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原意为贡举人才，始见于《礼记·王制》。隋炀帝时置进士科，作为科举的科目之一。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及第者称“进士”，一旦及第，其喜出望外的欢畅心情难以言表。唐贞元十二年（796），年已五旬的孟郊经多年拼搏，终于金榜题名，遂写下《登科后》诗一首：“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后历代相沿，均以进士作为入仕资格的首选。明、清之制，贡士经殿试录取者谓之“进士”，有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等名称，以与殿试一、二、三甲相对应。在科举制度实施后的1300年间，共产生10万余进士，其中明代90科、清代112科，共取进士5.1万余人。进士是通过科举考试取中的最高级人才，也是封建官僚队伍中的精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产生进士数量的多少，代表了该地区文化教育水平的高低。桐城以一县之地，在明清进士、巍科人物（科举考试中，殿试一甲三名、二甲第一名、和会试第一名）与人才榜上，即使与北京、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相比，也并不逊色多少，由此可见桐城明清科举之发达。

由于资料来源与判断标准不一，对于明清时期桐城文进士的总数，统计结果差距较大。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中作过统计：“吾邑科目，昉唐曹梦征及宋李伯时兄弟，至明而大盛。自永乐甲申刘莹第进士，迄崇祯癸未，凡八十人。入我朝，太常首以一甲二名及第。至今二百六十年，又一百五十三人。其举于乡者，明一百六十五人，我朝六百二十八人。”也就是说，明清两代，桐城共有举人793人，进士233人。其中明代自永乐二年甲申科（1404）到崇祯十六年癸未科（1903）共中进士80人，清代从顺治四年丁亥科（1647）到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1903）共中进士153人。马其昶所依据的资料来自地方志书，其可信度当然很高。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把标准放得更宽一些，得到的数字就要更多一些。比如我们可以把本为桐城籍而寄籍外地的进士，明崇祯十五年壬午制科（1642）赐特同出身而不分一、二、三甲的进士以及南明桂王时廷试特授的进士都纳入统计，则明清时期桐城文进士总数为244人，其中明代89人，清代155人。而据有关资料记载，桐城唐至元代共有进士10人，分别是唐代曹松，宋代李公麟、李公寅、李公权、张汉卿、阮晋卿、朱翌，元代刘让、刘详、徐良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