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以文名世。说起桐城，人们想到的总是文人雅士、硕学通儒，或者因“学而优则仕”而立朝治国的能臣显宦。很少有人能把桐城人与侠肝义胆、慷慨赴死之类的豪杰壮举联系起来。

然而，王胜就是这样一个人。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矛盾极其冲突的朝代，元朝的大帝们自知以外族之身份，统治着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汉族民，他们坐在金銮殿上的屁股始终如坐针毡，他们惴惴不安的心只有靠着更加极端的强权高压来维持其始终岌岌可危的统治。而大汉族民在入侵者的淫威下，从来都没有真正屈服过。所以，这个短命的王朝只有区区八十几年历史。为了压服和管制汉人，别说朝中及各地方重要官职皆由蒙古贵族担任，汉官受尽欺凌；别说军队里的汉军平时不能随便执持兵器，就连民间习武的弓箭刀枪也被全部收缴，甚至连汉人猎户们也不准持弓配箭。更有甚者，许多地方官员变本加厉，要求民间互相连保，日常生活用的菜刀也定时发放使用，用完上交统一保管。然而，人，是压不服的。恰恰相反，强权高压只能激起更大的民愤。覆舟之水一直暗流涌动，到元朝末年，那暗流更是风起云涌，遍地潮头。

在我的家乡桐城，就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乡民们为了推翻元朝的极权统治，于某年的中秋之夜，先用月饼传递消息，内藏“中秋夜，杀鞑子”的纸条，然后一齐动手，用那还没来得及收缴的菜刀砍了元朝官兵，举起了反抗的义旗。

这个“中秋夜，杀鞑子”的故事，流传之地不止桐城一处。然而桐城这个民间传说，我想八成与王胜有关。因为王胜就是元朝末年在桐城拉起义军，参与推翻元朝统治之人。

史载王胜“少骁勇，喜兵法，胆略过人。”被称为“大刀王胜”，想必在十八般武艺中是最擅于“刀法”的。元至正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的起义军打到长江一带。王胜便领着手下千余人投奔而去。我设想在投奔前他们肯定是要在家乡先杀一通鞑子过瘾的，这杀鞑子的过程被加工演义，就成了月饼传书，“中秋夜，杀鞑子”的有声有色的故事了。

话说带了千余人马的王胜投奔朱部之后，“从战有功，太祖用为右副元帅”。

关于他的“从战有功”，史书无多少细节记载，只说在至正二十一年那场朱元璋打败陈友谅夺取江州的战役中，王胜是有功劳的，得“赐金带一，良马一”。

不知这“右副元帅”到底是多大的官。历史之所以给王胜地位，我觉得与这“右副元帅”没多大关系，有关系的恐怕还是他的“死士”行为。

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大战数个回合。其时，陈友谅兵力强盛，舰船高大，他又是渔家出身，谙熟水性。所以，最初的几个回合，朱元璋都没占着上风。最后是那熟知兵法的刘基想出了“诈降”和“火攻”之策。于是，招募死士来完成这个任务。王胜慷慨应募，同时应募的一共有35人。临行前，朱元璋还免不了假惺惺地说几句：“诸位壮士，此行甚险，恐不能生还。”王胜慨然答到：“应死募，岂有生心乎？”于是35人假意投降陈友谅，然后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纵火烧了陈友谅的老营。这边大军趁机发起总攻，陈友谅大败。

此一战，大挫陈友谅部，奠定了太祖的大明基业。而包括王胜在内的35名“死士”尽皆葬身火海。

太祖定都立国之后，没忘了这批侠肝义胆的忠良将士，在鄱阳湖中的康郎山上为他们立庙祭祀，并封侯赐爵，以彰其功。王胜被封太原郡侯，赠怀远大将军称号。并在他的家乡赐封他一大片土地以抚恤其家属。那片土地就在桐城孔城镇的白兔河边，名曰“养马圩”。遗址至今尚存。

“时势造英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王胜的事迹很好地应证了这两句名言。文章之邦的桐城，也非都出天生“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当乱世之时，水火之际，那挎马横刀，振臂一呼的豪杰之士，也会应天而生，应时而出。

与王胜同时之人，桐城还有一位勇士，姓黄名荣六，小名六儿。他和王胜不同之处是没有投身火热的战场，而是选择留在了家乡，担当起了保家护民的责任。在那兵荒马乱的至正年间，他募乡勇，筑城堡，既反鞑虏，又抗流寇盗贼。他筑的城堡就在离桐城城区西南11公里的蒋家山一带，方圆六平方公里，轮廓至今清晰可辨。每逢祸乱，远近之人尽皆来此躲避。被保护的乡民们感恩戴德，将城堡命名为“六儿城”。

六儿就是与王胜不同，他不仅当年没有弃家投军，太祖定国之后，褒他护民有功，要给他赐爵封赏，他竟也不受。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间立场，煞是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