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1698--1779)，为方苞的门生，又是姚鼐的老师， 承前启后，为桐城派的兴盛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与方、姚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文与诗并极其力，能包括古人之异体，以成其体，雄豪奥秘，麾斥出之，岂非其才之绝出今古者哉!”“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 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 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此刘先生即是刘大櫆。
幼工文辞 屡试不举
刘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 桐城东乡陈家洲人。他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康雍乾盛世。康熙的雄才大略和务实进取，为重振国威，起了异乎寻常的作用，文治武功、兴天举度，使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奇迹般地复苏了；雍正皇帝又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待到乾隆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桐城派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公元1698年，即清康熙三十七年，一个平凡的小生命，诞生在距城百余里的长江之滨的一个塾师家庭，他就是刘大櫆。
陈家洲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远离县城区，但滨江临镇，富庶丰饶，长江千船竞发，古渡商贸繁荣，百色人物川流不止，文”人学者先后辈出；明末清初时也迭遭变乱而历尽劫难，而今又以迷人的姿态出现，再次得到宽松的发展。刘家在这里，是一个充满儒学气氛的世代书香门第。刘大櫆曾祖日耀，明崇祯时以贡生廷试授歙县训导；祖牲、父柱，皆县学生，课读乡里；兄大宾，举人。刘大櫆在《田居杂诗二首》中曾简述家世：“家世皖江侧，薄三十余亩。”即虽非钟鸣鼎食，但也能维持得过去或可归人小康一类，大櫆的出生，给这个书香门第带来了无限欢乐和希望。他不负父辈重望，幼即勤奋好学，他在《章大家行略》一文中曾记述自己幼年读书的情况：“七岁，与伯兄仲兄从塾师在外庭读书：每隆冬，阴风积雪，或夜分始归。”姚鼐在《刘海峰先生传》里也指出：“读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14岁时，与诸兄从吴直(生甫)受业； 20岁时，于旅邸拜见吴门吴阁学士玉，作诗示之，自视甚高，陈义甚严。青少年时期的刘大?意气风发，胸怀壮志，他在《述书三十六韵送张闲中之任迦河》和《感怀六首》中直言不讳地说道：“与君俱少年，意气干斗牛。”“壮心吞涛江，起衰窃自负。”“生则为国干，死当为国殇。”“岂学凡夫辈，徒牵儿女肠。”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真挚的爱，更直接感受到民间疾苦和民众纯朴勤劳的品格， “常希以泽及斯民为任”，使之终生难以忘怀。“我家门外长江水，江水之南山万重。今日却从图画上，青天遥望九芙蓉。”家乡诗一般的迷人，无怪乎他诗思如涌，吟咏不已。“团栾一门内，弟寒兄不知。深宫狎阿保，而怜百姓饥?岂非天使独，知临大君宜? 吾闻昔帝言： 何不食肉糜?中人数家产，涕泪诵此诗。”道出了对民众疾苦的深切关怀和世事的不平。
清初，因以异族入主之故，曾引起汉士民的普遍反抗。到康熙中期，这种反抗逐渐平息下去，且康熙实行了尊崇理学的策略，使其统治在政治上与中国固有的封建基础相适应，又恩威并施，加速人心归服。康熙五十年(1711)冬，《南山集》案发，戴名世在两年后以大逆罪被斩，此案株连戴、方两族无辜300余人。此时刘大櫆、虽只16岁，但在心上已留下抹不去的印痕，后来在诗中写道：“弱冠负勇气，乡间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一去涉世故，将为祸网婴。”都是指《南山集》案，愤世疾恶之怨溢于言表。此后，他更埋头苦读，发奋自雄。弱冠后，寓居桐城县城勺园，交结了一批识卓志远的学友，如姚范、张闲中、叶酉等，相互切磋文辞，学识有了长足进步，诗文名播远近。然命运之神并没有青睐好学勤奋文辞工丽的刘大櫆，十次小考，才中了个秀才，取得设塾课徒的资格，然而，他的进取心很强，并不甘心“傍人门户度春秋”的课徒生涯。
