诗《上靖南王四十八韵》、《赠靖南王世子四十韵》、《投赠刘开府五十韵》为证，《钝斋诗选》分类按体不按年，集中诗作皆不标年份，独独这三首诗特为标名丁未年作，也即是康熙六年作。除此三首诗外，还有一首《上祝平西王一百韵》标名庚戌年作（康熙九年）。姚文燮当时在福建作官，钱澄之和江皋为何也去了福建就不得而知了。从相互间的诗酬唱和中可以看出，他们分分合合，一直在福建各地盘桓，与当地友人相会，还同游了武夷山。方以智为方孝标写了诗集序言，方孝标为方以智写了《愚上人三游诗引》。二兄弟相别二十四年，从康熙六年倒推，应是崇祯十六年前后，那时方拱乾授东宫讲官，方孝标可能随父进京了，方以智崇祯十三年考中进士，其父方孔炤也在北京做官，两家居住京城，可能走动得勤。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进京城，国破家亡，接下来就是逃难，然后方孝标父子做官、发配，方以智则到处逃亡，直至出家。

二方自清朝定鼎后，表面上看好像走的是背道而驰的两条路：方孔炤隐居家乡桐城，方拱乾投顺新朝入宫；方以智浪迹天涯，保持遗民志节，方孝标考取功名，取得新君信任。是什么让他们又在福建相会，而且情深款款，方以智在《钝斋集序》中称“吾弟楼冈”，方孝标在《愚上人三游诗引》中称“愚者师”。盖方以智那时早已隐姓埋名，方孝标称他愚上人、愚者师，钱澄之称他无可师。

福建相会后，方孝标并未回家，第二年仍在福建，康熙八年他返回南京，安顿好老母家人，康熙九年往云南赴吴三桂之邀，十年返回南京。同年，粤难作，方以智在江西被捕。

何为粤难？至今无有确切考证。如果说是因为六年那次福建之行，招致祸事倒有端倪。假设方以智此行是联络抗清力量，则方孝标实际是去活动靖南王父子的，他在《上靖南王四十八韵》中写道“功自今王著，恩从前代垂。”《赠靖南王世子四十韵》中有“石渠经反复，羽列赋铿锵。云路今何迥，龙髯泣未央。”《投赠刘开府五十韵》中有“元宰承诒翼，先公迈等伦。前朝持节钺，信史载经纶。吾谋适不用，此义竟谁论。运改风云会，功依日月明。”这些诗句都不是分明在提醒他们前朝的恩泽吗？接下来他去云南为吴三桂祝寿，《上祝平西王一百韵》里，就更明显了。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十二年方孝标第二次去云南时，姚文燮也转道云南做官了，吴三桂反叛后，姚文燮也身陷其中，后于康熙十七年投诚于安亲王，其后回桐隐居。姚文燮与方孝标是姑表兄弟。桐城人的史料，对于方孝标罹祸南山集案，多持无辜牵连说，除了前面所说的康熙误把他当成方学诗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云南与吴三桂无涉，他只是有亲戚在云南做官，去走亲戚兼浏览滇黔山水，不幸遇上吴三桂反叛，他被扣留在吴军内，但他装疯卖傻，让看守放松警惕，乘机逃了出来，化身和尚，名叫方空，逃到清兵裕亲王军前投诚。而我们对照方孝标的著作，他第一次入滇完全是因吴三桂邀请去为其祝寿的，第二次也许打的旗号是去访亲戚，那段时间姚文燮正在云贵做官，他当是去投姚文燮的。然而连姚文燮自己都陷入了吴三桂的反叛之事，又怎么能将方孝标完全摘出呢？他和姚文燮都是康熙十七年投诚的，实在是清兵节节取胜，他们不得不放弃抵抗，转而投诚。何况吴三桂反叛先是打着朱三太子旗号，恢复明祚，到了康熙十七年却自立国号，自封皇帝，这已与方姚等人的初衷相悖了，他们自然也就不愿再替吴卖命。若说最后的逃离，方孝标装疯卖傻，化身和尚，都是未尝不可的，但若说他压根没有参与吴三桂反叛之事，则是无以服众的。

