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棵华盖参天，枝繁叶茂的银杏树已经250多岁了。据可靠史料记载，此树为桐城派四祖之一、清代文章大家姚鼐亲手所栽。因此，这棵树除了它自身的古老价值之外，还有了文化的内涵。说它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也不过分。

假如我们能够走进这棵树的内心，那么顺着它的年轮，我们将会走进大清朝的文学史，就如翻开了《清史稿》中关于姚鼐的一页。

姚鼐，字姬传，安徽桐城人，生于清雍正九年，也就是公元1731年。姚氏乃桐城望族，在明末清初出过许多巨官显宦，但到了姚鼐出生时，姚氏家族已开始衰落，其父一生读书，却未曾考取功名，因此便将满腔的抱负都只望在儿子身上。姚鼐倒真正是个读书种子，史料中这样记载：“五岁破蒙，师从方泽，自幼足不出户，惟好读书，天分极高，深得伯父喜爱，后从伯父学习经学。”这位伯父姓姚名范，乃乾隆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幸得伯父喜爱，正是在伯父家中，姚鼐结识了刘大櫆。原来，以姚范为首，时称“龙眠十子”的刘大櫆、叶酉、方泽等当时桐城著名青年才俊常常聚集姚家，煮酒论诗，谈文说艺。恰如西文的文艺沙龙。就是在这个沙龙里，别的姚家子弟都被摈斥在外，惟有小小的姚鼐被伯父留在身边。

当时的桐城，文风极盛，学风亦极盛，戴名世、方苞、胡宗绪等一大批桐城学者声名鹊起，还有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等一大批科举出身的高官大爵，都在激励着后辈们义气奋发，兴味盎然。龙眠十子作为桐城学子中的龙凤翘楚，当然更是满腔抱负，满腹才华。他们的风采和学识令童年的姚鼐羡慕不已，其中犹为令他倾倒的是刘大櫆。刘氏身材高大，仪表丰伟，纵声谈笑，洒脱不羁，好一副伟丈夫形容。“沙龙”散了，小小的姚鼐还意犹未尽，关起门来，偷偷地模仿起刘大櫆的音容笑貌，气度丰采。

后来，姚范和刘大櫆等人都纷纷赴京求取功名，姚鼐也在家乡课读。刘大櫆来到京师，他的文章立刻在京城引起轰动，时任礼部侍郎、武英殿修书处总裁的方苞惊叹：“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耳。”然而这位“国士”却官运不济，在京师羁留多年，屡试不中，只得回到家乡，开馆授徒。

于是，姚鼐转投到刘大櫆门下。

学生的官运比老师可强多了，乾隆十五年，年仅十九岁的姚鼐得中江南乡试，真是少年壮志，一举成名。乾隆二十八年，姚鼐考中进士，从此正式走上仕途。兵部、礼部、刑部，几年时间，他转了三个部，可是对于一个有志于学问的人，六部这样纯粹的办事机构并不适合于他。终于，机会来了，乾隆三十八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遴选博学之士入馆，姚鼐被选为纂修官。这一下他本可以一展抱负，大施拳脚了。可谁知《四库》馆也不是净土，入馆的都是饱学宿儒，人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学术上的派别和门户之见甚至比官场更甚。姚鼐其时虽年已四十，可在馆中还算后学，他本该跟在长辈们身后唯唯诺诺的，可他偏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尤其不该的是他的意见和主张还与总纂官也就是馆长纪小岚相左。纪氏在学术观点上崇汉抑宋，姚鼐则认为“儒者生程、朱之后，由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言下之意，后来者若抹杀宋儒在学术上的贡献，无疑是数典忘祖。

如此一来，他在《四库》馆中的日子便不太好过，他选定的篇目常常会遭到纪馆长的挑剔和删削。道不同不相为谋，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青莲居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文人气节在姚鼐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乾隆三十九年腊月，姚鼐毅然辞官南归。从此，步其师刘大櫆后尘，走上了教书育人之路。