雍正三年(1725)，29岁的刘大櫆首次离家远行， 赴京参加顺天府乡试，准备走读书做官的路。他到京后，“巨公贵人皆惊骇其文，而尤见赏于方侍郎暨吴荆山阁学，以为昌黎复出。”方苞经常欣喜地对诸学人说：“如苞何足算邪? 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其时的方苞已负海内重望，后生以文求见者不轻面许，却独赏识、器重刘大櫆，可见刘的才学非凡。在这次乡试中，刘大櫆落第了，想在宰辅之地打开一扇晋身之窗的希冀随之破灭，他年近而立，仍是一个穷酸秀才，大概是不想在两手空空的极端不快情况下返回故乡，便从方苞学习古文，以图在科举之路上继续走下去。时任武英殿总裁的方苞，对这个同乡后辈极为珍爱，倾心授业，传其文章义法，解学中疑难。
刘大櫆拜方苞为师虚心学习，对其宗师的恩情更是铭心牢记，终身不忘。方苞75岁时，皇帝恩准休归回籍并赐翰林侍讲衔，刘大櫆作《送望溪先生南归》诗：
国老古来重，浩然归故乡。
人依游钓处，星到斗牛旁。
衡泌栖迟好，诗书意味长。
他时南阙里，请益更登堂。
其崇敬之心，跃然纸上。方苞病卒后，大櫆为文祭之，陈述其治经成绩、立朝行事、文章孝友，并叙深厚的师生情谊：“不才如櫆，举世揶揄，公独左顾，栽植其枯。”“诱而掖之，振聩开愚。卒令顽钝，稍识夷途。”他怅然若失，孤独之感直袭心头，发出呼天抢地的哀鸣!
刘大櫆第一次应举失败后，未能摆脱当时读书人共同的追求--走科举之路，又于雍正七年(1729)再次应顺天乡试， 只是侥幸的登了副榜，这也许是为他打开仕途的通道所作努力的一点回报。他又埋头苦学了3年，雍正十年，第三次应顺天乡试，仍是中了副榜，距仕途仅一步之遥，可望而不可及，壮志难酬。不过，京师之行和三次乡试，虽功名通道未曾打开，但见闻增多，他的视野开阔了，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深刻了。在此期间，他还曾在提督学政门下任过教阅，也曾人幽燕一带漫游。受业方苞，更使他的学识大为长进。一个偏远乡村的穷秀才，贸然来到偌大京城探险，这无异是大海弄潮，未遭灭顶之灾，且得到了乡贤的教诲，便是莫大幸运了。
客游京师八九年的刘大櫆又回到了故乡，开始独立地面向人生、面向社会。他设塾授徒，借此谋生，同时透过这扇小小的社会窗口去观察和探索人生的奥秘。远在京师的宗师方苞，并没有忘记这个远在数千里之外乡村的高足。乾隆元年(1736)，方苞极力举荐刘大櫆应博学鸿词科，是年三月，大櫆在省城安庆通过了预试，此时他已年近不惑，心中企图打开仕途之道的涟漪又重新激起，在《诏征博学赴都道中述怀》诗里，写下了“闻命只益愧，捧檄仍多欣”，可见他渴求登上仕途之道的强烈愿望。科举是一座充满迷雾和希冀的神秘之宫，命运再次捉弄了他。秋廷试，写的文章不待言说，可当朝大学士张廷玉为避同乡之嫌，把刘大櫆打人了冷宫。他心中悲愤又无可奈何，好友叶书山(酉)于乾隆四年进士及第，他作《寄叶书山》：“对月发悲吟，临风振高啸。……昔君本共栖，今余不同调。”实是当时心境的咏叹调。张廷玉也曾为黜刘大櫆而深深后悔，为弥补这个遗憾，于乾隆十五年诏举经学时独荐刘大櫆，然不久张廷玉即去大学士位，大学士举经学未成。仕途之路对他是何等不公和残酷，“素抱未及展，华发已盈颠”，以致终其身皆教书作文，郁郁不得其志。
神气音节 继往开来
刘大櫆早年从吴直游，思想活跃，文章雄迈。中年客游京师八九年．投方苞门下，得文章义法，他继承了方苞的“义法”理论；“认为作文应“义法不诡于前人”，更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得其神而徒守其法，则死法而已”，提出了“神气音节”说，使古文“义法”的理论有所创新和发展。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国史文苑传》中论及：“大櫆虽游方苞之门，所为文造诣各殊。苞盖择取义理于经，所得于文者义法；大kui（从木魁）并古人神气音节得之，兼集庄》《骚》《左》、《史》及韩、柳、欧、苏之长。其气肆，其才雄，其波澜壮阔。尝著《观化》篇，奇诡似《庄子》；其他言义理者又极醇正。“方宗诚在《桐城文录序》中也指出： 刘大櫆为文“虽尝受法于望溪，而能变化以自成一体”。他的特点在于不满足于散文的文从字顺、清通严谨，而能从神气、文采方面加强散文的艺术力量。
