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诋诃桐城派古文，往往把它跟时文(八股文)相联系。此说有它一定的根据，但缺乏全面分析，因而看到了一面，却忽视了另一面。就古文与时文的关系来说，唐宋古文对明清时文产生过影响，明人孙矿曾自己承认：“至二十五岁，始知爱欧阳文。二十六岁而熟读《韩非子》，手节录之，以资举业。”(《孙月峰集》卷九《与余君房论文书》)桐城派的方苞也主张学者切究于唐宋八家，“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古文约选序》)著名的时文家如唐顺之、归有光、艾南英、方苞，正是因为于古文有湛深的造诣，所以时文的成就也超出于辈流。而时文又转而影响了明清的古文，公安派的袁宏道在《与友人论时文书》(《袁中郎全集》卷二十一)中，就曾为时文张目，认为“卑今之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因此，明清古文理论家，有时不免用写作时文的一套理论来处理古文，写作上有的也不免沾上一些时文的气息。但是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却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古文影响时文，所以提高时文的水准；而时文影响古文，则是降低古文的品格。其实，就时文所受的影响而言，古文的影响固属重要，而四六以骈偶为文，无宁说是对时文更有直接的影响。而且不仅是四六，明代的传奇也曾对时文产生过影响，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所举黄君辅因汤显祖授以《牡丹亭》而悟到“‘先生教我文章变化在于是矣。……先生填词之奇如此也，其举业亦如此矣。’由是文思泉涌，挥毫数纸，以呈先生。先生喜曰：‘汝文成矣。……’趣归就试，遂捷秋场，称吉州名士。”可以证明时文所受影响，并不是单一的。影响不能改变不同文体的特性，古文自是古文，时文自是时文，尽管写作上有时会相互沾上一些气息，但写法毕竟殊异。何况这种影响，也不是清代桐城文派盛极一时以后才发生。

谓桐城派以时文为古文的说法，不始于今，清人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三《与友人书》里引方苞同时人王若霖的话，说“灵皋(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近人持论，不出这个范围。而桐城派古文之所以被认为时文的变种，其原因如评论家所述，不外如下三点：

第一，桐城派初祖方苞和桐城派所宗尚的明人归有光，都是时文名家。

第二，方东树《书归震川史记圈点评例后》：“近世有肤受颛固僻土，自诩名流，矜其大雅，谓圈点抹识批评沿于时文伧气，丑而非之。”意谓归、方评点《史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所采用的评点，有类于时文选本的做法。

第三，掎摭方、刘、姚论文语中三数语以为说，如刘大櫆《海峰时文论》曾说： “谈古文者多蔑视时文，不知此亦可为古文中之一体。”姚鼐《惜抱轩稿序》曾谓读正德、嘉靖间人时文以后，“乃见初立经义(时文)本体，与荆川、震川所以为文章之旨，恍然曰：是亦古文耳，岂二道哉!”《陶山四书文序》说：“使为经义者能如唐应德、归熙甫之才，则其文即古文。”《停云堂遗文序》说：“即今之文体(指时文)而通乎古作者文章绝盛之境。”

其实，这三个论据，只能说明问题的一面。明清两代著名文人，谁不曾在时文中翻过斛斗以通过科举这道关，何止古文家是如此。方苞固然是时文名家，刘大櫆、姚鼐却不曾以时文能手著称。事实上，桐城古文家的创作实践，与时文是有鸿沟之殊的。此其一.

