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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心目中的方苞

姚鼐小时一心在私塾读书,足很少出户,如果不是常到他家的人,一般都不得见。青年姚鼐与方苞老年相接,并世19年。异乡学者见方苞的文章,有的因文而生爱慕,想一睹其容。姚鼐与方苞宗伯(侍郎)是桐城老乡,尤其想见他。遗憾的是,二人一个生活在桐城,一个生活在江宁,无缘见面。

姚鼐书法

 

1749年8月18日,方苞在江宁去世,享年82岁。这一年春,19岁的姚鼐在安庆通过了府试(秀才考试)。第二年,20岁的姚鼐第一次去江宁参加江南乡试,一举登第。60年后,80岁的姚鼐写《望溪先生集外文序》说:“然先生居江宁,鼐居桐城,惟乾隆庚午乡试,一至江宁,未及谒先生。其后遂入都,又数年先生没,遂至今以不见先生为恨矣。”姚鼐年龄大了了,误以为方苞1750年尚在世,而不知方苞当时已去世一年了。

姚鼐小时常听前辈姚范、刘大櫆等谈方苞的故事,在文中偶尔会提到。1774年十月,刑部郎中姚鼐请假归里前,为一起编《四库全书的》的郑大章的已去世14年的哥哥写墓表。姚鼐写道:“昔吾乡方望溪宗伯与兄百川先生至友爱,百川死而宗伯贵。吾乡前辈皆告余:宗伯与人言,一及百川,未尝不流涕也。今大章何以异是?”(《惜抱轩诗文集》,第160-162页)

1790年六月七日,60岁的姚鼐在江宁给弟子陈石士写信,谈到方苞的学问:“震川论文深处,望溪尚未见,此论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但梅崖并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惜抱先生尺牍卷五》,第7-8页)

“震川”即归有光,方苞在谈戴名世的朋友杨三炯的文章时,将归有光与杨三炯等并论,未突出归有光,故姚鼐说方苞没有看到归有光论文的“深处”。姚鼐熟读《史记》,认为方苞读《史记》,只强调“义法”一端,是其不足。另一方面,姚鼐肯定方苞在本朝诸贤中,所得最深。“梅崖”是朱梅崖,字斐瞻,建宁人,著有《梅崖文集》,是陈石士亲戚鲁鸿的老师。在姚鼐看来,朱梅崖的水平远不及方苞了。“不能细受绳墨”,指朱梅崖对文章的理解不精。

1796年7月,久旱的江宁终于下雨,不至大荒了。一个月前患痢病的姚鼐刚好,但脾气未复元,精神疲惫,不能出门,全靠长子持衡在身边照顾。不料七月初三之夜,一个窃贼光顾,偷去摆在家中的250金,叫姚鼐大窘。姚鼐任钟山书院山长,年薪不高,养了一大家人,还有许多迎来送往的应酬。因此,无论给谁写文,都收一点润笔费,以补家用,已是不成文的规矩。近期,弟子郭频伽为常熟一位姓蒋的求写一文字,未有提到润笔费,叫姚鼐很为难。向弟子开口吧,君子不言利,也丢老师的面子,不开口吧,此文写还是不写呢?无奈之下,姚鼐给亲戚马春田(号雨耕)写信,说:“往时望溪宗伯作文,不受人谢,鼐殊愧不能如之,望为语频伽也!”(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藏:《惜抱轩尺牍补编卷二》,第6-7页。)从前,方苞为人写文,不收润笔费,姚鼐因家庭困难,已做不到了。

1805年岁暮,75岁的姚鼐給弟子管同写信,谈到方苞不该推重《古文尚书》:“《古文尚书》之伪,此已是天下定论,望溪虽学者,而其人敦厚而识滞,又似未见阎百诗之《古文疏证》,固执其误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轻弃古文,乃慎重遗经,其理非谬。若生此时,经阎百诗及鼐等考论大明之后,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谬矣!”(海源阁丛书:《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22页。)

姚鼐的意思,《古文尚书》是后人伪托的,方苞是学者,但他老实,见识不敏,似未见到阎百诗写的《古文疏证》,因此固执其误。这是因他尊重古文,不肯轻易否定前人的著作,这么做没有错。但今天,经过阎百诗及姚鼐等人考论大明之后,仍推崇《古文尚书》,就是愚而谬了。

方苞年轻时,写了一组读《尚书》偶笔,推重《古文尚书》。姚鼐说他“识滞”,应该是指方苞年轻时读书不多。当然,阎若璩否定《古文尚书》,学界有争论,换句话说,方苞未必就错。此处不展开。

1809年夏天,79岁的姚鼐给弟子管同写信,谈到时文与古文的区别。姚鼐认为,东汉、六朝的墓志铭及唐人的赠序本是时文,若韩愈来写,就是古文。明代的经义寿序本是时文,若归有光来写,就是古文。作古文的人,不懂经义,是缺陷。他说:“本朝如李安溪,所见不出时文,其评论熙甫,可谓满口乱道也!望溪则胜之矣!然于古文时文界限,犹有未清处。”

