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我在天津出生，而我的籍贯却是安徽潜山。不过我的籍贯不是挂名的，因为我后来在潜山故乡住了九年，即1937到1946年。

根据我家的家谱，余家早就在潜山县官庄乡落户，但余氏一族中在明清以来都没有产出过举人、进士，因此都守在乡间，没有迁移到大城市中去。我的祖父好像是一位秀才，但没有更高的功名，仍然鼓励四个儿子读书，只有我父亲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才获得较好的机会。

但父亲生在清末，已无科举可考，只能争取接受现代新式教育。因此先后在安庆、南京、北京读中学以至大学，最后从燕京大学历史系毕业，1926至1928年在美国考尔格大学（Colgate College）和哈佛大学都是读美国史。

我家是中小地主，每年收租还不够开销，我父亲上学和留学是靠借钱和出卖部分田地才办得到的。他只在美国读了两年，取得硕士学位便回国了。

回国以后第一件事便是工作还债。1929年他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本来是有意长任下去，不幸我母亲因生下我而逝世，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太大，一年以后便离开天津了。

我记得随父亲先后住过南京和开封。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我记得一家人乘铁皮火车从开封到南京，再坐轮船去安庆，在安庆住到年尾，日本军队已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了，这样便回到潜山的故乡官庄。

我说这一段故事，表示我父亲这一代才离乡外出，但根还在故乡，遇到战争的危机，父亲决定把家人送回乡下潜山。

我那时才七岁，初从城市回到农村，事事新鲜，兴奋之至，所以记忆深刻。

官庄乡是一个典型的穷乡僻壤，是万山之中的农村，当时与安庆之间还没有公路，步行需要三天。相信我当时所看到的官庄乡，和一两百年前的情况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更衰落、更贫困而已。

那里没有电灯，只用油灯照明，也没有自来水、汽车之类的现代设备，乡亲依然过着原始的农村生活。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很少与政府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都互相联系，地缘和血缘把一乡之人织成了一个大网，大家都是亲戚朋友，靠家族的族规维系生活秩序。

异姓家族之间，或同族之内，有时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但大致都可通过乡绅或本族长老而得到调解，从不向官府讼告。

我在乡下生活了那么多年，无意中对中国传统社会获得了亲切认识，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这一段经历使我和同一代的知识青年略有不同。

就我所见，地主和农民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彼此不能容忍、对立的。在我们安徽那一带，实行永佃制，佃户只要租了地主的田，地主便不能赶走他，也不能欺负他；佃户上交得不多，也就算了。

我在邻县桐城县舅舅家里，有一次看到他去收租，看佃户打稻子，打稻子是有艺术的，打得不干净，有三分之一还在里面没打出来，地主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些租田的佃户还是地主的长辈，过年过节地主还要向他磕头。

我常常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社会，比整个欧洲还大，不可能每个地区都是一样的。不能说没有冲突，佃户与地主的冲突到处都发生，但是那个冲突是不是提高到呢？个人所见是不同的。

有的是佃户欺负地主，地主如果是孤儿寡妇，那是没有办法的；地主如果是很强的退休官员，有势力，欺负佃户也是有的，不能一概而论。

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帮助。这种体验不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所以我后来读到有些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中国调查，在我看来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并没有真正抓住生活的经验与精神，只是表面上的、数字上的，因为社会学调查通常都是问卷方式。

然而中国人对问卷的态度跟西方人不一样，中国人答复常常不可靠。外国人答的问卷基本上是真实的，他们有这个传统。中国人就怕我这个话说错了，将来出问题，所以要保护自己，许多话都不肯说真的，或者有相当保留，甚至于歪曲的。

有一位人类学家在印度尼西亚华侨社群做过问卷调查，但他发现两次问卷，同一问题都有先后不同的答案，他很困惑。

受桐城派文化的影响

我的教育一般讲是“失学”，从1937到1946年的九年时间，很少正式上学，小学、中学都是分散地上过一两个学期。严格地讲，我不但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也没有受到很好的传统教育，一大半童年至少年时期，我是在山水之间度过的。

