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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平谷老城的“仁义胡同”与“桐城六尺巷”

  京东平谷老城,有条仁义胡同。

  相传明朝时,金尚书、倪尚书的亲戚住这里,两家只一墙之隔。一年夏天大雨,泡倒了院墙。修墙时两家因墙基发生争执,各不相让,就都想到了京城做官的亲戚,各自修书,请为自己撑腰。二位尚书接到书信,便马上回复,不曾想内容竟然一样:

  百里捎书为堵墙,让他一墙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两家人见信都觉十分惭愧,主动道歉,握手和好。修墙时,各自主动让出一墙之地,于是形成这条五尺宽的胡同,行走至今。而邻里见状,无不称赞,从此把这条胡同叫仁义胡同,其礼让行为,一直仁义着乡里。

  这则故事不知口口相传多少年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地方征集整理民间集成,就收录了这个故事。前不久,我从这条胡同走过,见大多是近年才盖的砖瓦房,只有最后一座,显得很陈旧,不但有前院,还有一不甚宽绰的后院,两层很大的青石垒砌后墙基础,墙上竖嵌一方小碑,镌刻楷书“泰山石敢当”字样。胡同里,散落着一些大小条石等物。从这些遗物遗迹看,这里过去一定住着大户人家,世事沧桑,大概早面目全非了。当我问及胡同旁纳凉者:哪是仁义胡同?一中年妇女起初一愣,后随手一指:就那个,我家婆婆在时跟我叨咕过,说早先没有胡同,是两家让出来的。

  我慢慢走进胡同里。胡同不是很深,可两边不是两家,起码几十家了,每家门前钉一红色门牌,写着“北门街”。胡同仅四五尺宽窄,怎么叫街了呢?我朝北望去,一较为宽阔的街道,不远处,就是老县城北门。街与胡同贯通一起,名字也随口“贯通”了。

  想平谷西汉初年置县,老城原为土城,于明成化年间始修砖城,并建四门。北门称“威远门”,至今北门楼上的巨大匾额还在。而北门外有倪光荐墓,旧有石人石马,最近发现一尊文官像,已运至文物部门保护。翻开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对倪光荐多有记述:嘉靖丙辰进士,官至工部尚书,万历十四年八月卒于官。神宗(万历皇帝)悼伤,特赠太子少保。两次遣官谕祭:“惟尔性资端重,志行雅淳,奋迹循良,蜚声谏议。荐跻九列,历事三朝。”“惟尔素持廉慎,荐历清华。守身之义不渝,纳言之司克称。”“轸念往劳,载颁谕祭。”可谓三朝元老,深受皇恩,而身后礼遇优隆了。

  因此,“仁义胡同”所说倪尚书,无疑就是倪光荐。与倪尚书前后也在朝里为官的平谷人有金纯、金濂,倪、金二家至今尚有后代生活于区内。

  就在我写此文时,见有文谈“六尺巷”。说安徽桐城有一长百余米宽两米的小巷,名“六尺巷”。桐城,清代“桐城派”文学发源地,以“文以载道”为主旨,号称“文都”。在康熙四十年,这里发生一邻里纠纷。《桐城县志略》等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所谓张文端公,即张英,清代名臣,桐城人。官累至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等。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是高官显贵人家!谁知张公并不以势欺人,而是劝自家退让,成为美谈。

  两则故事,流传一在北方,一在南方,都是讲要谦逊礼让,与人为善,与邻为善。这种传统美德,当今很值得继续提倡和发扬。谦逊礼让友善,其实就是一种和谐。如果能够上下和谐,邻里和谐,何愁国家社会不和谐!而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曾巧妙引用这后半首诗,意在谈中苏关系,也就是希望国与国间的“和谐”了。

  这两则故事如出一辙,大同小异,仅个别词句稍有变化而已。谁又是故事初始流传地?各在一方流传已久,恐怕很难说清了。我想也就无须说了,没见前人已做出“礼让”楷模,今人何不效而一仿?

  (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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