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期，不少学者、文人尤其是桐城派作家，在学术研究和创作实践中，都相继得到了著名文献收藏家、鉴赏家萧穆的热情赞助，大力支持。用今天的话来说，萧穆称得上是这些文人的“后勤部长”。

萧穆(1835-1904)，字敬孚，桐城东乡人(今属枞阳会宫)。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早年即为曾国藩赏识，荐他入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供职，居馆长达二十余年。他生活简朴，将所得俸薪，几乎全部用于购书。海内名家著作及乡邦文献，只要能够买到，他都千方百计地购买，不惜代价。对于不同的版本，他均亲自认真校勘，考订异同，所校《古文辞类篡》一书，为一时版本之冠。

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大量藏书，既不是为自己独家享用，更不是用来装潢门面，附庸风雅，而是对外敞开，为从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土子，提供方面，玉成其美。从中获益最多的要数桐城派文人了。以下数例，足可证明。

清代文坛，受桐城派文风的影响和推动，散文创作，十分活跃，名家名作，层出不穷，蔚为大观。长沙王先谦决心继姚鼐之后，广集海内名作，按桐城文派的选材要求，辑成一部《续古文辞类纂》。以展示有清一代的文人风采。但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没有同仁的热心帮助，谈何容易。首先向王先谦伸出援助之手的便是萧穆。他力赞此举，全力支持，先后给王先谦提供五百多种文献史料，并帮助论列，供其参考。因而使王先谦得心应手，如愿以偿。这部巨著的问世，受到了士林普遍关注，奉为“必读之书”。

同里马其昶，早在光绪初年，即酝酿{桐城耆旧传》一书的写作。他要为桐城在明、清两代涌现出来的魁儒、硕士，名卿、贤宰，社会贤达以及具有影响的所谓“忠孝节义”操守的人立传存史，以反映桐城在明清之际得天独厚，久盛不衰的“人文景观”。要完成这部时间跨度五百余年、涉及传主九百余人的宏篇巨著，必须占有大量的文献史料(包括墓表、碑文、谱牒等)。关键时刻，又是萧穆率先给予热情赞助，他不仅为马其昶提供了大量珍贵文献，还无私地奉献出自己辑纂的《桐城文征》、《桐城耆旧传状碑志汇编》，并说：“这些当为你所用。”马其昶从中获益颇多，经过广征博采，多方努力，终于在光绪末年成书出版。此时萧穆已谢世多年，马其昶为表示对这位乡贤的敬意，特补写了他的传记，附于卷尾。

《桐城耆旧传》的问世，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集中地反映了桐城一方的人文历史，明、清两代的学术风气，盛衰得失，也从中可见一斑，是一部极具研究价值的乡邦文献。

萧穆也是桐城派文人之一。他长于经史，精于考证，言及掌故，如数家珍，一时名流多乐与交游。遵义黎庶昌，出使日本，请他作幕僚，与之同行。在日本期间，他发现有几十种我国唐、宋时期的稀有古籍版本流落至此，深为惋惜。力助黎庶昌购回，日本方面不许可，只好用暂时借阅的办法带回使馆，日夜仿刻，辑成《古逸丛书》，使稀有古籍得以不泯。其时有不少日本人精于汉学，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往往有意竟质疑难，以资炫耀。萧穆每遇这种情况，不仅对答如流，而且究其原委，析其异同，使日本人瞠目结舌，低首服输，从而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汪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