神气与语言问题，前人早有注意，韩愈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就谈到气、言、声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刘大櫆“神气音节”说之源本，而刘大櫆所论，更为确切具体，提供了一个散文创作、学习、欣赏的门径，这是刘大kui（从木魁）的独到之处，比起方苞的“义法”说，有很大的发展，在桐城文论中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论文偶记》是桐城文论的第一个篇幅较长的专著。集中表现了刘大櫆的散文创作主张，其中论述道：“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 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盖音节者，神气之迹也；字句者，音节之矩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这里他讲清楚了神气、音节、字句三者之间的关系。 认为神气为文法的最高妙处，然后求神气于音节，再求音节于字句，就使得过去抽象不可捉摸的神气，变成具体而可以着手之处了。他曾声称“至专以理为主者，犹未尽其妙也”。他不仅注重方苞的“义法”说中的“义”，而更加笃执地强调“法”，他的“神气音节”说，实际上就是专门讲“取法于活”，就是对“法”的具体内容的丰富发展和活的运用。他一方面主张“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另一方面则强调“原本古人意义，则行文时却重加铸造”。正是从这点出发，他一反前辈古文家视骈文为文坛魍魉的观点，而主张吸取其所长，骈散兼用，并由此而造成法之变活和文之参差，托出“一欲巧，一欲拙；一欲利，一欲钝；一欲柔，一欲硬；一欲肥，一欲瘦；一欲浓，一欲淡；一欲艳，一欲朴；一欲松，一欲坚；一欲轻，一欲重；一欲秀令，一欲苍莽；一欲偶丽，一欲参差”的文势和意境。他所追求的这种相同相反、对立统一、参差变化、丰富多彩的文势和意境，显然只有“取法于活”，才能获得。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文贵奇”、“文贵远”、“文贵疏”、“文贵变”、“文贵去陈言”，阐明了文章之神气如何付诸艺术表现的问题，给人们指明了作文之法和学文之径。
刘大櫆发展了桐城“义法”，且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文论主张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姚鼐在《古文辞类篡》里把文体分为十三类，所论述组成文章的八要素中，也是以“精”、“粗”作为区分标准的，即“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这实际就是对刘大櫆观点的进一步阐发。姚鼐《古文辞类篡》选北宋之后的古文，惟归有光、方苞、刘大櫆三家，且刘文选了十六篇，盖非偶然。因此，如果说方苞所提倡的理论是从思想角度与统治者对文学发展要求的轨道相吻合，使桐城派得以存在的话，那么刘大?所提出的理论，则是真正从散文创作艺术特点的角度使桐城派得以立足发展。桐城派之所以长久屹立于清代文坛而不衰。刘大櫆从注意艺术规律的角度提出的“神气音节”说，是一个贡献。 刘大櫆不仅是“神气音节”说的创立者，更是其说的实践者，在他的许多散文力作中，均有突出的表现。如《骡说》，这是篇托物寓意之文，以骡马为寓，实写人世间的不平，此文言简意赅，全文仅一百余字，文意却一折再折，曲尽其妙，集中体现了他的“神为主，气辅之”、“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的文学主张。又如《马湘灵诗集序》，此序写湘灵诗，但不言其诗而只言其人其遇，以抒身世感慨，于雄肆中寓悲怆，文中对马湘灵使酒发狂、慷慨悲歌情景的描写，颇为传神，体现了他“神气音节”说的文论思想。再如《答吴殿麟书》，此文是他的晚年作品，他终生仕途失意，穷愁潦倒。此文将其一生的积郁尽吐无遗，同时无情地指责了科举之弊、贤路堵塞和世道不公，凸现出当时一般下层知识分子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文章气充势足，挥洒自如，波澜阔大，辞采华富，三寸表现了他行文时“鼓气以势壮为美”的风格。刘大櫆散文中的传记文较少，然《樵髯传》是“神气音节”说的绝好注脚，其文着墨严谨，却神气并重地勾画出樵髯的狂逸之态和高洁之志，“高情远韵，自是于笔墨之外”，深得方苞义法，且又不拘泥于“义法”，可谓为达桐城古文最佳境界之作。
