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宋以前无专揭古文为号者。盖文无古今，随事以适当时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并载道与德以出之，三代、秦、汉之书可见也。顾其始也，判精粗于事与道；其末也，乃区美恶于体与词；又其降也，乃辨是非于义与法。噫！论文而及于体与词、义与法，抑末矣。而后世至且执为绝业专家，旷百年而不一觏其人焉。岂非以其义法之是非、词体之美恶，即为事与道显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杂、冒而托耶！文章者，道之器。体与词者，文章之质。范其质，使肥瘠修短合度，欲有妍而无媸也，则存乎义与法。

近世论者谓八家后，于明推归太仆震川，于国朝推方侍郎望溪，刘学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昔者，望溪先生论文，主义法；海峰先生论文，主品藻。要之，不知品藻，则其讲于义法也悫；不解义法，则其貌乎品藻也滑耀而浮。先生后出，尤以识胜，知有以取其长，济其偏，止其敝。故其论曰：“文有八要：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

先生之文，纡余卓荦，樽节櫽括，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对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见于天下后世，于以追配乎古作者而无忝也。

夫学者欲学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诵，沉潜反复，讽玩之深且久，闿通其气于运思置词、迎拒措注之会，然后其自为之以成其辞也，自然严而法，达而臧。否则，心与古不相习，则往往高下短长，龃龉而不合。此虽致功浅末之务，非为文之本，然古人之所以名当世而垂为后世法，其毕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语人者，实在于此。

世之浅人，见先生之论若平易，遂谓可以不学而能；又或徒取其一二字句形貌，以为得之。是犹观良冶之铸金，见其成器光莹，而不知其火候之难也。嗟乎！自宋以来，学者多以文为末，而于其精微之故，罕能究心。先生独慨然以古文之学自任，上溯汉、魏、唐、宋诸大家，辨其源流，审其得失，而勒为《古文辞类纂》，以诏后学。其所以扶微起敝，功岂小哉！

余少尝从先生受学，亲闻绪论。今读墓志，追维往训，俯仰怆怀。因识其所闻，以告世之有志于斯文者。

版本说明： 此为《仪卫轩文集》原刻足本，和通行节选本差别就在最前面一大段（“夫唐以前无专为古文之学者…… 则存乎义与法”）；很多教材、古文读本直接砍掉开篇，从 “近世论者谓八家后……” 起头，也就是你看到的那一版。异文：“闿通”，有的校本作 “融会”；“樽节櫽括” 亦有版本用字小异。

足本白话译文：

唐代以前，没有专门研究古文这一门学问的；宋代以前，也没有专门打出 “古文” 这个名号的。文章本不分古今，只是顺着事理，切合当下的功用罢了。那些最高境界的文字，都是承载着大道与德行自然流露，三代、秦汉典籍便是明证。文章流变，最早是从事理、大道上区分主次；后来，才从体制、辞藻上分优劣；再往后，又从义理、法度上判别对错。唉！论文落到体制辞藻、义法层面，已经属于末节了。可后世，偏偏把它当成一门独门绝学，常常上百年才出现一位高手。难道不正是因为义法的是非、辞体的好坏，正是大道能否彰显的依托，不容混淆、不容假借吗？文章，是载道的工具；体制辞藻，是文章的骨架。规范这个骨架，让肥瘦长短恰到好处，做到优美而无瑕疵，依靠的就是义理与法度。

近代论文章的人说：唐宋八大家之后，明代首推归震川（归有光）；本朝，则有方望溪、刘海峰，再加上惜抱先生，这三位。从前，望溪先生论文章，重在义法；海峰先生论文章，重在气韵品赏。大体说来，如果不懂品鉴气韵，那么他讲求义法就容易拘谨呆板；如果不懂义法，只模仿品鉴的样子，文字就浮华虚飘。惜抱先生晚出，见识最高，懂得吸取二人长处，补救他们的偏颇，止住其中弊病。所以他提出：“文章有八项要领：神、理、气、味、格、律、声、色。” 神、理、气、味，是文章内在精髓；格、律、声、色，是外在形式。可是，如果舍弃外在形式，内在精髓又依托在哪里？学习古人文章，一定先接触外在形式，进而领会内在精髓，最后做到驾驭精髓，不再被形式束缚。

先生的文章，从容舒展、卓然不凡，剪裁锤炼有度，落笔洁净精微。就像有道的高士，相处越久，越让人觉得意蕴深沉。他们各自以独有的文风，扬名天下后世，足以媲美古代名家，毫无愧色。

学古人文章，首先一定要熟读精读，反复沉潜吟咏，长久体会，在构思、遣词、行文开合之间，打通古人的文气。这样自己动笔，写出来的文字自然严谨合度、畅达完善。不然，心神和古人文脉不能相融，写出的文字常常高低失衡、扞格难合。这虽然属于枝叶功夫，不算作文根本，可是古来那些名扬当世、垂范后世的作家，一生苦心体会、精微难言的心得，恰恰就在这里。

世上浅薄之人，看见先生的理论好像浅显平易，就以为不用苦学就能做到；又有人只模仿先生零星字句外表，自以为学到真谛。这好比看高明工匠炼金铸器，只看见成品光洁鲜亮，却不知道火候把控有多难。唉！自宋代以来，读书人大多把文章看作次要技艺，很少有人深究其中精微道理。唯独先生毅然以振兴古文为己任，上溯汉魏唐宋诸大家，理清源流、辨析得失，编成《古文辞类纂》，用来教导后学。他扶持衰微、匡正文风的功劳，哪里是小事！

我年轻时曾经跟随先生求学，亲耳聆听他的教诲。如今读到先生的墓志铭，追忆往日训导，心中感慨万千。于是记下我所听闻的这些道理，告诉天下有志于古文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