唯一与后来研究有关的是得到了一些古文、古史的启蒙，读的是《史记》、《战国策》、《古文观止》一类的普通文字，还是选读，并非从头到尾背诵。《四书》是读过的，也不很完整。作文一律用文言，乡间老师都保守，不会写白话文。我大概十二三岁就接触唐诗、宋词了，因为记起来容易，比较喜欢，接着便学会平仄，试作五、七言绝句。关于西方的书籍，我根本没有碰到。

父亲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我跟着二伯父（讳立中）一家在乡间生活。1938年的旧历年，我第一次看见伯父写大批的红纸春联，其中有一条幅是“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贴在放祖先牌位的厅堂中间墙上。伯父向我解释，这五个字原来是“天地君亲师”，不过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为“国”字。

1945至1946年，我在桐城县舅舅家里住了一年。那是我少年时代唯一记得的“城市”，其实也是闭塞得很。桐城人以人文自负，但仍然沉浸在方苞、姚鼐的“古文”传统之中。我在桐城受到了一些“斗方名士”的影响，对旧诗文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

我的二舅父张仲怡先生能诗、善书法。他是清初张英（1638-1708）、张廷玉（1672-1755）的后代，在桐城是望族，与方、姚、马、左齐名，但那时也相当衰落了。

由于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我至今还记得他在钟馗画像上题了一首七绝：

他的初稿首句最后三个字原作“仕不优”，他以诗稿示一位诗友，那位诗友立即指出：“仕不优”当改作“酒一瓯”。二舅父大喜称谢，称他为“三字师”。“酒一瓯”自然浑成，远比“仕不优”的生硬为佳。我在一旁听到这改诗经过，很受启发，懂得诗句原来是要这样“推敲”的。

我后来研究的对象像朱熹、方以智、戴震、胡适都是安徽人，但这跟地缘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很深的乡土意识。刚好这几个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看这些人时没有注意是哪里人，更不是认为他们是我的同乡，我一定要予以表扬。

朱熹虽然说是徽州婺源人，实际上是在福建出生与长大的，所以他在理学上是归于“闽派”的。我根本没有考虑朱熹跟安徽的关系。事实上，我本来并没有计划要写朱熹，只是由于为《朱子文集》作序，才引出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私塾先生的爱情

我乡居九年，可记之事甚多。这里姑且只说两个比较特殊的经验。

第一是私塾的教育，乡间没有现代小学，因此我在十二岁以前只好在私塾读书，十二岁以后则到邻县如舒城、桐城去上初中。私塾是由一位先生教十几个学生，读的全是传统课本，分为初、中、高三等。初等读《百家姓》、《三字经》；中等读《四书》、《古文观止》；高等读《左传》、《史记》、《战国策》、《诗经》之类。

我前后大约上过三个私塾，每次都不到一年。其中最好的一次是在我十一岁左右，老师的名字叫刘惠民，大约四十岁上下，他的学问在我们乡间算是最好的，因为他早年曾在安庆上过新式学校。

跟刘先生读书时，我先在中等组，但他也让我旁听高等组。他讲书很灵活，引人入胜。我在这一组渐渐能提问题，解答文本中一些疑难，他便让我升入高等组了。总之，我感觉在刘先生教导下，古典文学上的训练得到了益处。

更值得一记的是，他把我们引进了作诗的大门。春天到来的季节，刘先生忽然非常热烈地写起诗来，而且也指导学生习作。他从平上去入四声开始教，因此先教我们背“天子圣哲”四个字，刚好是四声；然后又介绍我们用诗韵。

当然，《唐诗三百首》中的五、七言绝句也是我们必须背诵的。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两句诗：

并不是因为这两句特别精彩，而是因为我们很快便发现，原来他正和一个年轻寡妇闹恋爱。这位少妇偶然到我们讲堂附近走动，面带微笑。所以诗的字面似是写讲堂外面正在怒放的“春花”，其实是写人的。

他后来娶了她，但结局并不圆满，夫妻生活似乎不是很愉快。

13岁写诉状告桂系营长

我乡居九年中另一件印象深刻的遭遇，是无意中闯了一次严重的文字祸，几乎送了小命。这件事在六七十年后本已记忆模糊，但最近因为香港电台拍一部关于我的纪录片而全面在我脑海中恢复了。