吴三桂反叛，耿靖忠和尚可喜也积极响应，一时间，半个中国都动荡了。这些动荡地区恰是方孝标第一次入滇时路过之地，他一路行来，一路会见地方官员仕绅，如果说他是在做联络工作，难道不可信吗？康熙说吴三桂反叛实是方孝标怂恿的，难道是凭空臆造的吗？而方以智若有宏图大业，要劝说三藩和联络地方大吏，没有比方孝标更合适的人选了，方孝标父亲是前朝高官，与那些前朝官吏们有着交情，方孝标自己又曾是顺治皇帝面前的红人，当年与各地方大吏的关系可想而知。

方以智在被押解去岭南途中自沉于惶恐滩，使粤难成为无头案，保护了一大批人。而抗清复国大计并未因之而中断，方孝标仍然于康熙十二年赴滇，怂恿吴三桂举起义旗，只是这场战争仍以失败告终，明朝气数已绝，方孝标至此彻底死心，回归故里，隐居南京，没有再做官，也没有再作诗，也许诗是作了的，只是不能留下来，写了烧烧了写吧。

还要提到的是，方孝标之弟方亨咸也是个大才子，他比孝标小三岁，却比他早一科考取进士，他也受丁酉科场案牵连，发配宁古塔，释归后，基本上也和方孝标一样，长年在外奔走，有进兄弟同行，有时各跑一路。方亨咸诗画皆绝，多幅作品现存故宫。他有没有参与抗清活动不可考，但方以智死后，“青原建衣钵塔，邵村叔为题留青二字。”（方中通《陪诗》）方中通口中的邵村叔即方亨咸。“留青”乃“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在方以智被祸之时，一般人唯恐避之不及，方亨咸却为其题塔名“留青”，其遗民志节也可见一斑。

方孝标父子兄弟，一门大才，身处乱世，遭际可感可叹。最可叹的是他父子兄弟一再遭祸，却无人识其究竟，仍以折节降清来认识他们。现方孝标诗文问世，该有人来为他们探求点真相，虽不能还原历史，也给他们一个正名的机会。读方孝标文集，我常常觉着恍惚，以为是读戴名世的作品。其实这恍惚不是没有道理，《南山集》中惹祸的作品有不少都是取材于《方孝标文集》，有些几乎就是通篇抄录，如戴氏《薛大观传》实仿方氏《记薛大观事》，戴氏的《杨刘二王合传》实与方氏《记四人事》同，戴氏的《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也取材于方氏《论事诗与某友作》，戴氏的治史思想也与方氏一脉相承。《南山集》案发，方氏一门被祸最惨似不为过。

当年方氏后人百般辩解，使孝标与反清之事无涉，以其为遭冤。为保全身家计，似无不可。如今时代变迁，清朝也一去不复返，该还历史一个公道了。然而历史被阉割、被强奸，又何以能还原真相？清初许多大案都是迷雾团团，方孝标父子身处这迷雾之中，又何以能廓清面目。正如方孝标在为方以智所作的《愚上人三游诗引》中说“愚者师昔以诗名盖天下。自入法门，空诸所有，且不欲姓名令人知，岂复以诗传哉？余闻佛氏成毁之说，天地山川，历劫数，当终归于乌有；人之精灵，则耿耿不磨。然则，此三名山，再经一盘古，后必将灰飞腐烂，不可复见。而愚者之精灵在，则此诗在。”我们也要说：有《孝标文集》在，有《钝斋诗选》在，则孝标精灵在，孝标精灵在，则方氏父子兄弟精灵俱在。大明朝早已终结，大清朝也化为乌有，唯有人的尊严和气节，不朽不灭，代代相传。

迷团能遮人眼，却不能遮人心。我读孝标诗文，能感觉到一个汉族士人的愁肠百结和苦胆忠心。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世有英雄，却蒙垢于烟尘灰烬中。我为孝标搵一把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