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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音韵学家方孝岳教授

音韵学家方孝岳先生曾两度任教于中山大学,前后达30余年,是中文系二级教授。

方老生于1897年9月17日,是桐城文派初祖方苞的后裔,文史造诣极深。及长,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法律系。时值新文化运动,方老积极投入,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我之改良文学观》,深得陈独秀赞赏。由于学养深广,眼界开阔,用功甚勤,方老青年时代的学术研究一路高奏凯歌。他赴日本东京大学进修期间,于1921年、1923年编译出版《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下册。当时学界反响甚佳,30年代已先后再版三次。初次出版80年后,因为该书不仅有“考证史料的功效”,而且对完善我国法律学理论“具有借鉴意义”,又被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收入《中国近代法学译丛》,在2004年4月再版。1932年至1938年,方老在中山大学文学院任国文教授,其间应刘麟生先生之约,撰写了《中国散文概论》《中国文学批评》两部著作,收入刘氏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于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40年代再版。初次出版52年后,应学术界要求,北京三联书店在1986年12月将《中国文学批评》重印出版。资深学者评曰:“此书不以材料胜,而以见解胜,以内行胜。”又过了20年,三联书店再将《中国文学批评》与《中国散文概论》两书合编,于2007年1月重印出版。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著作大浪淘沙,方老这几部书稿却历久弥新,被学界粉丝追捧,真可谓精品力作了。

1954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被并入北京大学,王力、岑麒祥等语言学大师离穗北上,中文系语言课教学力量急需补充。此时方老的研究方向已从文学扩展至经学,先后出版了《春秋三传考证》《左传通论》两部著作。在《中山大学学报》创刊号上发表了《关于屈原〈天问〉》长篇论文。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蜚声海内,假如方老沿着这个方向探索下去,轻车熟路,必定事半功倍。但因为教学需要,他在年近六旬之际迈上一条新路,转攻汉语史研究,以承担古代汉语、训诂学、汉语语音史、广韵研究等新课程的教学任务。方老这种胸怀大局勇于探索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经过多年努力,方老陆续发表了《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略论汉语历史上共同语语音和方音的关系》《跋陈澧〈切韵考〉原稿残卷》等多篇学术论文。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其《尚书今语》等专著。此外,他还在1962年编成《汉语语音史概要》和《广韵韵图》两部书稿。前书以马克思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把传统音韵学与现代语音学融为一炉,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目的、任务、方法、资料及名词术语作出科学解释,简明扼要地论述上古、中古、近古、现代普通话各时代的语音大系和发展趋势,是学习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优良读本。后书将“广韵学”与“等韵学”结合,将中国古代语音学与西方现代语音学结合,编成科学性强、方便查阅的韵图,为继承传统文化,普及语音教育作出贡献。

1961年秋,学校分配一些青年教师当老教授的助手,学习老教师的专长,当时指派我担任方先生的助教,向他学习音韵学。我当时虽已毕业两年,但负责社会工作多,进修业务的时间少,而音韵学著作卷帙浩繁,晦涩难懂。接到任命,心存疑虑,不知我的水平是否配当助手,能否学有所成。拜访方老后,受到热诚接待,经他循循善诱,耐心指点,疑虑全消。方老告诚我为学必须专心致志,先打好基础,不能好高骛远。第一步是读通《广韵》,抄读《广韵》反切,3800多个小韵及其反切用字,一个一个地读,一个一个地抄。然后再精读陈澧《切韵考》。我一年内完成此项作业,整理出《广韵》音节表,并写作论文《略论过去音韵学上一些审音的问题——有关〈切韵〉的“重纽”问题及其他》。所论虽很粗浅,方老却加以肯定。进修的第二步是精读瑞典学者高本汉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运用西方现代语音研究方法分析古音,弄清《切韵》的性质,深入分析《广韵》的声类,写作《从〈颜氏家训·音辞篇〉论〈切韵〉》、《关于〈切韵〉“又音”的类隔》两篇文章。回忆当时,从论文的选题、论证材料的运用、初稿的修改,方老一一指点。通过论文写作,他无私地传授自己的治学经验,引导我步入音韵学的门径。

方老虽才华横溢,在民国时期却经历坎坷,为求得一教席,北上南下,辗转奔波,先后在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东北大学、圣约翰大学任教。1948年方老重返中山大学任教时,兼任吴康教授办的私立文化大学中文系主任。广州解放前夕,吴康决定将文化大学迁往香港,力邀方老随迁,方老谢绝,决心留在广州迎接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山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对方老十分尊重,先后推荐他担任海珠区人大代表和广东省人大代表。1963年冬,我陪同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曾桂友探望方老,为他联系出版《汉语语音史概要》,并祝贺他当选广东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方老感谢党的关怀,风趣地说:“这是‘化腐朽为神奇’。”此话十分幽默,但却是方老的肺腑之言。中文系领导让我当方老助教时也特地交代说,方老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宽广,不但要努力向他学习,还要在生活上关心他。考虑到他年老乏人照顾,学校组织部门与有关单位联系,把他的小女儿从湖北调来广州。对党的信任和领导的关怀,方老感铭在心,以出色的教学科研成绩回报。

方老性格随和宽厚,谨言慎行,谦谦君子也,从不以名望地位骄人。系里决定让他首先招收语音史研究生,他认为培养目标不能太窄,主动邀请汉语方言学教师协助指导。1956年评定教授级别时,方老只被评为三级。据了解,当时校领导说,以方老的资历和学术成就本应被评为二级,但限于指标,暂被评为三级,以后有机会再提。方老处之泰然,并不争辩。1963年,方老被提为二级。

方老住所在文明路旧中山大学校园,平房简陋,但毗邻钟楼,环境清幽,庭园有方老手植的老来红。晨曦初现,方老常在钟楼前打太极。我当助手的那三年,每周都去看望他,一来汇报进修心得,请他解答疑难;二来带去学校发给高级知识分子的香烟、食油等购物券,替他办些生活琐事。每次见面,谈到学术问题,方老往往一语中的,简明扼要,旁及其他,则时发幽默风趣之言。有次我问到论文写作要领,他不假思索答曰:“清真雅正。”又曰:“多读《东莱博议》。”《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一文发表,我向他致贺,他微笑道:“抱残守缺。”偶尔兴起,他会邀我散步到昌兴街吃云吞面。某日,他回校上课,与听课的黄家教老师交谈甚欢,遂力邀黄老师和我乘公共汽车到北园酒家吃午饭。有一回我母亲跌伤脚,他在学校开完会后,执意要我陪他到小港新村看望我母亲。1964年10月,我被派往佛山参加“四清”,告别时方老送我到中山四路宁昌饭店共进晚餐。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宁昌饭店是广州有名的老字号,善制东江盐焗鸡。

我当方老助手仅三年,参加“四清”之后是“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干校。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既打断了我的业务进修,也中断了我与方老的联系。而方老因小女儿被调回湖北荆州,在广州无人照料,只好于1971年办理退休后告别羊城。一别八年,直到1972年我和方老才恢复通讯。方老多次在信中提到要重回广州再执教鞭,并于1973年8月将《汉语语音史概要》和《广韵韵图》两部书稿寄来,委托我联系出版。遗憾的是壮志未酬,他竟于四个月后撒手人寰,从此幽明永隔。聊可告慰方老在天之灵的,是他的两部书稿终于在1979年和1988年先后出版。而我在1984年也重新开设《广韵研究》课,根据方老当年的讲授提纲并汇集我的一些研究资料编成教材,以方老与我联名,于1988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仅以此书表达我对方老无限的敬仰和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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