香港电台翁志羽先生为了制片不辞劳苦，带着摄影人员专程到潜山官庄去采访我早年的亲戚、族人、邻居等。我已离乡六十年以上，真正和我熟的人已没有了，不过还有人记得我在十三四岁时闯的文字祸。翁先生回来告诉我采访所得，帮助我恢复了记忆。这件事大致如下：

在八年抗战时期，安徽省成了桂系（广西）的势力，省主席李品仙是李宗仁的部下，广西军队也盘踞在安徽各县。大约在1943年前后，桂系有一个营的军队驻扎在潜山官庄，营长杜进庭大概做了不少贪赃枉法、欺压乡间百姓之事，弄得民怨沸腾。

我才十三岁左右，并未见过杜营长，也未亲见他为非作歹的劣迹，但是我听乡中长辈说得太多了，而且每一件事都十分具体详细，所以心中颇为愤怒。不知怎样忽然异想天开，竟写了一个很长的状子，向政府控诉杜营长的种种罪行。

我写状子完全是泄愤，并不真是要送呈营长的上级，因此写完了，便留在我的书桌上，后来我自己也忘记有这样一回事了。

但是无巧不成书，不知为什么我去了一趟舒城县，有好几天都不在家。恰好杜营长的一个勤务兵到我家来询问什么事，被引进我的书房，他无意中发现了我的状子，大惊之下便把状子送给杜营长去看。

据说杜读后不但愤怒而且惊恐万分，怀疑状子不是一个小孩子写的，必是官庄乡绅合谋控告他，要致他于死地。因此他先派人到我家来逮捕我，以便审问出真正背景。但因我不在乡，他才召集乡中有地位有头面的人，当面追究。

这些乡绅本不知情，自然矢口否认，都说不过是一个淘气孩子的游戏之作。事后有人告诉我，当晚乡绅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营长解忧，营长喝得大醉，醉后失声痛哭，说这状子如是官庄乡人的阴谋，他反正活不成了，一定要大开杀戒，把相关的人（包括我在内）全部枪毙。

这当然是情感极端激动下的威胁语言，但当时真的把我们一乡的人都吓住了。

大概这件事发生的一二日后，我夜晚从舒城回到官庄，先经过乡间唯一的一条街（官庄街），街上熟人见到我，好像见到鬼一样，脸上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其中有一二老者只催我赶快回家，不要在街上乱跑。这是因为杜进庭的营部便在附近，他们怕我被发现而捉将营里去。

不过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待我跑回家中才明白自己闯下了大祸，使全家都吃惊受累。家人怕杜营长闻风来抓人，把我连夜送到一位行医的老族兄余平格家，躲一躲眼前的风险。

家人和平格族兄都一再追问我为什么写这一惹祸的状子，我实在答不上来。事过境迁，我已无法重建写作时的心理状态了，但这一事件在我个人生命史上却构成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一夜之间我忽然失去了天真的童年，而进入了成人的世界。

这一转变并非来自我自己，而是我周边的人强加于我的。平格族兄年已四十多，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那晚接待我，开口便说：“我因为你年纪小，一直把你当孩子。但你做了这件事，你已成人了。从此以后，我要另眼相待了。”（大意如此）

不止他一个人，其他年长的亲友也一改常态，把我当作大人，甚至戏称我作“小先生”。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结束了我的童年，逼得一言一行都不敢不慎重，以免被人讥评。我可以说是被这件意外之事逼得走上了“少年老成”的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是不自然的。

这一“告状”事件还有一个尾声。时间稍久，杜营长大概已接受乡人的解释，也认为是一个顽皮孩子的戏笔。不过，他还要派一个受过较多教育的政治指导员来谈一次。这位指导员经族人安排，和我在一个晚上吃酒用餐，谈话中顺便考考我的诗文知识，最后他相信状子是出于我之手，而我并无真去控告杜营长的意图。

我记得他临走时还紧紧和我握手，表示愿意和我成为忘年交之意。这一场喜剧就这样落幕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