南归途中，他顺道看望时任泰安知府的挚友朱子颖。腊月二十八，两人踏雪登山，在五岳之尊的泰山极顶，姚鼐俯视群峰小如棋子，天下只不过是一只棋盘，人生也不过是走了几步棋而已。他的心情豁然开朗，欣然命笔，写下了那篇著名的《登泰山记》。在这篇散文里，他关于散文创作“义理、辞章、考据”的三要素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此三要素正是他总结戴名世、方苞、刘大櫆等一大批桐城文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依据而提出的较为完整的创作理论。也正是这个理论的提出，使桐城文风独成一派，那就是终清之世，统领文坛二百余年的千古文派――桐城派。

南归之后，姚鼐在桐城闲居了两年，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便是去看望他的恩师刘大櫆，此时的刘大櫆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身体依然康健。他一生没有争得一官半职，却教授了一大批高足弟子，且写下了无数堪称经典的诗文。他的弟子们在全国各地做官，也就把他的文风带向了全国各地。当他八十大寿时，全国各地的弟子们纷纷前来贺寿，不能亲来者也写下了贺寿的文章。那句“前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的著名论断，就出自他的弟子程晋芳和周永年之口。程、周都不是桐城人，然而他们都是刘的学生，刘一生授徒，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当“桐城派”的大旗正式打出之后，他的学生们都以桐城派自居。

也许正是刘大櫆的人生道路给了姚鼐以启示，两年之后，朱子颖调任两淮盐运使，姚鼐便前往扬州，两人在扬州创办了梅花书院，姚鼐出任山长，正式开门收徒。为了教学方便，姚鼐着手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篹》，该书至今仍是人们学习古文文法的经典范本。而在当时，一部《古文辞类篹》，更使桐城派走入了千家万户。一时“天下高文归一县”，文人士子“言必称桐城”，举国学界“家家桐城，户户方、姚”。

与老师刘大櫆一样，姚鼐的弟子中也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最为著名的当数管同、方东树、梅曾亮、刘开四人，时人称为姚门四杰。此四人都是文章大家，是继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开创桐城派之后，起了上传下承作用的桐城派中继力量。如此开枝散叶，代代相传，才有了桐城派绵延二百多年的辉煌历史。

继杨州之后，姚鼐又到歙州的紫阳书院、南京的钟山书院、安庆的敬敷书院担任山长，历时四十余年。每到一地，除了教书授徒和写诗作文之外，便是与当地的文坛大家切蹉交流。除了朱子颖之外，他还有一位终生挚友，便是在南京时接交的大才子袁枚。袁也是才高八斗却畏惧仕途的人，他最大的乐趣是在他的随园里以文会友，饮酒作乐，然后写他的《子不语》和《随园诗话》。姚鼐作为以端肃著称的桐城派祖师，却有这样一位文风灵动鲜活、妙趣横生的忘年朋友，并对其文其人大加褒扬和推崇，足可见他的学术观点是兼容并蓄的，正是这种兼容并蓄，使他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和刘大櫆的“神气”说，形成了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并重”的创作理论。

嘉庆二十年，85岁的姚鼐依然耳聪目明，虽不再主持书院工作，但回到家乡的他仍然诲人不倦。七月，偶感微疾，竟至不治，数日后，与世长辞。

这棵银杏树生长之地就是姚鼐的故居，它见证了姚鼐的一生。逃离官场是非地，赢得桃李满庭芳。银杏树年年结出累累果实，就如姚鼐一生教出的三千弟子，文章薪火，代有传人。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定数。如今的姚鼐故居已成了一所中学校园。老银杏天天听着浑厚的钟声和琅琅的读书声，不知可否还是二百多年前的味道。

然而，《登泰山记》已经走进了中学课本，姚鼐也因此从历史里走出，一直活到了如今。

(原文曾刊载于<安庆日报>下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