刘大櫆的散文创作不仅突出了神气，而且能够把诗的含蓄、深远、疏旷、情韵的艺术特性引进散文，从而推进了传记散文的诗化，尤其是议论性散文的诗化，形成了诗化散文的特殊风格，这对于方苞“古文与诗赋异道”的理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如他的《海舶三集序》，本是一篇评论诗歌的文章，很容易写得呆板艰涩，或者抽象空洞，或者揄扬过实，而他却别出心裁，着力铺写海上风涛之险，衬托海上吟诗之奇，最后再归结于其人一心以使命为重，始能履险如夷，从容吟咏，构思巧妙，措词得体，且尤妙在诗味特浓，可谓亦文亦诗，以诗为文。又如《叶书山时文序》，虽为时文作序，但他避开时文，而以白描手法写人的心灵，简洁精炼，气韵自胜，诗味四溢，别出新境。再如《游碾玉峡记》，着墨不多，文如诗，画人文，神余笔外，景真情切。
刘大櫆诗化散文的特殊风格，源于他既是古文家亦是诗人的缘故，其诗作也常为时人所称道，有人说他“诗胜于文”，似有扬其诗抑其文之嫌。现代著名学者吴孟复在《刘大櫆集序》中指出：我觉得：他(刘大櫆)的诗多为言志之作，不像文章是徇人之请而作，因而诗比文较少庸腐之辞。……就桐城来说，刘诗在钱(澄之)、姚(鼐)之间，也如其文在方(苞)、姚(鼐)之间一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种评价是较为确切和公允的。刘大櫆诗作宗杜甫，而取宋苏轼、黄庭坚之处尤多，他认为“诗贵独立，不贵附和，当深求本领，而后博以古人之风轨气韵，融液而神明”。其诗作饱含深沉之思，雄豪奔放，别开生面，且多牢骚抑郁不平之气，这在其文中反而少见。桐城诗坛迨至刘大櫆、姚鼐相继而起，诗名益振，“论诗之家皆谓桐城诗派至刘、姚始形成，盖就其影响之及于天下者言之”。
愤世嫉俗 颇具思想
刘大櫆在科举之路上可谓是个失败者，很不得志，自感“举世揶揄”，最后对仕途渐渐失去信心，便将满怀壮志寄于笔端，以求发抒，促成了文学创作的成功。“悲愤出文人”，文学的创作需要心理反差，没有这个反差，便没有创作激情，也就不会有撼人心魄的作品。仕途的失意，生活的磨难，使他充满激愤之情，从而更深沉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作品的取材多是日常生活之事，可写的对象也多是芸芸众生或社会下层人物，且多写身世之感，一则叹穷言愁，一则抒愤骂世，即使是游记散文，也多于在写景中寄托感慨，寓意深远，耐人寻味。因此行文恣肆，长于气势，富有文采，感情真挚，既有怀才不遇的牢骚，也不乏指斥时弊之作，作品的思想性胜于宗师方苞和门生姚鼐，在桐城派代表作家中是较为突出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注语中指出：近代以来，文儒辈出。望溪、姬传文祖韩欧，阐明义理，趋步宋儒。凡统称古文家无不治宋儒治学，一欺世盗名，惟海峰稍有思想。此论“惟海峰稍有思想”，卓有见地。刘大櫆的散文中有一大批哲理性文章，愤世嫉俗，锋利泼辣，超出了封建正统思想的范畴，从地主豪绅到贪官污吏、世族世官，直至封建统治者，都在鞭挞之列；对于八股文，他一自身的深刻体会，斥之为“臭腐之辞”，并断言不会“有天下豪俊出于其间”把争名夺利的人比作狗抢骨头，其愤慨之情无异于同时代的曹雪芹、吴敬梓。在桐城派的代表作家中，刘大櫆是颇具进步思想的，其菁华突出体现在他的“天道观”、“理欲观”、“伦理观”等方面。刘大櫆十分重视对“天道”的研讨，在其《天道》上、中、下三篇文章中，集中地阐述了”天道“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观点，明确指出：“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也。”“天地也、日星也、山川也、人物也，相与回薄于宇宙之间，适会其高者机也，而高矣，适会其下者机也，而下矣。”“日之食也，天不能使其不食也；星之陨也，天不能使其不陨也；其偶而崩也，而天与之为崩；其偶而竭也，而天与之为竭。……吾故曰：天道，盖浑然无知者也。”同时，他上讲天道，其实是下指人事，即对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不仅讲明“天之无知”，而且指斥“天之无道”，指出：“其上之于民，名为治之，而其实乱之；其天之于人，名为生之，而其实杀之也。”