关于评点问题，章学诚在《古文十弊》中曾说：“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评选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其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塾师讲授四书文义，谓之时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为初学示法，亦自不得不然，无庸责之。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这当然是有见地的。但就评点来说，还应该分别对待。首先，评点并非始于时文家。唐人刘蜕《文泉子集》卷三《文冢铭》里，已有“朱墨圈”之谓。南宋人如罗椅的《精选陆放翁诗集》、刘辰翁的评《王右丞集》(以上二种《四部丛刊》初编有影印本)、《王荆公诗集》(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方回的《瀛奎律髓》等，或施圈点，或评点兼施，都是在明人评选时文以前就有了。因此，古人施评点，不一定就与时文有联系。

复次，桐城派评点古文与评点时文的方法并不相同，围棋谱不应该混淆作象棋谱。如明人茅坤《唐宋八家文钞》那样彩色圈点，用评时文的手眼评点古文的是一种类型，这诚如章氏之所讥。至于如归、方评点《史记》，只是要言启示，已与茅评殊科，方氏《书货殖传后》就以为《左氏》《韩子》之义法“显然可寻”，而《太史公》“则于其言之杂乱而无章者寓焉”，这所谓杂乱而无章之法，显然不同于时文评点家所谓承接开阖之法。姚鼐选《古文辞类篓》，虽然有圈有评，但鉴别精，品藻当，下语简，旨在启发人意，和评选时文的蹊径也不相同。再次，就是这种不同于时文的圈点，姚鼐晚年已不自足。有圈点的《古文辞类篓》，乃是姚氏门人康绍镛所刊的初刻本，后来吴启昌重刻，就已按照姚氏晚年意指，删去圈点。后期桐城古文家吴汝纶《与李赞臣书》曾说明“康刻乃未定之书，独吴氏此刻，为姚公晚年定本。姚公即世，管异之、梅伯言之徒校刊此书，其于康本，实有雅郑之别。”所谓“雅郑之别”，就是指一存圈点，一已删去。汝纶之师桐城派别支的曾国藩，虽然在所选《古文四象》的手定本中“有圈点，有评议”(吴汝纶《记古文四象后》)，在《十八家诗钞》中不废圈点，评论朋辈古文，也“施批点”(见曾国藩《与刘霞仙书》)，但他对圈点已经有所非议，见于他的《谢子湘文集序》《经史百家简编序》《再书震川文集后》中。而清末桐城派最后一位名家马其昶在《古文辞类纂标注序》中，又明确指出：“文章之见，随所触感，各肖其性识才学以出，其深浅高下不同之致，奚啻九级之台乎?”“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语以评议古人至精深奥赜之文乎?此姚氏之所慎也。”桐城派古文家自己的看法如此，(当然另有重视评点的方东树一派)而文论家转以此诟病桐城古文，目为与时文沆瀣一气，未免过当。此其二。

刘、姚诸人虽然有古文时文可以相通的说法，但方苞诸人却还有与此相反的说法。《望溪先生文集》卷七《赠淳安文方朝序》说：“古文之学，每数百年而一兴，唐宋所传诸家是也。汉之东，宋之南，其学者专为训诂，故义理明，而文章则不能兼胜焉。而其尤衰，则在有明之世。盖唐宋之学者，虽逐于诗赋论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旦去为古文，而力犹可借也。明之世，一于五经四子之书，其号则正矣，而人占一经，自少而壮，英华果锐之气，皆敝于时文，而后用其余以涉于古，则其不能自树立也宜矣。”《望溪先生集外文》卷五《与熊艺成书》《与章泰占书》也都深切地致慨于时文是“章句无补之学”，而力劝他的友朋后进与时文决绝。《与章泰占书》说：“使能绝意于时文，以从所当务(指用力于古文)，虽古人不难至。”后来桐城派的古文家吕璜所纂吴仲伦(二人都不是桐城人，而是桐城派作家)《初月楼古文绪论》，更明确地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时文与古文，界线划得很清楚。如果说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一脉相通，那么，致力于时文，正可以使古文写得好，“虽古人不难至”，何至说是因此“不能自树立”，更何至说是“非古文也”。此其三。

此外，又有一种说法，谓桐城派文论家言声与色是本于时文。此说也可商榷。中唐时代还没有八股，韩愈《答李翊书》已有“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的话；北宋时代也没有八股，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韩愈古文已有“渊然之光，苍然之色”，评李翱古文有“其光油然而幽”的话了。摭拾古人的片词只语以就己说，其论断是难免于偏而不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