姚鼐的意思,安溪人李光地的目光超不出时文,方苞要胜过李光地。但方苞也有不足,因为有“未清处”。在姚鼐看来,区别时文与古文的关键,是懂经义。(海源阁丛书:《惜抱先生尺牍卷四》,第24页)

1810年重阳节,80岁的姚鼐受方苞曾孙之请,写了《望溪先生集外文序》。姚鼐认为,方望溪先生的古文,为清代一百余年文章之冠,这是没有异议的。自己作为方苞同邑弟子,小时诵其文就仰慕他了。

回忆第一次(1750)到江宁,已经60年过去了。方苞的曾孙拿了曾祖的《集外文》给姚鼐看。在姚鼐看来,方苞立言必本义法,文气高古深厚,他写的文章,别人是模仿不了的。姚鼐阅读的《集外文》中文章,诚然出自方苞手笔。方苞的《望溪集》是他亲手删定的,此集恰好是他删去不想存世的。但后世读者阅此芟去之文,也是不可及的了。姚鼐写道:“然仰思先生之芟,宜有知其用意深严而憬然增悟的了。然则其再镌刻附之集后是可以的。至其所以芟之之理,姚鼐浅学,恐妄度未必当先生之意,故不敢遽有论,将以待后有读者自得之了。”(《惜抱轩诗文集》,第267页)

姚鼐的意思,方苞为什么删去这些文章,自己浅学,不敢妄测。但从他给弟子陈石士、管同等人的信看,姚鼐是清楚方苞为什么删去这些文章的,“用意深严而憬然增悟”“待后有读者自得之”,其含义不言自明,即方苞知其所删文字之所短,其实,姚鼐也知其所删文字之所短。但在方苞后人面前,姚鼐说自己“浅学”而回避不谈,是他对家乡先贤的尊重,也是写“序”及做人的礼数。

1811年5月26日,81岁的姚鼐写《跋方望溪先生与鄂张两相国书稿后》。方苞给鄂尔泰、张廷玉两相国写信,谈制准夷之事。姚鼐认为,乾隆年间,平定了准噶尔汗国(蒙古的一部分),不仅是乾隆智勇非常,还有天之保佑。雍正时,准噶尔势力犹完,不能一下子破敌。姚鼐写道:“方望溪宗伯此信,主张严军屯守,抚士蓄力,以待可胜之虏,不要轻举深入,以邀难必之功。未知两相国见此书后,所以入告者何如?而公之忧国忠友之情,则皆可以谓至矣。”(《惜抱轩诗文集》,第286页)方望溪自定文集,未载此信,此信作为手稿,藏在家里。这次,方苞曾孙编曾祖的《集外文》,姚鼐才看到此信。姚鼐认为,此信对于了解方苞的平生风义,是一个重要信件,将来刻方望溪集的人,应该收入此篇。

方苞的信写于1732年(雍正十年)春,内容是谈如何对付准噶尔汗国事宜。该信数千言,不无真知灼见。鄂尔泰相国见到后,将方苞的信摘要转呈给雍正,雍正即派鄂尔泰驰往军前,传谕大将军。1732年12月,鄂尔泰奏请边地屯田事宜五条,其间多采方苞之论,奉诏从之。说明方苞这封信,当年被雍正采纳,对安定边陲发挥了重要作用。

遗憾的是,姚鼐不知道方苞此信当年即被雍正所采纳,故有“未知两相国见此书后,所以入告者何如”之疑问。而对于方苞此信意义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公之忧国忠友之情”了。可告慰的是,方苞此信因姚鼐的推重,已流传于世。

姚鼐对于先贤方苞十分尊敬,言必称宗伯、先生,而为方苞遗文写序,必称同里后学。在姚鼐心目中,方苞是一个讲孝悌的人,一个为文不收费的人,一个忧国忠友、义行可风的人。他的古文,为清代一百年文章之冠。可见,在当朝文人中,方苞是姚鼐雅重之第一人,也是姚鼐一生想见而未见之人。姚鼐很少称自己“浅学”,在谈方苞文章时如此自谦,是个例外。

另一方面,姚鼐晚年在给弟子和友人的书信中,对方苞论归有光、《古文尚书》《汉书》等学术观点,坦言自己的不同意见,叫人想到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也叫人想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对蔡元培“影射”派的批评。即便如此,姚鼐对于方苞的批评,是私下的,是包容的,是含蓄委婉的,并不影响方苞古文在清朝第一的地位。

方苞讲古文义法,遂有司马迁、韩愈、归有光等一线下牵。他精于礼学,恭自践行,学以致用,为国建言,自有其桐城派开山祖地位。姚鼐博学多才,因人施教,将方苞古文义法发扬光大。他对方苞的评点,是大师对大师的评点,让人既感受到清代大师尊敬先哲的高风,又能感受其追求真理、穷通学理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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