“衰乱之世，其达而在上，则必出于放辟邪侈；其修身植行，则必至于贫贱忧戚。”言辞之激烈，是古文中所罕见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的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事物不断变化的道理。在他看来，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永远处于变化发展之中，而且“天之生物，无一无偶”，即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在思维领域，对立统一都是普遍存在的。
刘大櫆关于“天之无知”和“无一无偶”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尤其可贵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不仅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分析，而且进一步巧妙地运用到思想领域，运用到文论之中，使之在中国朴素辩证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方苞、姚鼐言必称“程朱”，可见在桐城派三祖中，刘大櫆的唯物主义思想是独树一帜的。
刘大櫆的理欲观主要表现在他体情遂欲的思想和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天理与人欲不两立”的思想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套在人民头上的精神枷锁。刘大?则认为：“目无不欲色”、“耳无不欲声”、“口无不欲味”、“鼻无不欲臭：”“喜安而惧危，贪生而怖死，人之情也”：二在《辨异》中又指出：人人都会“有七发之情”，“从之能无欲而相与聚处以为生也。”人的正当欲望，不是任何人为力量所能禁止的，且主张“本人情以通天下之和”。他这种情遂欲的思想，显然与“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相对立的。他还针对程、朱宣扬只有“圣人”才能“明天理，灭人欲”的唯心观点，明确指出：“圣人”不仅有“欲”，而且其欲望比平民百性贪婪得多。平民百姓终日辛劳，只是以求一饱；而“圣人”则是”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华，有宫室矣而又欲其壮丽。……有家矣而又欲有国，有国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蛮之无不宾贡，九夷八蛮无不宾贡矣，则又欲长生久视历万祀而不老。”犀利的言词，如同投刀匕首，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穷奢极侈、贪婪无度的本性，这与他稍后的著名思想家戴震提出的“理在欲中”、“挈民之求，遂民之欲”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戴的主张为后人公认具有启蒙意义， 而刘大櫆先戴的见解，应该更值得思想史家所重视。
刘大櫆还特别指出：承认合理的人欲，是出于“康济”生民，使之得所，而“非为一己之宫室、妻妾、肥甘、轻暖计也”。从个人来说，必须“尽其性、治其贼性之性”⑤，就是对自己的欲望必须加以节制，做到“吾分之所宜然，不容以不尽也，吾为之”；“非吾分之所宜然，不可使之加身也，吾必不为之。”尤其认为：任何人都须“治贼性之性”，“圣人”也不例外，“圣人之于味与我同嗜也，圣人之于色与我同视也，圣人之于声于我同听也，圣人能不贼耳”刘大櫆这一“圣人”与“凡人”同“欲”，都属“治贼性之性”的思想，是对“圣人”才能“明天理，灭人欲”的唯心观点的又一次挑战。
