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是继方苞之后桐城派的中坚人物。他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着重阐述了方苞未具体说明的“法”，并在其《论文偶记》中提出了“神气”说：“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所以“神气”最终还是要落在推敲字句上。他重视散文的艺术表现，深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如此强调以语言艺术来体现文章的“神气”，这是刘大槐的独创。

刘大櫆的散文长于气势，富有文采，内容多抒发怀才不遇的忧愤不平之情，也有不少针砭时弊之作。他的寓言式散文《骡说》，赞美骡子而轻贱马匹，因为骡子“行止出于其心”“以威使之然而愈不然”，具有“坚不可拔”之性，马则往往屈服于威势。而世俗却认为骡子“刚愎自用”而轻贱它。作者托骡马言志，反映了人世的种种不公平现象，也含有自身的身世之感。此文言简意赅，不足二百字，却曲尽其妙。另一篇《恐吠一首别张渭南》，是失意之中的愤世之作。文章骂有眼不识高才之辈为蚍蜉、为犬，痛快淋漓，饱含着强烈的悲愤之气。文章寄寓了作者自身怀才不遇的愤懑，反映出当时社会是非不分、埋没人才的黑暗现实。

刘大櫆的弟子姚鼐，是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者。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讲究“义法”，提倡“义理”，要求语言雅洁，反对俚俗。姚鼐针对当时过分强调义理和考据而忽视文辞的弊病，结合方苞重“义”刘大櫆重“法”的特点，提出“义理(内容合理)、考据(材料确切)、辞章(语言精美)”三者合一的主张。更为难得的是，他从古文创作的客观要求出发，在其《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了古文“八字诀”：“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他认为各种创作要素相互融合、各尽所能，古文才能称之为文，才具有艺术美。

在此基础上，他又从美学的角度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他主张阳刚阴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姚鼐《海愚诗钞序》)，强调“阳刚”与“阴柔”并重。姚鼐的文学理论，有相当完整的体系性和周密的理论性，在继承与发展戴名世、方苞、刘大槐的桐城派文论的同时，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创作的经验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总结，其论文比方苞更精密，可以说桐城文派至姚鼐而始定。

姚鼐最著名的散文是游记散文《登泰山记》。这篇游记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末姚鼐辞官归里，路过泰安时所写的，充分体现了他对散文创作“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要求。文章记泰山地理形势、登山路径，考据处处可见，如“古长城”“石刻”“天门”等都是考据的内容。有了“考据”为依据，文章论点便鲜明可信。“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短短数句便将泰山的地理位置及汶水、济水的走向与南北分界简明地呈现出来。

在写景上，这篇散文也极富特色。写日暮登山所见以及日出的景观，真实生动，色彩鲜明，非常传神。如：“道皆砌石为碴，其级七千有余“，“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写泰山雪景、夕阳、云雾，虽然仅有只言片语，却将景色描摹得如诗如画，令人读之而心旷神怡，遐想不已，真可谓神、理、气、昧、格、律、声、色具备。文章情感的表露不甚明显，但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细心揣摩体会作者当时的心境，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无限感慨。

姚鼐的另一篇散文《李斯论》是一篇翻案文章、主旨在于论述为臣之道。文章开篇就针对“苏子瞻谓李斯以荀卿之学乱天下”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秦之乱天下之法，无待于李斯，斯亦未尝以其学事秦。”作者认为，李斯事秦从未实行荀卿之学、其主要问题在于“趋时”，即投“侈君”之所好而求得恩宠、以维持自己的权势地位。作者从论李斯出发，进而论述为臣之道，强调为臣者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而阿附甚至助长国君的无道。由此得出最后的结论：“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变化从世好者，其为人尤可畏哉！”这篇散文旨在论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但其所论述的不可“趋时”“中侈君而张吾之宠*的道理，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文章主旨鲜明，立论新颖，有理有据，论证严密，逐层深人，是一篇“有物”、“有序”、意蕴深厚、发人深省的力作。

自姚之后，桐城派又出现了很多文章大家，诸如姚门的杰出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刘开，桐城派旁支“阳湖派”的恽敬、张惠言、李兆洛、桐城派”中兴大将”曾国藩及其“四大弟子*(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以及末期的严复、林纡、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