刘大櫆从天道观和理欲观出发，在伦理观方面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见解，折射出进步思想的光辉。在君臣的关系上，按“纲常名教”来说，则“君为臣纲”，他大胆地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事”关系，否定了“忠臣不事二主”的教条，在《汪烈女传》中，他论及道：“夫与共天位，与治天职，与食天禄，有共事之义焉。而以臣之食禄，为受君之恩，吾之所不知也。事一君则不复可以去而他适，是以臣之事君，果如女之适人。”刘大櫆这一说法显然是前人指出君主制不合理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他认为天地间“最贵为斯人，讵思终憔悴”、“天地之气，不钟于士大夫，而钟于穷饿行乞之人”。他在《窦祠记》中，一反士大夫建祠本意，指出明王朝统治者厚待士大夫而肆虐百姓，结果是“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这种议论，在当时封建思想的桎梏下，无疑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他在《息争》中指出：“吾以为天地之气化万变不穷，则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不应“见有稍异于己者，则众起而排之”，主张学术兼容，矛头直至封建统治者，充分反映了他的启蒙意识和进步思想。
在夫妻关系上，刘大櫆强调“夫妇以恩合”，指出：“丈夫不能，而女子能之”、“女子犹有能明大义者，而男子则泯然惟知富贵利达之求”，深刻地批判和抨击了“男尊女卑”和“夫为妻纲”的封建传统伦理观念。
花甲教谕 桃李芬芳
年过半百的刘大櫆，在举经学未被录用后，为生活之计，曾先后入浙江、湖北、山西等地为学幕，寄人篱下，颠沛艰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学业牛蹄水，人情马耳风。文章无所用，计画只增穷。”
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大櫆已经年逾花甲，按照惯例，做官的人到60岁也该致仕休退了，而他却被皖南山区黟县的县太爷相中，请其出任该县教谕，事管文庙祭祀和训诲生员的职事，虽然卑贫无势，但他一干就是五年，直至他69岁才辞去此任。有人赠联曰：“白发萧然，半盏寒灯，替诸生改之乎者也；黄金尽矣，一枝秃笔，为举家谋柴米油盐。”不失为其时生活的如实写照。后被聘为歙县问政书院山长，又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再归故里。可谓是白头游子白身归，姚鼐诗云“文笔人间刘大櫆，牢笼百态一时穷”，维妙逼真。后不复出，居桐城南乡长江之滨的四望亭讲学授徒，年80余，门人来省疾者，犹强起与之论文。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初八，刘大櫆这位“非士亦非农”的桐城派的中坚人物，终于在贫困中悄悄辞别人间而溘然长逝，结束了他劳顿艰辛且郁郁不得志的一生，享年八十有二。其妻吴氏及所生三子均早卒，至老年仍孑然一身，以兄孙、郡学生符琢为嗣。嘉庆四年(1799)冬葬于梅子岭先茔之侧，弟子吴定作《海峰先生墓志铭》和《祭海峰先生文》，姚鼐作《刘海峰先生传》，记述了先师的生平业绩和教诲之恩以及师生之情。 刘大櫆终身教读，桃李广众，他自己曾自豪地说：“一时之名隽，多依余以相靡切。”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程瑶田，常州钱鲁斯，历城朱孝纯最著名望。钱鲁斯、王灼又以刘大櫆之学，从事古文写作与研究，传人日众，世称“阳湖派”，实为桐城派的别支。阳湖派的代表作家张惠言、恽子居、陆继辂、吴育、包世臣等皆尝言，常州文学传自桐城，且都公认刘大櫆的桥梁作用。张惠言称：“王悔生(灼)……劝余为古文，语余以所受其师刘海峰者，为之一、二年，稍稍得规矩。”陆继辂云：“钱伯垌鲁斯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张皋文(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刘大櫆著作颇丰，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唐宋八家古文评》圈点不分卷、《七律正宗》4卷、《归震川文集选本》、《删录荀子》；评点《古诗源》、《唐人万首绝句选》、《钱笺杜诗》；又著《歙县志》20卷、《黄山志》2卷等。其诗文生前即有刻本，身后一再重刊。日本明治间也有翻刻本。较早刻本系雍正时的《小称集》、乾隆二十年左右的《论文偶记》，乾嘉以后，刻有《海峰文集》、《海峰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